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6日讯】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在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时，对“高收入人群”进行了界定，其中高校教师和私营企业主、建筑工程承包商、演艺界人士、律师、会计师、审计师、评估师等一同被列入“高收入个人”行列，消息一经公布，即引起了一场争议，不少高校教师表示，他们的收入远不是“高收入”，真正高收入的高校教师只占5%，最多也不到20%，他们对税务部门将自己划入高收入人群之举不理解。
我清晰地记得，16年前当那场以大学生、知识份子为主体的全民抗议运动如火如荼时，街头上时常可以遇到“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之类的标语、口号，要求改变不合理的“脑体倒挂”想像曾经是那个时代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的呼声。光阴流转，曾几何时，“脑体倒挂”这个此早已进入历史博物馆。知识的优势在1992年以后单腿独行的市场化改革中已开始初露锋芒，高校教师中混得好的（在等级制框架中爬得高、专业比较热门、能得到权势欣赏或至少不反感的），连年薪带可以支配的课题费、各种津贴、各种外快已是动辄百万以上，年收入数十万、十数万的也不在少数，当然高校之内也是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教师与混得好的相比足以让人生“ 九天、九地”之感。但大学教师作为群体确实在16年来经济处境改善较大。如今的教师已不太可能有当年那样的热血，有当年那样的不平，即使有牢骚也只是不得高位、没有机会捞到大钱的不平。如今“导师”被研究生叫做“老板”已是普遍，校长、院长、系主任之类，大凡掌握资源分配权的也多被叫做“老板”，彰显一个时代风气的变化，那就是向钱看齐。从这个意义上，十几年来对知识界特别是高校、研究机构的购买政策是多么成功。
此刻，重温上个世纪80年代方励之关于知识份子的那些言论，难免有“今夕何夕”之感。1985年11月4 日，他在对北大无线电系的学生演讲时说，什么是知识份子？“这种人当然有自己的专业，但又对社会全局关心……整个来说，中国实际上缺乏知识的意识、科学的意识，在整个社会中缺乏这种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知识份子没有形成影响整个社会、影响全局的一种力量。”说白了，知识份子就是要有“知识份子意识”，既然他们接受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占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和资讯，就应该具有一种自觉的担当。这些话在80年代的青年人听来不止是振聋发聩，如果不是那场骇人听闻的杀戮中断了健康的改革进程，也许情况已经好转，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知识份子意识”已成为社会的常态。可惜历史不会有“如果”。
转眼20年过去了，方励之当年提出的“知识份子意识”依然缺席，以高校教师这个最庞大的知识群体为标志，他们除了进入“高收入个人”这个纳税名单，在本质上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头上多了几根白发，身上多了些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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