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4日讯】（偶然读到云南邵正祥先生写的《无声的呐喊──空前的大冤案》，其情凄厉，其理通达，表达了一位曾经被“错划”者不改爱党爱国的耿耿孤心。但是，离开那个让55万人蒙冤、几百万家庭株连受难的日子，已经相隔了48 年。今天，中共不但不准备彻底推倒违宪违法的反右运动，给蒙冤受难的右派彻底平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而且企图把它从历史上、党史上“蒸发”。由于该文在国内网站无法发表，我征得邵正祥先生同意，将该文推荐给海外网刊发表。邵正祥先生今年76岁，打右派时在昆明水电设计院任测量队长。反胡风运动中曾被怀疑为胡风分子，审查了半年多。1957年6月20日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被删改过的文章仗义执言为储安平辩护，因而被错划为极右派分子，并被送劳教。 1979年改正“错划”后到子弟中学任高中数学教师。──李昌玉推荐）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就凭中共中央一个通知，人民日报的一篇名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搞起来了，结果把大批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民主人士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日益发展起来，领袖的头脑膨胀起来。”
──田纪云《我对依法治国的一些思考》
一、
我们是一九五七年以赤子之心，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号召，被邀请帮助党整风而被划成右派，投入劳教、监狱禁锢了二十一年。（我个人较为幸运，因不服于63年3月10日写信向周总理申诉，单位接到周总理覆信后，通知我于63年6月5日恢复工作，但仍被单位领导以摘帽右派对待）。一九七九年初，贯彻中央“55”号文件，才开释出狱，重回人间。
一九五七年，对我们确是一场噩梦！噩梦醒来，风华正茂的青年，二十一年的铁窗生活，无休止的精神折磨，长期营养不良条件下的超体能劳动，已被摧残得形销骨立，百病缠身的白发老头（老太婆），完全葬送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期，有相当数量的人，尚未盼到“改正”，就抱恨离开了人世！
一九五七年被送劳教人员，受害者监禁时间之长，亲友株连之众，政治、经济、精神、婚姻、家庭、子女受害之惨，与建国以来历次运动相比较、在人类历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就我们所知，已成家的几乎都被迫离散；未成家的，逾五十尚无家室，或年届耄耋，仍鳏居孑立，形影相吊；有的“改正”后，勉强重组家庭，但徒立四壁，贫病交侵，什么“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家庭幸福”，对“改正右派”来说，是那么遥远而陌生。在全国小康社会中，仍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精神上无限痛苦，经济上是异常贫困的特殊弱势群体。
二、
解放以来历次运动，经复查确属冤、假、错案的，后期都相应纠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国家经济已极端困难，仍坚持经济、政治都彻底落实了政策。冤案彻底昭雪，政治上平反，经济上补发工资，这是对受冤者最起码的补救，完全应该。但人们对两次运动落实政策上的巨大反差，百思而不得其解，文化大革命受冤人员时间仅数年，大多数并未入狱；而一旦打为“右派”，终生断送。只在政治上“改正”，就算落实了政策，一句扩大化就算最终交待。任何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只要设身处地扪心自问：这能让蒙冤者及被株连的人心服口服么？不同运动，不同对象在落实政策上的天壤之别，促使人们疑问重重，认为“有错必纠”原则，在执行上也是因人而异，双重标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人，多数是党的各级领导；整风反右，多数是党外人士和党内中下层人员，党内党外，领导和一般干部是不一视同仁的，这难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主张科学发展观的共产党人的良知吗？
“反右”迄今已四十八年，六十岁以下的人，对那场灾难已茫然不知。受害者中，近30-40%的人，怀着彻底落实政策的期盼，在贫病中含恨离开了人世！目前幸存的已气息奄奄，朝不保夕。物换星移，死亡速率日益加快，有生之年冤案彻底昭雪的希望，很可能成为泡影，遗恨终身！然而，历史是公正、无情的，一场“六月雪”至今已六百余年，仍对后世警钟长鸣；二次世界大战已六十余年，资本主义的德国政府还在为历史欠账真诚地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发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使五十五万多无辜受害者入狱21年之久、数百万人受株连的巨大冤案，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难道不能实事求是地彻底予以平反吗？我们相信这个巨大的冤案决不会被人为拖延、淡化、冷却而使之自行消亡，正如一九九七年《中国经济时报》九月十九日文化版王彬彬的“55万顶帽子与40年”一文中说的“……一场将二百几十万人推入苦海的巨大历史现象，如果在它40周年的时候人们忘记了它，那么，当它60周年、80周年、100周年的时候，人们一定会加倍地记起它”。因为正义会永留人间，公道自在人心，只是“有错必纠”政策的真面目暴露无遗而已！希望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人大常委会尊重历史，敢于对错误的“反右运动”这段历史负责，以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为反右大冤案彻底平反，更能赢得全国和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敬佩和信任。
三、
据《中国‘左’祸》披露，全国划为右派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人，“改正”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只有九十六人未“改正”。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龙凤伟着《中国一九五七》后记中（第519页）进一步说“…反右运动则是以‘扩大化’为说法‘改正’的，在说法上与实施上都有所保留（保留了五个真右派）。…”前者错划面为99.99%，而后者真右派几乎为十一万分之一。在宁可错划十余万，也不漏掉一个的事实面前，仍得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的结论，“反右运动”本身有没有问题；仅仅是“扩大化”吗？即使是“扩大化”那么扩大化的责任应该由哪位个人或组织负责？不是右派而错误地划为右派，从法律角度而论，是地地道道地犯了诬陷罪。“改正”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根据叶永烈着《反右派始末》一书的624页有关中央文件论述：“……只是对于其中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实事求是的予以改正。”可见，改正即是平反，即使恰如邓小平所述：反右是正确的，因为还有五个右派未予改正，那么也应对 55万2千9百68个改正的右派按《赔偿法》执行。可能有人说《赔偿法》是后来公布的。那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六条标准不也是大鸣大放后添加的吗？贯彻中央55号文件迄今26年，这一切，仍是人们难以解读的疑问。不平则鸣，从而形成了郁积于心，难以缓解的“五七情结”！
