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日讯】笔者因为急于去云南旅游，因此写《千古奇冤葛佩琦》没有完全煞尾，留下了两个推论，没有论述。这就是第一，《人民日报》给葛佩琦锦上添花加上的话应该是毛泽东的手笔；第二，葛佩琦的中共高级情工身份，毛泽东、周恩来应该都知道。
现在来加以论述。
（一）《人民日报》给葛佩琦编造的诬陷不实之词是谁的手笔？
葛佩琦被“改正”已经有20年了,这个问题似乎从来没有人追问过，葛佩琦本人水
否追问过不知道。关于葛佩琦问题，最权威最全面的文字，一有1994年葛佩琦自己写作的《葛佩琦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二有1998年戴煌着《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可是对于《人民日报》给葛佩琦编造的诬陷不实之词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极为关键的问题，上述两本书却都是避而不提，好像没有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连交代都没有必要了。这种显然故意的回避，说明有难言之隐需要隐瞒。
当初葛佩琦最恶毒的反党言论就是《人民日报》添加上的，其实就是没有找到葛佩琦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更正的信，也不难证明是恶意添加的诬陷不实之词。现在既然找到了那封信当然很好，因此追问一下是谁锦上添花的并非没有必要。
（二）葛佩琦的回避难道不是有难言之隐吗？
戴煌在书中，转引了葛佩琦给1957年当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人事处长，时任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的信，信中说：“57年5月24日发言时，您也在座。现在我把已经找到的有关报导，抄录于下，请您回忆一下，那些话是否我说的：
(1)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报导说：‘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导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3)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在政治学院讲话时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不但我没有说过以上三句话，而且我看到那一句错误的报导时，当即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更正(向人民大学党委提出了口头更正，聂真同志接见了我；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书面更正，现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给邓力群同志写了请予更正的信，他已回了信)。”
这里的三条诬陷不实之词中，关键在第2条。可是，“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书面更正，现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的过程却前后都没有交代。难道葛佩琦本人对于这么重大的诬陷问题竟然可以不予追问吗？因为“查出那封更正信”就可以不追问了吗？这是违背情理的。
一个本来应该专门叙述的首要问题，反而轻轻带过。葛佩琦的这种故意回避难道不是有难言之隐吗？这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极为敏感的机密，一个不可泄露的机密。
（三）毛泽东的“阳谋”
作为一位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他最最自鸣得意的，也是最最受人敝屣不屑的就是他坦然公开的自己的谋略：阳谋。那种不加掩饰的坦白性好象出自十里洋场上海的“白相人”之口。人在得意时，难免忘形失态。毛泽东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永远修复不了的败笔。
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发动战争的时候，都讲究师出有名。毛泽东由发动“大鸣大放”转而发动“反击右派进攻”，那不是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而是从信誓旦旦虚怀纳谏转为失信失义倒打一耙。这样的180度的骤然转变，不能仅仅依靠强词夺理。发动战争首先是要找到口实，以证明师出有名。要调动起右派向党进攻才反击有理。因此他说“这是一场大战”。
通过解密的苏联档案，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朝鲜战争是朝鲜有计划有预谋在史达林支持下发动的，而不是韩国或美国发动的，但是，当初朝鲜以及中国方面制造了许多证据拼命宣传是韩国在美国支持下发动的。这样使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就有了口实，中国人民志愿军师出有名，成了正义之师。
不过，发动反右运动不是和美国交锋，也不是和国民党较量，而是对付自己的臣民，几百万手无寸铁的知识份子。毛泽东说：“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你怕他干什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其实，他还是怕师出无名。正如以前发动三反运动抓出了腐化分子刘青山、张子善，五反运动抓出了五毒俱全的资本家李康年，反胡风与肃反运动抓出了胡风、阿垄一样，需要口实，找到一个战略的突破口，使自己站到道德的制高点，把全国人民的千仇万狠调动起来，一炮打响，把最坚固的堡垒炸开。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谋略家，军事上如此，政治上也鹤立鸡群。
5月15日，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中，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要让他们倡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倡狂，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怎么叫“倡狂”呢？毛泽东用比喻说就是“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
