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3日讯】
节目：《民工的钱与命》第四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
主讲、策划：杨银波；主持、制作：黄绢。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背景声音：“我们一定要把工钱要回来！这钱什么时候给？啥时候给我们？你这钱什么时候给我们？我哪儿有工钱呢？找他们去！走！走！”
黄：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杨银波先生和我们谈到了大陆民工工资过低，以至于生活艰难。但是在某些地方，即使在已经出现“民工荒”的情况之下，绝大多数民工也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被改善待遇的结局。在这当中，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民工到底有多大的选择权，其实这要从提高他们的技能以及扩大民工的就业机会来努力。不过，要做好这个工作，还是要透过政府部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杨银波要透过几个具体的案例，来和我们谈到：当工厂——也就是资方——提供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时，作为弱势群体和一盘散沙的群体——民工，他们可以谈判的条件其实是非常薄弱的。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几个具体案例。
杨：我记得很清楚啊。有个民工，他是怎么做的呢？我到一个工厂调查，发现工厂外面贴了一个公告，是公开批评的检举书。贴这个公告的民工已经有三个月没得工资，又有半年没有解决这个拖欠工资的问题。厂里面的解释是：这个民工因为工资问题，和厂里面发工资的人打起来了，厂里有个非常奇怪的“厂规”，凡是在里面打架的人，工资一分钱都没有。这是非常明显的非法厂规。这个民工很不服气，他就在公告里痛骂：“你们这些官商勾结的东西！”还有许多话骂得非常难听。这件事情导致什么呢？这个厂的老板找到这个民工，威胁他：“我不打你，我也不把你扭送公安局，我不这样让你受苦，我准备怎么干呢？我准备通过司法途径来状告你、起诉你，告你损害我的名誉、损害企业的名誉，让你赔我10万块钱。”
完了，这个民工一听：“我一年才挣多少钱啊？”所以他放弃了，求爷爷告奶奶地说：“你行行好，我再也不敢了，我三个月的工资不要了，行不行？”这样一个十分明显的拖欠工资的事情就这样“一了百了”了。我们要想一下：究竟是谁损害谁的名誉？你说企业名誉受损，那么民工被骂过多少次？在公共场合又被骂过多少次？在公共场合被骂，民工的身心受到损害，民工也可以起诉这些人。可是为什么民工没有考虑这一点，而厂房却考虑到了这一点？厂方很“文明”哦，法制嘛，我用法来制你。这也是政府所说的“法制”，而不是“法治”，照这个说法，那么我认为秦始皇也是讲法制的，他用秦始皇的“法”来“制”你。所以，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仍然出现今天这样可怜的法律局面，我感到很荒唐。
亲身经历过民工的种种维权经历，我得出一个结论：民工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维权网路。但这里也有一个关键问题，民工要证实你厂方确实没有给他工资，而你既没有合同、工资条，乃至于厂方发工资的时候连签了姓名的字条都没有，厂服、工牌等等这些统统都没有，那么民工如何证明自己跟厂方构成劳动关系？这是最基本的啊。所以，另外一个本来属于次要证据，但现在却变成重要证据的东西，那就是证人证言了。那么作为同厂的职工，他们敢不敢出来作证？如果作证，那么他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害处？许多人就会权衡利弊，考虑放弃、逃避，“事不关己高高挂”。
讲到这里，我再讲另一个事情。前一个月，我为另一个民工维权，他叫袁增和。他的问题是受了工伤，厂里不给他工伤赔偿，只是勉强让他在医院里医治。我当时是想让市局、区局重视这个问题，我怎么办呢？最后决定通过集体性的舆论压力，也就是通过签名运动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最后得到50多人签名。可是我找的民工有两三百个，怎么才得到50多人签名呢？这些民工跟我关系还不错啊。可是许多人都说：“杨老弟，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做了，我们出来是为了找钱，不是为了惹事。”我说：“这跟你们惹不惹事没有关系啊，大家的身份都是民工，我为人人，人人才会为我，民工要互相团结嘛。”有些人在这种劝说之下，签了。可是其他人的情况就不同了。