反右运动本身有没有错，应该由“反右运动”的社会实践加以检验。整风反右之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铭言从此销声匿迹，全国陷入了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防微杜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被束之高阁，互相监督、制约机制解体；真话绝迹，假话盛行，社会诚信荡然无存。全国一片颂声，上下沟通渠道埂阻，信息误差越来越大，难以听到群众的真正呼声和愿望，决策与实际失之千里。领导个人成为党和社会主义的化身，批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迅速成为社会共识。下属阿谀奉承，惟命是从，领导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现象普遍泛滥。这一切，成了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滋生的肥沃土壤。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领导的主观意愿成了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党风党纪被一些蜕化变质分子败坏，从而孕育了全国的大饥馑（饿死了数千万人）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很多有功之臣如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都被折磨残害致死，主凶和从犯是哪些人？应绳之以法以慰屈死之人的在天之灵！并向全国人民有所交待）。“整风反右运动”的社会实践，证明了运动不仅给受害人带来巨大的灾难，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大破坏。它的正确与否，应该用是否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来加以判断。书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草野小民，失政之害，首当其冲，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无辜而直接深受其害的蒙冤人和被株连的亲属子女。毛泽东曾说过：“凡是在会上提的意见，一律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而错划右派（包括未改正的五个“大右派”）都是为帮助党整风在会上提的意见，毛主席的诚信由此可见一般。如此言行不一何以服众，何以昭示天下！当然，毛泽东仅是一个党员，他的违法（违犯新婚姻法和宪法）乱纪（不遵从政治局决议：不准江青参政）无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如果，我们党能作些自我批评则失掉的是缺点错误而更会得到人民的信任（因为毛的违法和乱纪与党组织未及时发挥集体领导的机制予以制止有关）。
四、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胜利召开。八大“关于政治报告决议”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设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动员知识分子投身到实现“八大”建设先进工业国的伟大目标，一九五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各省市党委、中央各部部长参加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给予应有的信任和支持，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生活待遇，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作出贡献。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时代已成过去，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已居于次要地位。人民的内部存在着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内部矛盾，要以说服教育，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相互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并强调两类矛盾有时容易混淆，要严格区分。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对抗性矛盾为非对抗性矛盾。报告还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在很长时间内，他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对两类矛盾学说演变过程的考察》汪树白《炎黄春秋》2003年第三期）。三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披肝沥胆地向大会展示了共产党人动员帮助党整风的真诚：“…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我们还需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同我们一起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我们所以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报告中殷切期望党外人士，“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必须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精神投入鸣放。”并真诚地保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敢于说话，敢于争论：不要怕错误的议论，不要怕有毒素的东西，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错误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反复重申，在整风鸣放中，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马不停蹄地辗转于天津、山东、上海、杭州等地的南下巡说，号召人们解除顾虑，帮助党整风。他说“……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实质是反对批评和反对整风的运动，其后果是给我们党的光辉形象抹黑。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在江苏省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说：“…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这些讲话经传媒广泛传播，鼓动鸣放的消息、报导，连篇累牍，铺天盖地，全国鸣放气氛迅速升温，短期内达到白热化程度。
