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0日讯】 《民工的钱与命》第七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
主讲、策划：杨银波。
主持、制作：黄绢。
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黄：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展望中国》，我是黄绢。刚刚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发生在民工身上的两起案件（阿星杀人事件、刘长青严重伤害事件），接着杨银波要和我们谈下一个案件。
杨：这个案子来自河北省定州市。有一个民工，他是一个举报人，他举报了“包身工”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有20多天都没有找到他——他失踪了。这个案子牵涉的面非常之大、非常之广，涉及到了媒体，涉及到了公安，涉及到了政府，涉及到了企业，同时也涉及到了我们还没发现到的更多人。这个民工叫陈忠明，是四川人，今年42岁，左腿打有钢板。6月18日，他从河北定州一家砖窑想办法逃出来，到了北京。之后，他去找北京的员警，打110，可是北京警方告诉他：“这是河北的案子，不归北京管。”
陈忠明不敢到河北找员警，他不但担忧砖窑老板，而且担忧河北警方在这当中可能存在的包庇行为，更担忧员警成为迫害他的帮凶，等于说，他对政府不信任。然后，他去找报社，可是被报社推了出来，报社根本不管他的事情。接着，他在一家店里打电话的时候，碰上一位好心的店老板，而店老板恰好认识《新京报》的主编李列。店老板向陈忠明推荐了李列，李列就想介入这个事情进行调查报导。李列派了两个记者，一个是刘炳路，一个是张涛。
6月29日，刘炳路、张涛、陈忠明来到河北定州，去的时候居然没发现情况。大家一商量，就在定州“大世界宾馆”开了房间，记者住313房间，陈忠明住308房间。他们三人决定第二天向定州警方和劳动部门报案。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早上8点，两位记者打开308房间的时候，突然发现：没人了！而且更糟糕的是，当记者拨打定州110半小时后，记者的房门被推开了，来了10多个人。这些人包括定州市北城派出所副所长胥立军，北城派出所民警马建华，还包括不明身份的三个人，其中一人拿着摄像机，对着记者摄像。
而且，还有一个人跟员警一起出现了，这个人就是被陈忠明举报的砖窑窑主——高保义。这个高保义是这么“冲”着对记者刘炳路说话的：“你，把那个陈忠明找来，你找来我们可以吗？你看看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现在搞得我们怎么样？”就这么一个报导之后，以后就被莫名其妙地压下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新京报》还是终于把详细报导发出来了。这个案件，使很多记者——尤其是《新京报》记者刘炳路、张涛——心里非常难过。
我估计：这个陈忠明有可能已经遇害。为什么呢？陈忠明这个人啊，真的是下定了决心要举报这个砖窑，我都能估计到他当时的那种急切的心情和坚毅的意志。他找到《新京报》主编李列的那种兴奋，那种寄托，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要从定州逃到北京的那种冲动，以及心里所想到的那种周全的考虑，我特别明白、特别理解，因为他从河北定州逃出来是极不容易的。6月18日，陈忠明向砖窑提出理由，因为他在四川老家出过车祸，腿伤发作，要换药。当天，工头亲自把他押送到定州火车站，花了156块钱买了车票，到成都。这个工头，亲眼看着他走进候车室，并威胁说：“如果报案，后果不测。
”
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陈忠明在逃走之前，有10多位遭遇相同的工友将身上几毛几毛的零钱凑给他，要他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解救他们出去。所以，陈忠明的每一刻，都实实在在地载负着、填充着很多人的性命。你可以想像得到，那是“救”出来啊，已经不是一个“监狱”的概念，而是可能一辈子“死”里面的严重后果。这里面的民工，是“的的确确的奴隶”，非常黑暗的一个状况。关于“包身工”，其实河北媒体、中央电视台，以及《中国青年报》都曾揭发过这样的事情。河北的“黑砖窑”，向来不是什么新闻，比如你推一车砖，突然砖倒了，车翻了，人走不动了，然后皮鞭就“啪啪啪”上来了，打得很惨，皮开肉绽。
黄：哎……
杨：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是新闻，只不过当它突然出现一个人们自认为非常和谐、非常稳定、非常美好的社会的时候，就会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人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它的的确确“已经”存在了，“已经”被证明这就是真相了，不容任何自我安慰的人去怀疑和自欺。
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展望中国》，我是黄绢。继续为您进行的是由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先生为我们主讲的《民工的钱与命》。刚刚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发生在民工身上的几起案件，这几起案件当然不是偶然的，它们带来的反思又是什么呢？杨银波继续说——
杨：刚才讲到了阿星，讲到了刘长青，讲到了陈忠明，这三个人：一个是杀人了，现在等待的是一个判决，一个很可能非常残酷的判决；一个是伤人了，正在逃逸，生活在躲避法律制裁的恐惧和不安之中；一个是出于一种正义，举报了，然后有可能已经遇害了。他们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最终没有选择政府，也没有考虑到什么法律维权，也没想到搜集什么证据——其中两人（阿星、陈忠明）共同选择了记者。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有了一种很普遍的心理——对官方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
黄：应该是其来有自。
杨：成了间接原因，是一个导致悲剧发生或者说导致一系列悲剧连环发生的间接推动者。当矛盾已经产生，甚至刑事犯罪可以预料地出现的时候，员警，以及劳动监察工作人员（我们称为“劳动员警”或者“监察员警”），这些人却没有具备实效结果的作用。比如说，陈忠明失踪这件事情，和砖窑窑主高保义一起闯入记者房间的派出所员警，他们是立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个情况我不清楚，但我想他们自己是心知肚明的。而且，他们和那么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起闯进来，拿着摄影机，表达这么一番话，是什么意思？是威胁，还是办案，抑或某种交涉？