其实，远在1月份，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已经坦露了他底牌。他说：“对民主人士……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他说：“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让魑魅魍魉，‘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引文均见毛选第五卷）
毛泽东希望的就是“他们越倡狂，对我们越有利”，刮“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如此等等。为什么有这种期望呢？就是可以找到发动反击的口实。
五十年之后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实在是妙趣横生。在一个封锁的中国，在一个封闭的中国，在一个自外于世界文明进程的中国，掌握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利的毛泽东，他总是能够把实现自己专制独裁和共产乌托邦的理想，化解为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中，纵横捭阖，为所欲为，心想事成。这是令他的后继者永远只能仰望与羡慕而无法望其项背的了。
中国人实在要谢天谢地，毛泽东时代是难以克隆了。笔者有时候忽发奇想：如果毛泽东早死10年，或20年，或30年，中国的历史会怎样书写呢？共产帝国的兴衰要寄托于领袖的寿命长短，这成了一条血酬定律。
（四）生花妙笔出毛泽东
在反胡风运动中，毛泽东找到了一个阿垄作为典型，一个当过国民党军官、思想又极为反动的作家，这样，声讨一个文艺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就具有了道德上的正义性，政治上的正当性——毛泽东搞政治运动从来无所谓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当抛出阿垄之后，广大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
但是这样“完美”的典型，即既有反动历史、鸣放中又有反动言论的人物，是不容易“引蛇出洞”的。那些真有反动历史的人，他们早就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哪里敢跳出来大鸣大放啊？连小鸣小放也不敢。1957年敢于跳出来大鸣大放的人，都是自以为爱党爱国的忠贞之士，起码也是“民主人士”，在反蒋夺权的过程中，和共产党同舟共济过，起码也是“同路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掉进毛泽东掘开的陷阱。葛佩琦因为自以为是问心无愧的共产党员，所以才敢于发点牢骚。但是，葛佩琦的“反动少将”身份加上他的发言具有接近“完美典型”的条件，略略不足之处只是发言的内容还达不到“七级以上”的毒、错、反动，不过也只差一步之远了。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新华社代笔写作或将看中要发表的文章加以修改、增删是平常的事。某些文章因为他的润色而妙笔生花，作者还会感到莫大的幸运。在大鸣大放的时候，毛泽东把读报当作指导运动的法宝。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大概都是用在读报上。他像猎人的眼睛寻找猎物。经过《人大周报》润色过的葛佩琦的发言，已经初步具备了他理想中的“猎物”条件，因此，顺着原文的思路与逻辑，锦上添花，说出“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样反动的话，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
一个由毛泽东塑造的右派典型葛佩琦就成了出炉的热烧饼。
（五）葛佩琦的典型作用
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葛佩琦的发言之后，全国的反右派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调动起全国工农兵学商的义愤，群起而攻之。戴煌是这样记叙的：
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为“右派”澄清片言只语。《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对他的批判更加连篇累牍。6月14日，该报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发表了三篇外地批判葛佩琦的报导，同时刊发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6月15日，又登出著名人士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些意见》。6月16日，在《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的大标题下，不但有《农业劳动模范痛驳葛佩琦》的小标题，在《复员军人号召保卫革命果实》的那一段，还说“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说共产党员‘无恶不作”。6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发了新华社的报导：《人民大学教授抨击葛佩琦王德周》。6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座谈》，大批葛佩琦。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按不住心头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总标题下，老苏区人民、河北一农业社农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会或谈活，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
