【大纪元7月27日讯】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政权之后，为巩固其窃来的政权，开展了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如：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对其所谓的“敌人”残酷镇压，大肆杀掠。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他虽知政治上的敌对势力，已被摧垮，但认为从“旧社会”转过来的一大批知识份子，是绝不可忽视和令人担忧的潜在危险。整肃知识份子，改造知识份子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共的一贯手法，就是耍流氓。一方面是用统战方式，把一大批知识份子的上层人物笼络下来，许以高官厚禄，委以要职，如部长、省长或人大或政协主席委员等职位。另一方面，采取斗争方式狠狠批判，残酷迫害。这就出现了批武训、反胡风等运动，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各个领域，严厉的批判和残酷的迫害，使大多数的知识份子人人胆寒、个个俯首。从此，民主自由消声，马列邪恶主义充塞知识界。即便这样，毛泽东仍感整肃的不彻底，他对于那些被统战的知识份子仍不放心，因为这些人威望高、影响大，对共产邪党仍是很大威胁，毛不愿有“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出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进一步耍流氓，抛出了所谓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蛊惑大家，蒙蔽欺骗，来调动知识份子，打破当时那种万马齐暗的局面，以鸣放的形式，以帮党正风为借口，使广大知识份子跌入其圈套中，达到其所谓“引蛇出洞”的目的。此一劫，百万无辜知识份子被打成了右派，蒙受了多年的不白之冤，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残酷迫害。有些人被打成右派后，不堪屈辱，以死抗争，有些人被迫害得身体伤残，甚至失去生命，不少家庭由此而支离破碎，许多家属遭到株连，许多子女受到虐待。这场灾难，彻底摧垮了大陆整个知识界，使邪党再无任何顾忌，从此更加肆无忌惮的推行其独裁暴政。
当时年轻的我经历了这场运动，我这里就说说我熟知的几个人是怎样被中共划为所谓的右派的。我们从中可看到中共以各种运动为手段，实为刷新、增加人们的恐惧，达到巩固其政权目的。而老百姓在此中所遭受的痛苦，家庭的悲欢离合，向来就不是中共所关心的。
一、风雨欲来前的大鸣大放
五七年反右运动时，我正在县府办公室工作，那时，除了农业局、商业局、粮食局、水利局四个大局没有在县府大院内办公外，其余的各科局室，都在一个大院内办公，当时人员配备也没有现在那么庞大，整个也就是一百人左右，领导层大都来自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其余新招收来的，一部分是由土改翻身队员中选拔出来的（就是从土改中吸收为土改队员参加土改工作的），另一部分是地区干校招收的学生，经过短期培训后分来的，干部整体文化素质都很低，大专文化的屈指可数、寥寥无几，中等文化的较多，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民，近如文盲。
在反右前的鸣放中，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就不像文化知识人那样，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有主见，中了共产党的圈套以后，敢于直言不讳，大鸣大放，要帮共产党整风。我们这就鸣放不起来，在学习中，只是读读报纸上的鸣放文章，然后谈认识，谈体会，每个人的发言，都被一一记录在册。一些思想稍谨慎的人，少发言或不发言，当然对这部分人，往往是受到批评多，说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等等。对发言积极的会受到鼓励和表扬。
经过一段学习和鸣放之后，大约在十月份，机关里正式开始批斗右派分子。在这之前，谁都没有思想准备，谁也没有想到在我们这些人中，居然也会有右派，当然，那些反右的领导核心层早已作好准备，磨刀霍霍的。