我到一个民工家中，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都在。我说：“来，老乡，签个名，声援一下。”他的第一反应非常恐惧，眉头紧皱：“你是干什么的？”我啊，“我是专门为民工打抱不平的。”我就这样介绍，哈哈。“那你有什么事儿？”我把袁增和受工伤的手高高举起：“你看，伤成这样儿了。厂里不赔钱，把咱们这些民工兄弟看得很低，我希望大家团结起来，看在都是民工的份儿上，签个名吧。”他考虑过来、考虑过去，最后终于说：“好吧。”签下去了。接着我又说：“让你妻子、女儿也签吧。”这时他的反应非常敏感：“打住打住，她们就算了！她们都是女人。”
这就奇怪了。我说：“这跟她们是男是女没有关系啊，她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劳动者，是最光荣的人。”哎，“光荣什么呀，我们在这边都是低等人，受尽了压迫，发不起言的。反正我是一家之主，签了，心也就到了。”我也不能勉强别人。这还是算好的，至少他们表示了一个可以理解的态度。接着，我找到一个民工：“老乡老乡，帮衬帮衬，这个袁增和非常苦啊，签个名吧。”我得到的是这样一句回答：“签什么签？我才不做犯法的事儿。”他认为签名就是犯法，跟厂里斗就更是犯法。这个人说：“万一哪天我被抓到牢里去了，谁来帮我？谁来救我？”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这是民工群体之中还算比较普遍的一个态度。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此这般的一盘散沙的局面。
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先生为您主讲的《民工的钱与命》系列节目。刚才杨银波跟我们讲到了，民工在遇到资方的不合理待遇的时候，无法取得和资本足以抗衡的地位。那么民工到底要怎么做呢？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成立工会的必要性。工会在团结工人、教育工人，以及争取工人权益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功能。
杨：我经常跟一大把的包工头谈到成立工会的必要。我说：“你们这些朋友啊，以后最好成立一个独立工会，或者加入政府的工会也可以，起码要形成一种组织的力量。你们看杭州、宁波的工会是怎么做的？它们那边，工会下面有职工维权中心，有免费为民工打官司的律师，而且规定当地所有律师每年必须打两场免费官司。”那么这边的具体情况呢？对不起，我不清楚，我不了解，我只是看到大量的资料，比如什么清欠率，自己亲身经历的是自己反映的问题有的已经石沉大海；稍微欣慰一点的是，有的劳动部门还是挺重视我指出的问题、提出的个案。
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个立场：这不是在跟你政府什么压力。为什么呢？这本身就是你的职能范围嘛，是你应该也必须做的，要受理，要处理，要解决，否则就是渎职。再一个，这也是你的政绩所在嘛。到年底的时候，作为公务员，你要拿奖金，奖金靠什么呢？靠你的政绩。这里面涉及方方面面的成绩，比如你参加党校党课，考考试，答答卷，财务公开，经济发展，等等，这都是一分一分加起来的，有的奖金是几千、几万。可是还有一个政绩啊，那就是：你究竟为公民办了哪些实际的有价值的事情？劳动部门工作人员为劳动者做了多少实际的事情？我们要看这个。
天津市劳动局有个劳动保障监察总队队长，原来是一个军人，叫李砚军，他带领队员们为35万多人追回拖欠工资7724.42万元，追缴社会保险费2.6亿元，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这个人确实不简单。平心而论，我觉得李砚军确实为中国那些被称为“劳动员警”的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他手中有许多民工的联系方式，跟许多底层的民工都有丰富的交往过程，即使是民工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也会帮助民工去做行政取证。就凭这一点，他就了不起。这在我们这边是难以想像的，民工如果申请行政取证，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很难批准你的要求。这就好比法院，原告到立案庭去起诉被告，可是这个原告又没有证据，反而让法院帮助原告取证，这不就是让法院和原告站到一块儿吗？那么法院如何做到公正呢？
换句话说，劳动仲裁委员会如何公正呢？劳动监察部门、工伤认定部门如何公正呢？在这里，我要表达一个观点，这个“公正”本身就是很有问题的，应该打一个双引号。因为，起点本身就不公正，如何保证过程的公正和结果的公正？这个起点，讲的就是民工和企业之间的起点不公正，他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地位、完全不一样关系的群体。这样的两方，甲方和乙方、资方和劳方、原告和被告，在起点就不一样的情况下，我认为，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应该在受理、调查、取证、仲裁、裁决等多个环节，倾向于弱者。
注：本文系《大纪元》首寄[首发稿](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