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如此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分子”。
《禅机；苦难的祭坛1957》是这样描述葛佩琦的典型开路作用：
随后，恍若“大珠小珠落玉盘”，在他已被《人民日报》吊死的“尸体”上，大脚小脚纷至遝来，全国各地大小报刊跳起了盛大的迪斯可。而且，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将他的发言简化为9个字，即“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
说了一辈子假话、空话的第三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至少给全人类留下了一句真话：谣言说了三遍以上，便成了。
（六）生花妙笔为什么不是出自《人民日报》之手
解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人民日报》保存了葛佩琦的要求更正信。大概，我推想，中共党内，至少是《人民日报》内有一个规定，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文章原稿，都要专门列目存档。这既是对毛泽东的重视，也是便于追查责任。
鸣放时期，毛泽东亲自直接掌握报纸的动态。《人民日报》是他手上的第一号工具。因此，他的任何文字都具有神圣崇高不容置疑的地位。
对葛佩琦的文章，《人民日报》的编辑们乃至主编是不敢妄加篡改的。他们不知道增添这几句话的分量吗？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他们不知道责任的重大吗？
那个时候，《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来信来稿最少要数以千计。葛佩琦已经成了过街老鼠，顶风臭一万里。可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为什么还要保存葛佩琦的来信呢？通常对于这种已经被政治运动打翻在地的人，《人民日报》编辑部完全可以把他的来信扔到字纸篓里去，但是他们却存档保存。这样，就透露出一个消息：葛佩琦的文章是御笔所添。编辑部有难言之隐，因此为推脱责任，把葛佩琦的来信与原稿一起归档。
二十几年之后，当葛佩琦去追查更正信的时候，信的原件因此才得以找到，但是妙笔生花的改稿人就不能追查了。即使告诉了葛佩琦本人，他也无可奈何了。他还得以党性来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使之不受到玷污，至于个人的万般屈辱，为了摆脱政治贱民的地位，他不但要忍受，还得感恩戴德，还得感激涕泠。
从此葛佩琦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而实现了他回到“母亲怀抱”的愿望，享受了几天姗姗来迟的功名利禄。他比阿垄死在牢狱中要好得多。像阿垄那样到死也没有被承认共产党情工身份而只能含冤九泉的人，还有不少。一方面是痴情的忠诚，一方面是无情的冷酷。这是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中共血泪史。
我的这个推理，即生花妙笔为什么不是出自《人民日报》之手，而是出自毛泽东之手，不知是否合情合理？这是根据我的机关文牍工作经验和阅读体验作出的。在今天历史地研究葛佩琦的时候，追查改稿人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关键问题。
（七）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50年代初期，我在军队工作，直接接触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身为高干的军人，并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闲谈之中，他们最为佩服毛泽东用兵如神，能够调动敌军、诱敌深入、把敌军装进“口袋”的高超指挥艺术。他们认为，这除了毛泽东的神机妙算，就是他有几位元善于破解密码的译电高手。
但是，现在有了大量的解密资料证明，毛泽东的神机妙算，毛泽东的用兵如神，其实是因为中共在蒋介石的心脏中，安插了大量情报工作人员，有的人本身就是显赫一方的高官。他们把国民党最机密的政治、军事情报源源不绝地传递给毛泽东，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来调动布局国军，这样，毛泽东当然就有了神机妙算，就用兵如神了。
文革中，周恩来临终之前，告诉《辞海》编辑部，一个在近中国近现代史上极为顽固反动显赫的人物杨度是地下共产党员，要《辞海》为他恢复名誉，一时传为美谈。最近《炎黄春秋》载文证实，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叫人惊讶莫名，目瞪口呆。
稍早，郑义着《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的归宿》（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说：“国民党失败应归咎于保密防谍漏洞。”该书写了“丧师30万葬送东北的共谍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指挥一百万重兵不幸败于间谍战的杜聿明”、“莱芜战役兵败十四年才知是被共谍诱入重围的中将司令官李仙洲”、“把四十六军送入绝境后逃出战地的共谍韩练成”、“潜伏国军十九年的‘反革命投机分子’中将副司令官张克侠”、“策反程潜、陈明仁、傅作义的共谍李明灏”、“故意作出许多错误的部署使国军兵败如山倒的参谋次长刘斐”、“与中共勾结造成国军精锐30万人被歼的罪魁祸首卫立煌”等。
以刘斐而言，在淮海战役中（台湾叫徐蚌会战），“他一面对蒋公及军事当局虚与委蛇，一面却暗中将所有军事配置和部署以及作战计划，和盘、及时地托向中共，致令国军虽拥有现代化武器与陆海空三军密切配合，然共军却能避实就虚、按图索骥，瓦解了一个个强大的兵团。国民党的江山竟然断送在这一个为当局所器重的‘战略家’手里。”毛泽东死后22年，程潜揭示了刘斐的真相。他说：“在1946年国共战争爆发后，为章（刘斐的字）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