在这里，我向《新京报》记者致敬！记者的命运啊，他们是高危险的职业群体。有的记者朋友私下里跟我谈：“杨老弟，你不要以为你们的工作有多危险，我们这些打头阵的，才是高危险呢！”比如有个《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他到一个普通的乡政府去采访，结果那个乡政府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指着这个记者大骂：“你们算什么东西？我们跟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都打过交道！”
再比如，《新京报》记者最近在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雅居二期工地调查到一个事情：6名民工爬上30多米高的塔吊讨工钱，记者拍了照片，然后工地负责人就安排了三四名保安跟踪记者，并交代保安说：“不行的话，就打他们。”有一个女摄影记者在工地附近的车内拍摄，被保安发现了，三名保安就把她手中的数码相机抢走，并把女记者的右臂给抓伤了。另一个记者去索要相机，又被工地负责人踹了两脚。记者随即报警，但是十几分钟内打了六七个电话，110还是一直无法接通。下午的时候，记者再次去索要被抢的相机，工地负责人把相机存储卡取了出来，又把相关照片删除，然后才将相机还给记者。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这么严重啊，我想请黄绢谈一下台湾的记者情况，就是说如果他们受到威胁，那么记者是如何回应的？民众又是如何反馈的？
黄：我想刚才银波讲到的，在大陆愿意为底层人代言或者愿意帮他们去传达事实的这些记者们，他们所遭遇的一些威胁，两地两相对比，反映出了问题。当然这样的事情在台湾并不多，那么为什么在台湾发生的比例会比较少呢？我想，基本上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人对法律的遵守程度，就是说他知道他要守法，如果他不守法，那么他面临的后果会是很严重的。可是，如果说你所处的社会，“不守法”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法律没有它的尊严，当公道、正义、公理都不被人们放在心目当中，这个时候他（她）就可能会采取威胁人的手段，采取暴力的手段。现在大陆的记者经常受到威胁，我想是因为这个社会还很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去解决问题。但是在台湾，如果记者受到威胁的话，通常记者就在他（她）的媒体公开来了。当然，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当事人——威胁他（她）的当事人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当事人也不可能再继续去威胁这个记者，我想这个事情其实是蛮简单解决的。
杨：听你一说，我确实很羡慕目前台湾记者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过，中国大陆的记者、新闻人，就我接触的人来说，我还是很敬佩他们的，因为他们都是真正有新闻理想的人，尤其在广东。虽然广东的情况如此恶劣，但是这样恶劣的环境同时也催生出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智慧、有勇气、有职业素质和道义担当的新闻人、媒体人。这就包括《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南方农村报》、《21世纪经济报导》、《新快报》，以及已被封杀的《21世纪环球报导》；北京还有《新京报》、《中国青年报》。我想，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背景并没有黑暗透顶。真的是“时势造英雄”啊，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黑暗的另一面。
刚才我们谈的一些案件和现象，看起来都有些极端，它们在我们这个看起来还和和美美，可实际上却是一塘死水的社会当中，确实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真挚这几天我做梦的时候，都在想这些人杀人之前的那种冲动，想到他们在遇害时那种惨不忍睹的无奈、无助和冤屈，我的身后、梦境，好象总有无数亡魂飘来飘去，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很压抑，很沉重。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明确提出这几个案子，既有出于舒缓内心压抑的目的，也确实想让历史记住这个时代所承受的种种灾难和罪恶。
另外，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人们去正视那些看不到的、想不到的，或者不愿去看、不愿去想的事情，因为它们确确实实就是这个社会的真相，有的已经被有新闻理想的部分记者揭露了出来。我觉得，大家应该投入一点必要的时间，来关注这些问题。我的目的，不是向政府施加什么压力，不是向海内外展现中国那些见不得人的一面，而是基于一个最起码的信念：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格”，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人权！
黄：听众朋友，刚刚大家听到杨银波今天和我们谈到的几个案件，包括刚刚银波在叙述当中，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感同身受”。银波刚刚跟我们说，他谈这些案件的目的，并不是在揭露中国的丑恶，而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身边的人们的苦难可以感同身受。
杨：听你这么一讲，我突然想起前几天我到广州会见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有句话，我想送给大家，那就是：走出孤独。“走出孤独”这四个字，现在已经被印在了一件T桖杉上，在广州有很多人都已经穿上了这样一件衣服。我希望今天的中国人，在这样一个“末世心态”被占据的时代，在一个政党的统治可能渐渐进入一个复杂多变的尾声的时代，在人们情绪比较浮躁、处境比较糟糕、心灵神经都比较紧张的时代，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要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爱，还有“关怀”两个字，还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险、矛盾和困境。我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孤独，银波与大家同行，这是我的目的，更是我的誓言。
黄：好，我们谢谢银波今天为我们主讲的这一集《民工的钱与命》。今天的节目，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就进行到这里了。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我是黄绢，我们下周末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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