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7日讯】卢雪松老师停课事件是专制与民主在基层单位的短兵相接，它使我们看到专制势力如何压制和扑杀民主力量的成长。这一事件的典型意义在于，它反映了宏观社会基本矛盾的整体态势，通过停课与反停课较量可以看到后极权社会若干征象，因而是值得关注的。
（一）
据卢老师陈述，她对课程的教学内容、授课方式和辅助手段都作了精心安排。她讲授的《传播学》，一章名“自由”，一章名“正义”。她选择的辅助手段是《寻找林昭的灵魂》。她不满意填鸭式灌输，不满意迷恋整齐划一，不满意恐惧生动活泼。她要锻练学生清醒的心智，激发学生创造的激情，鼓励学生思维的解放和性灵的绽放。可见，卢老师有一个自己创造的活跃的小天地。若问：这样的“自由”是怎么得到的？恐怕就得费点心思考虑了。
我们曾经生活于极权社会。那时，实施意识控制，强制思想改造，杜绝异议，“最高指示”是每个人的行动指南，早请示晚汇报是每天必做的功课；专政职能镇守知识界，直接伸入大众的私人交往与家庭关系。这样的严酷统治最后延伸到社会上层，使他们从被专政的痛苦中醒悟到，如不刹车，社会将被颠覆，因而逐步放松意识控制，过去的洗脑文化逐渐被假大空文化取代，过去的官方文化逐渐被商业性文化取代。鉴于党的教义丧失权威，社会信仰危机严重，因而将教义淡化，普遍推行实利原则，引导社会追求现实利益。这就是后极权社会。极权社会与后极权社会尽管在总格局中均不失极权本质，但程度上、方式上却有明显区别。两者在意识控制方面的不同，凸现了集权力度衰微和统一性要求减弱的趋势。正是这种对社会控制的调整，对意识控制的放松，使民主自由有了滋长空隙。《寻找林昭的灵魂》就是通过这样的空隙得以半公开存在，广东中山大学也因这一空隙得以在小范围放映此片，这是民主力量争取到的生存空间。卢老师争取的小小“自由”也应作如是观。这种生存空间只是专制势力与民主力量相互斗争中达成的暂时性的、不稳定的妥协。它随时可因专制势力增强而收缩或因民主力量成长而扩大。这种不平衡状态将贯穿后极权社会始末。
在为卢老师辩护中，很多人指责吉林艺院有关领导侵犯教师应有的讲授权，认为有关林昭记录片的不同评价可以共同探讨，不应作为惩罚的理由，这涉及言论自由，这项基本人权应得到保障。也有人指出，学院领导对卢老师的处分是扮演着中世纪宗教裁判的角色，是恢复了反右／文革的迫害狂。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必要的。声张民主自由的正义性，揭示专制制度的野蛮性，让这些观念逐渐被大众理解和接受，是以民主取代专制的重要条件。这一特点也将贯穿后极权社会始末。
黄海涛先生在《卢雪松事件中的个人维度》一文中，根据自己在讲课中以西方裸体影片和纳粹影片为辅助教材的实例，强调大学教育要多元化，认为如此才有学术自由的保障和言论空间的拓展。他还提到，攻读比较文学应懂得拉甚迪的《撒旦诗篇》，但在中国大陆就无缘拜读，台湾则中英文版俱全，向所有读者开放。作了这种比较后，他提出：“应该从尊重个体出发进行制度设计，重新思考和论证当下教学和学术讨论的相关规则，保障教师和学生双方的权益。”显然，这种意见把停课事件的讨论推向深层，以个人维度迸行制度设计的思维将一般民主理念提升到自由主义高度。这一分析说明，民主是可贵的，但只有民主是不够的，必须有自由主义贯彻其中才能使民主走向合理的规范。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吁请吉林艺院领导不要再制造一个“有害的前例”。此话显然是针对此前北大曾发生焦国标老师停课事件而言。不久前因招考研究生条件不合理，贺教授公开拒绝承担培养研究生任务，他认为在涉及为国家培养科学人才的百年大计问题上不能随声附和。在《我为什么停招硕士生》的答记者问中，他坦言：教授就是大学的主人，相关的管理、学术制度设计、学术政策制定，都必须以教授们的整体意志为转移。他的目标是“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他直言：“大学不应当变成听命于外部权力的一种群体或一种机构。”尽管贺教授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大胆直陈己见。他的见解为这次停课事件讨论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使大学的理想前景呈现眼前。
黄、贺两位老师的言论尖锐、泼辣却又诚恳、理性。这种言论在极权社会必然作为“毒草”而遭残酷镇压，即使到后极权社会也会被视为“精神污染”、“自由化”而遭打击，只不过因高层开明派的抵制而使打击收敛，这就是后极权社会在意识控制方面的退缩。这样，民主力量就争取到更大空间宣扬自己对社会某方面的制度设计，鼓吹民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只要持之以恒地奋斗下去，就会出现政治制度（或称政治改革）方面的制度设计，用全面进行民主改造的理想方案对抗专制制度祸国殃民的实质。没有这样一场大是大非的呐喊，是非总在朦胧之中不见分晓，以民主代替专制的任务在社会认知上会遇到极大阻碍。所以，宣扬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是后极权社会民主力量面临的战略性任务。