读了这些历史，人们自然要惊讶，但是新近有一位英籍华人女作家张戎着了一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传记，根据从莫斯科解密的苏联档案以及其他史料，证明“我们发现中共在国民党中有四大间谍，第一是邵力子，他把蒋经国带到苏联作人质，俄罗斯档案馆有邵力子给史达林的亲笔信，完全表明他是共产党间谍。第二个就是张治中，他与苏大使馆武官有亲密关系，全面抗战的打响，不是芦沟桥事变，七七后蒋没有开始全面抗战，日本人也没有南进占领全中国的计划。史达林最怕日本巩固华北后，向北进攻苏联，所以利用张治中搞了八一三沪淞之战，把日本人拖进中国广大腹地而不再进攻苏联，这是史达林外交上绝大的成功。另两名间谍是胡宗南与卫立煌，他们对中共功劳很大。”（金钟《作家张戎女士谈毛传写作经历》）
这就更加叫人惊讶莫名了。关于卫立煌，郑义已经揭露了他的通共身份。张治中，郑义写他的题目是“识时务，求苟全，使臣使命未达而降敌的懦夫张治中”，就不是共谍了。对于胡宗南受到的通共怀疑，郑义更始极力为他清白辩护，说他是“浴血苦战，坚守西康四个月的忠义军人胡宗南”，但是现在证明他早已是共家的人了。
胡宗南的长子、现为台湾驻新加坡代表的胡为真先生对于张戎的叙述当然很不满意，但是他拿不出反证来推翻张戎。
笔者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背景资料，是要说明葛佩琦的“无名英雄”历史的特殊性。毛泽东、周恩来能够不知道安插在国军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里的这位高级间谍吗？
《禅机》是这样描述的：
“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葛佩琦）已经是走在游行示威队伍前面振臂高呼的风云人物，次年当党领导下的周边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古城诞生，他率先加人了该组织，又当选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时，他更成了与黄华、姚依林等人齐名、北平高校里几乎无人不知的学生运动领袖人物。
北平沦陷后，他有过一段在豫东打游击的经历，并在枪林弹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仿佛因为他的名字便是个秘密，他与秘密工作有了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单独策动伪军一个独立团、参与策动伪军三个师反正，编入我抗日部队序列。解放战争时期，他前往沈阳，打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了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处长。
这时他才韬光养晦了。尽管东北保安总司令杜聿明对共产党人的仇视，像他对蒋介石的忠贞一样是无可怀疑的，仅在通辽一地他便一次下令枪杀中共党员29人；尽管他手下的反谍报人员在智商上，与他们使用的从美国进口的全套特务器材一样，也均是优良的，葛佩琦却不但一次次化险为夷，而且将来自敌人心脏的大量高度机密，交给了自己的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东北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摆上了枣园窑洞里毛泽东的案头。……
于是，历史便以自己的全部目光，注视着“辽沈战役”这只硕大的果子被摘下来的那一刻，并由衷地赞叹起毛泽东、林彪的双目如炬，用兵如神，而忽略了在这只果子摘下之前，垂吊它的枝桠上已被葛佩琦一类的“鼹鼠”不避一脚踏空的风险而留下的或深或浅“牙印”……
葛佩琦在《葛佩琦回忆录》中，用了一章来写《为争取人民解放继续战斗》，包括5个小节：赴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做情报工作，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我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一些同志被捕，开展地下工作迎接沈阳解放。书中对于自己在敌营工作的情况叙述甚详。
既然这样，那么当毛泽东读到葛佩琦源源不断送来的情报的时候，按照情理推想，第一就是要辨析情报的真实性。要鉴别情报的真实性首先要调查清楚情报的来源，即提供者。因此，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当然要知道葛佩琦这个人。葛佩琦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给了习惯于长夜工作的毛泽东多大的兴奋啊！如果没有葛佩琦、卫立煌这些“无名英雄”的贡献，毛泽东在东北战场能够决战决胜吗？
葛佩琦“经过多方查询，他得知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保存在中共中央调查部。遂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罗青长让中调部政治部写了证明。”（戴煌《胡耀邦与冤假错案》）其实，中共虽然长期处在地下工作或战争时期，但是对于档案的保存与管理是极端重视的，为此而牺牲的人也不少，根据这些故事而编撰的作品也不少。这样做是因为中共长期持续地搞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像毛泽东，经常是出尔反尔，嫁祸于人，只有保存好了档案，才便于追究责任。
因此，我们实在难以理解，明明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葛佩琦是货真价实的打入国民党的地下情报人员，但是为了抓一个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竟然不择手段地施行诬陷。毛泽东极端反对人性，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党性、阶级性？！
那些大言不惭地奢谈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专家、学者、博导们，请问中国的民主在哪里？中国的宪政在哪里？阿垄、束星北、葛佩琦这些千古奇冤都是偶然产生的特例吗？一个层出不穷地产生政治冤狱的国家，可以名副其实地叫做民主宪政国家吗？一个对于自己制造了无穷的政治冤狱的执政党可以靠言论封锁一笔勾销吗？
（我的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乃即兴之作，有感而发，70天中，竟然写了七评八篇，46000字。2005年除夕来到，到此刹笔。2005/12/31。）
来源：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