记得斗右开始的第一天，大家还是和往常去参加学习那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步入会场，当每个人一走入会场，就感到和往日学习会不一样，大家都很好奇的发现，在主席台墙角边，竖着一声纸糊的芦席板，板背面对着群众，谁也不知道板那面是什么，坐在主席桌中央的，不是县领导和办公室主任，或秘书（平常都是主任或秘书领导大家学习的），而是团支部书记。人到齐后，团支书站了起来，宣读了几条开会纪律，然后宣布反右派批斗大会开始，同时把芦席纸板翻过来，这时大家才看清是“打倒右派分子某某某”，并在名字的每个字上划上红叉，会场顿时紧张起来，鸦雀无声，人人都愕然，谁也没想到他竟是要被打倒的右派。
“将右派分子某某某压上台来！”随着话音一落，早已候在某某某两旁的两个积极分子，一人挟一手臂，将某某某拉到台边，命令其低头站好，然后将早已准备好的写有“打倒右派分子某某某”的纸牌，挂在他的胸前，随即有揭发人上台，进行批斗，由此揭开了政府机关斗争右派的序幕。在这段批斗期间，人人思想紧张，个个提心吊胆，不知斗了这个，下一个又是何人？会不会就是自己，很多人因此睡不安寝、食不知味，惶惶不可终日。
经过了将近半个月的揭发批斗，整个大院内共揪出了右派分子七人，那么这些人是怎么被划成右派的呢？在批斗之前，在机关党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反右斗争的核心层，核心层的成员，可以说是党员中的骨干的骨干，就由他们来决定谁是右派，这些人手中有权之后，有人公报私仇，有人嫉妒他人，带着个人成见，胡作非为，对他人进行陷害打击。
二、他们是这样被打成右派
１、年轻有为遭南下干部嫉妒
副局长宋某是一位资历不深的年轻干部，刚被提拨到领导班子不久，但他有着一股年轻人的干劲，工作十分积极，也很正派，和全局人员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大家都很愿意和他接触，而局长却是一位南下干部，资历较老，年岁也较大，平日一副严肃的面孔，一股正经的样子，局里干部对他都有些畏惧，避而远之，不愿与他接触。另外副局长为了照顾老局长，对局里的工作总是揽着干。这一来，局长不但对副局长心存了嫉妒，还担心自己的位子被宋抢了。他是核心层的成员，故在摸底会上，就把副局长报上了右派。
在批斗会前夕，局长亲自找局里干部进行谈话，作了具体安排，要求大家在批斗会上，狠揭猛批，要无事找出事来，小事说成大事，要大家必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同时，还以一种威胁的口气说，这是对每一个人的考验，也关系各自的前途和命运。根据局长的谈话，大家无不搜肠刮肚的准备揭批材料。有一个叫小张的，他根据局长所提出的所谓无事找出事来，他便从一个政治笑话中，胡诌了一个所谓的揭批材料。政治笑话是说有个人洗衣服，有人问他，衣服哪里最脏，他不加思索的回答说：领、袖最脏。自此以后，“领袖最脏”这话就广泛传开。但后来传到了中央去了，要追查说“领导最脏”的反革命份子，但由于是广泛流传的，谁也不知道其来源，不过以后就谁也不敢再拿来当笑料了。可小张从这中得到了启发，在批斗会上，揭发副局长曾说“最高层不好”，这是在攻击党和反对党中央。他说有一次问宋副局长，住楼房哪层好，副局长说最高层不好，上下楼不方便，又热又迎风。“最高层？什么是最高层？那不就是中央那一级么？这不是恶毒攻击的右派言论么？”接着老王也上台揭发，说副局长在一次工作总结会上，没有把社会福利工作做好，现在社会上叫化子，越来越多，农村孤寡老人也没人管，说：“你是以工作总结为名，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实，我们党历来最关心群众疾苦，你偏说老人没人管，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无此优越性，你说叫化子多，你这是给党脸上抹黑，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是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经过这样一番煞有介事的批斗，副局长有口也不能辩，只能低头认罪。干部们的政治任务算是完成了，只是苦了这位副局长，帽子一戴就是20年，受尽了凌辱、歧视和迫害。
２、出身不好的知识份子最终含冤而去