在讨论中，很多人对卢老师停课的“非程序”处理提出质疑，进行谴责。“非程序”是指没有必要的认证、质询、申辩过程，没有必不可少的法律和规则依据，处分的宣布是独裁式的。这一指责的实质是：否认权力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要求事件的处理过程贯彻一定的民主原则，承认现有法律和规则是必须遵守的准则。以法律为准绳是这种意见的突出特点。因此，人们纷纷指出《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劳动法》乃至《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等都是应当遵循的公理。它说明，极权社会的无法无天转变为后极权社会标榜的“以法治国”，这种环境给了民主力量以机会，从中争取有利于民主力量的生存机遇。这种合法斗争方式在后极权社会，将是常用的，风险性较小的，然而成果是有限的。
张星水先生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具有突破性。他不囿于“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包括认可专制权力合法性的标准，而是展示了民主法治社会以保障人权为基本出发点的立法原则。在《只向真理低头──评卢雪松事件》中，他举出1984年美国某公民焚烧国旗案，国会和 49个州的有关规定都认为应受刑事处罚，但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保护“言论和表达自由权”的规定，认为政府不得强迫国民对国旗表示尊重。被告焚烧国旗的“象征性言论”不属于诽谤、挑衅或淫秽等非保护类型，因之应受保护，被告被无罪释放。他还举出“猴子与上帝之争”一案：1925年田纳西州立法，禁止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因为它亵渎《圣经》关于神创造人的原理。后来一教师讲授进化论而违犯《反进化论法》，被判有罪。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高法认为被告行为属信仰和言论自由问题，不应受宗教精神控制，因而宣告被告无罪。1968年高法更明确“政教分离”为宪政原则，地方再禁止讲授进化论属违宪行为。作者通过上述案例说明，在民主法治社会，民主以法的形式确立，依法办事就是依民主原则办事，同时，立法必须以民主精神为中轴，以天赋人权为标准。这样，民主借助法而推行，法则规范民主而使社会有序发展。法与民主是和谐的共同体。对中国大陆来说，这当然只是远景。后极权社会虽然也提出“以法治国”，在不涉及专制利益的公共领域固然可以秉公立法，一旦涉及专制利益必然出现偏执。结果则是名义上“以法治国”，实际上还是“以党治国”，党大与法大的争执，实际还是党大，所以，揭露这种以现代文明为幌子，抱着腐朽、落后制度不放的当代专制主义，也是民主力量在后极权社会面临的战略性任务。
（二）
停课事件的主使者是如何操作的？这是不应忽略的，因为它关系到事件的另一面，而且是主导方面。
两位主使者：党委书记与总支书记。据悉，党委书记曾在国家行政学院1995年第7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4个月，曾任吉林大学党委组织部长。总支书记 1990年毕业于艺院音乐系，曾任艺院团委书记。这两位政工干部看来一直从事党的工作，没有专职教师经历。估计他们从不过问教师讲课内容，因此，这次扯出 “林昭”会使他们吃惊。总支书记向卢老师是这祥宣布的：你在课堂上使用《寻找林昭的灵魂》等，不符合中央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书面决议，不符合教育部对高等学校教师授课的要求，我们不认可。可是，中央专门就某一政治运动或专门就所有政治运动作的书面决议是不存在的。同样，如果不把林昭影片看作“自由化”，也就找不到与教育部文件或指示相迕之处。就是这样的政策水平，就是这样的文化水平，居然以权威姿态，面对一位聪明睿智、灵魂优美、非常专业又热爱学生的女士，大言不惭地宣布：我们不认可。高等学府教师的命运竟掌握在这样一位具有红卫兵特征的文化盲手中，令人不禁悲从中来。不要以为这只是基层单位一次脱轨行为，不！追溯历史就可知道，这种行为有其长久传统。“知识越多越反动”是这种行为的指导原则。权力者明白，掌握知识的人可以看穿专制的腐朽性和非法性，这是专制者最害怕的，所以就把不信奉正统观念、批评正统观念、对正统观念持异议的“知识”与“反动”联结起来，这样的“知识”越多自然越反动，知识份子也就成了 “反动”代表，对知识份子的敌对意识也就由此产生。“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信条作为传统意识，一直弥漫在权力者队伍中，魂兮不散。不久前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 “反自由化”任务，接下来是收紧舆论控制，加强意识监督，加大查禁书刊力度，封堵敏感人士言论，强化对异议人士镇压，放出鹰犬渗透于民主力量──这一切表明“知识越多越反动”仍然是主导意识。吉林艺术学院停课事件不过是整个“反自由化”形势的缩影罢了。