陈站长是我们大院的唯一的一个大学生，47年毕业于某农业大学，后来分配在省农科院做研究工作，49年政变之后，农科院无形中解散了，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50年下半年，地区办短期的农训班，培训农技干部，陈便被招进了农训班学习了三个月，结业以后，分来了县，因为他具备大学资历，又懂农业技术，故县在组建农技站时，他就被任命为站长。陈站长在我县可算是一位高级知识份子，反右运动中，出身不好，又在国民党农科院工作过，由于这些条件，便成了一个特定的右派，批斗虽然是走过场，但也还是有很多条：什么地主孝子贤孙、旧职人员、反动技术权威、技术挂帅不讲政治、不要党的领导、凌驾于党之上（指讨论农业生产时，往往强调个人意见），诸如此类，言之无物，无限上纲，经过一番批斗，陈站长就成了我县的大右派。因为他有技术，而县领导班子，对农业生产都是门外汉，因此在农业生产上，还真的少不了这个大右派，因而未把他送去劳改，留在机关交群众监管，带罪工作，只是不再当站长了。当然留在机关比去农场劳动就好了许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他还是逃不过这个厄运，红卫兵天天揪着他批斗，在反右时，还只是文斗，但在文革时，就是武斗了，红卫兵大打出手，要他跪玻璃渣、碎石块，挟飞机（一种武斗方式），对他拳脚相加，让他挂牌打锣游街。那时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身体本就虚弱，那经得起如此折腾，故在一天夜晚，就在自家自杀了。家里人不敢说自杀，自杀是要罪上加罪，更会连累家属、祸及子女，便谎称心脏病突发而死。反正人已死了，也就没人过多的去研究其死因了。
３、不谙世故、“污蔑”工农干部
小陈是计委会的一个最年轻的干部，二十岁尚未出头，是由商校分来作统计工作的，因为年纪轻，又是刚从学校步入社会，天真幼稚、不谙世故，总是嘻嘻哈哈的，不分场合，不分长幼，不分上下级，总爱开开玩笑，以此为乐。计委主任是位南下干部，工农出身，没有文化，虽说是计委领导，却只会政治，不懂业务，所以实际工作都是由别人做好，由他点头拍板，盖章而已。
有一次月报，大家把汇总的报表，呈交他审查上报，计委主任看都未看，就在表上盖章，这位小陈，不知天高地厚，当着全室干部，竟开玩笑说：“我们主任，真算得上是位盖章主任。”他这个玩笑，虽引起全室的人发笑，但却让主任很难堪，就因为如此，他就成了一个极右份子，因为“中共”在颁布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其中有一条就是“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者”。当然主任既是工农干部，又是革命领导，就凭这，小陈就糊里糊涂的成了右派，而且还是极右，被送到省劳改队改造。自此之后，小陈就从未回来过，也无人去关心他后来的情况。
４、未与上级保持一致遭打击报复
薛站长原本是反右斗争核心层的成员之一，在揭批斗争会上，他都是一个积极批斗别人的人。在反右一个阶段，大约是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县委在审查各地已报来的右派分子名单和人数时，觉得超过指标太少，特别是县委机关，还没有达到指标人数要求，县委为了要多超过指标，作为自身的功绩，还必须要增划几个右派。而且县委是领导机关，就更应该带个好头，因而就想在县委直属机关里，再增添一、两个右派，那时广播站是属县宣传部直接领导的，但因为编制人员较少，一个右派也没有划，恰好宣传部长和薛站长的关系不大好，平时宣传部有些要求，薛站长总是不那么俯首贴耳，总闹些别扭的，宣传部长为了报复打击，就把薛站长第一个补报上来，既然是部长亲自点的名，薛站长就成了一个漏划的右派分子，在县大礼堂，召开了人数更多的批斗会，这位斗右的积极者，作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也成了右派。
反右斗争结束后，机关紧接着搞了一次干部学习会，主要是总结反右斗争的经验与成绩，表扬了一些站在斗争最前列的积极分子，批评一些不积极的人。当时在会上还指名道姓的提出几个人，说这次虽没把他们划成右派，但这是组织上的宽大，个人对自己的右派言行，应在会上作深刻检查，同时还要交出书面检讨。点名中也有我的名字，我也就只得照办，除了作检讨发言外，还交了一份检讨书，总算是老天爷对我的照顾，在这场残酷的反右斗争中，我幸运的打了个擦边球，只擦了一下边而已，幸运的逃过了这场浩劫，又过了一个难过的关。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四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