主使者一开始就把卢老师置于敌对位置，视为听候侦察和处理的对象，不听取申诉，不与之对证，突然宣布停课，这种暗箱操作和突然袭击手法再现了过去肃反运动的基本程式。两位主使者都没有亲自搞运动的经历，却能像搞运动的老手那么入道，说明他们特有的一种思维异常强烈，即“阶级斗争”观念。任何人、任何事都能以阶级分析方法过滤，任何时候、任何场面都不忘识别阶级斗争的动向，这是对党化教育特别入门的结果。即以事情发生后逐一找学生谈话为例，这时，他们按照阶级斗争思维惯例，对所谓“左派”学生意见容易吸纳，对所谓“右派”学生意见容易排斥，视听能力在特有观念支配下产生的这种选择功能使他们偏向“左派”学生而得出不应以该片作教材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就错了，如果以此为据在教研组展开学术讨论以别是非还不失为上策。偏偏是主使者的阶级斗争观念又将他们导向林昭反专制、反特权是“自由化”表现的认识，而“自由化”是敌对阶级意识，这就把他们的判断推向极端。特别是如果他们知道林昭是以精神失常名义平反的，就更加使他们认定用林昭影片作教材是政治性错误的结论。主使者判断事物的思维过程大体上应是如此。不错，“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决策早已取消，但阶级斗争观念仍然依附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得以绵延。脱离四项原则中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企图被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把它比作1957年右派那样“杀气腾腾”。这样的阶级斗争原则与 “改革开放”并列为同等重要的两个基本点。现在改革已停滞或在小步徘徊，因而“反自由化”的阶级斗争就显得较为突出。这方面，当局的攻势正在加强。停课处罚是这种攻势的一则事例。不过，不能像极权社会那样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口诛笔伐、夜以继日了，后极权社会已丧失这种能量。施以停课处罚却不出具文字凭证，正如中央查禁书刊只以电话通知而不留文件依据，反映了对所从事工作缺乏信心。连掌权者都缺乏信心，这不是走向末日的征兆么？不过，还要看到事件的另面：吉林艺院两位主使者是权力结构的神经末梢，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他们为查处这一事件积极奔走是后极权社会的活力所在。这样的神经末梢还在向神经中枢输送信息，支撑它的指挥。只有当执政者信心的消失像冲击波一样由下而上肆意扫荡，乃至地方不服中央，下级拒从上级，纷纷敷衍了事，暗自寻求退路，中央派系决裂，决策一筹莫展，那时才是末日不远。
两位主使者以为手中握有王牌而有恃无恐。这张牌就是学生密告卢老师与一女生私下交流的敏感内容。估计主使者对海外有关动态已有所闻，加以严肃的“保先”活动正逐层进行，他们会感到这类问题的严重性。很可能在宣布停课前，已请示上级党委，如传闻所说，决定呈报市公安局备案。如此才有党委书记对卢老师宣布停课外还要进一步处理。此时，卢老师想：“下一步我将面临什么我并不知道。总之会有险恶相伴。当我看着我熟睡中可爱的十五个月的宝宝，我竟想到了最坏的可能。我想要坚持的是什么呢？无非是生命的召唤：真实、纯洁、自由、善良、爱，那些我相信几乎是生命的最初样态。”这时，一种莫名的悲愤从她心中涌起：“一个不能保护私人交流作为私人交流而免于恐惧存在的社会，一个不仅压抑私人交流的空间而且转过头来详加辨别私人交流内容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不过，这些内心独白在另外世界是读不懂的，只会引起几声狂笑。那里奉行的丛林原则是：今天需要你作为牺牲奉献于政治祭桌，我就把你的血红心脏放于托盘内送上，明天认为需要牺牲的不是你，我会把另一个血红心脏奉献在你的祭桌上。这样的事实太多了，难道需要列举吗？于是，最热衷于这一事件讨论的燕南社区网8月11日突然宣布：卢雪松停课事件讨论到此为止。次日，网上传来：知情人士透露的可靠消息，卢雪松目前被以取保候审限制自由，生活陷入困境。我不由想起一则政治笑话：江泽民视察农村，诚恳问一老农：农民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请大胆直言。老农稍加思忖，略带笑容，说：最需要陈胜、吴广。那么，卢雪松事件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呢？看来，最需要魏京生式人物登高一呼。
2005.8.13于北京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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