五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响应党的一切召唤，是人们心目中追求进步的普遍愿望。政治上单纯，阅历较浅的中青年，对领袖的召唤，更视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即使涉世较深，原来心存疑虑的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动员，殷切期望，并信誓旦旦地保证：是“和风细雨”、“言者无罪”的形势下，也如沐春风，唤醒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忠诚；以为有一九五四年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的法律保障；现在是处于“急风暴雨阶级斗争已成过去”的时期，并坚信领导着泱泱大国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决不会视“诚信”为儿戏，也绝不会自食其言，因而消除了顾虑，积极投入鸣放。希望整掉三个主义后我们党能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对鸣放中只歌功颂德，不批评缺点的现象，广播、报刊和各级领导又一致指出：这是“政治上与党保持距离”，是“与党离心离德的表现”。从而营造了一个不提出尖锐批评意见，就有归入“离心离德”的危险，只给参加鸣放、特别是内定的重点人物，留下唯一的出路：即沿着“引蛇出洞”的路标，一步步走进“阳谋”预先设置的政治陷井。正如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一书中指出的：“…鼓动鸣放，号召向党组织提意见…它专事推出光彩照人，两颊酡红的‘真诚’，谁信任了这‘真诚’，并随她而去，谁就等于签订了一份死亡合同书…”
一九五七年六月，“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策略目的已达到，前后仅两个多月，风云突变：“春风化雨”的召唤，陡变作风刀霜剑的怒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取代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说辞，从此不再提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思想、理论问题，被从鼓励自由讨论和相互批评的领域划入阶级斗争范畴。一旦被按单位人数10%比例内定为“右派”，由受邀向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提批评意见的座上客，瞬间沧为阶下囚，公民因善意批评而成为专政对象。长期推崇的教条主义僵化思维定式，往往被誉为“立场坚定”，积久便形成“左”比“右”好、宁 “左”毋“右”的惯性心理，加之攻击别人就保全自己的利害思考，所谓批判，实质是只有无条件接受捉风捕影的“揭发”和无限上纲的诬陷，完全被剥夺了澄清事实、自我申辩的权利。“阳谋”因有强有力权力的支撑，因而能够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大张旗鼓、振振有词、毫无阻挠地一意孤行。（所谓“阳谋”只是公开不讲信义的代名词而已。）斯大林的“…谁要是批评了，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的故伎，在中国被发扬光大，从而铸就了震惊世界的大冤案。
事实雄辩地证明：在“一言而为天下法”、尊崇“人治”的中国，尽管有一九四九年的“共同纲领”和一九五四年颁布的宪法，实际上仍是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毛泽东自诩，他“…是老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在一九五九年的一个批示中明白申言：“…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实行，何必要什么法律…”。邓小平八O年八月十八日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也说“…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权”仍然是驾凌于“法”上，以 “权”压“法”，以“权”代“法”，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宪法中对公民权利闪烁其辞，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毫无具体的法律保证和监督。相反，授予国家与政府干预或践踏公民权利不受限制的权力。一九五七年五十五万响应号召的人，蒙冤沧为“敌人”，且明令“右派不准申诉，不予甄别”，长期含冤莫白，就是违宪酿成的恶果。李维汉在他的晚年，也沉痛地说：“…对人家的一点意见都不能容忍，发展到这样的悲剧，把那么多人都关起来，毛主席不点头能行吗？…”《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经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就是一个由立法机关批准的违宪悖理的怪胎。决定规定：被送劳教对象是“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只“受行政处分人员”，但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对其“实行强制性改造”。专政机关又成了“安置就业”的场所更是闻所未闻。“对劳教人员实行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不是由民政、劳动部门执行，而是由劳改专政机关严格监禁。整风运动受冤人员，勿论是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实际上是在“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幌子下被判了无期徒刑，强制劳动场所，名不是监狱但胜过监狱，一切苛虐犯人的违法手段无所不用，人身权利长期被无理践踏，人格尊严横遭蹂躏！这一切全国大同小异，在戴煌着《九死一生》，张贤亮《冬天的往事──背纤行》，《烦恼就是智慧》，李玉霄《夹边沟事件真相》从维熙《走向混沌》，殷毅《回首残阳已含山》等众多纪实作品中有详实描述，以致强制改造场所，非正常死亡与日俱增。严重营养不良和超负荷劳动、精神折磨，对前途绝望以致迫使一些人蓄意犯错“升级”。判刑劳改，反而刑满释放，早已回归社会成为公民。仍在监督劳动和劳教的，前途茫茫，继续在缧绁中苦捱岁月长达二十一年之久！正如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中指出：“…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罚等等。‘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国家罪错，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任…”。然而，其罪错并由此产生的恶劣后果客观存在，承不承认都在实际上损害着国家和领导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成就举世公认。但巨大成就，是付出了沉痛代价的，其中就包含了五七年被错划右派及其亲属付出的惨痛代价。但时至今日，为社会进步作出巨大牺牲的“改正右派”，仍是社会中弱势群体，难道还不应该得到社会公正对待？从政治上，经济上全面落实政策，彻底平反昭雪吗？否则，对“和谐社会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五、
“真理之川从错误的渠道中流过。”人类历史从来都是在正确与错误、光明与黑暗斗争中曲折前进的。实践证明：坦率承认，深刻总结整风运动的教训，特别是这段造成巨大破坏的痛史，不讳疾拒医，不投鼠忌器，历史的教训被正确认识，就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彻底纠正，就成了化错误为成功之母的起点。对“反右” 只作“改正”，不彻底平反，就不可能从挫折中吸取深刻教训，对以整风运动为发轫而孕育的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找到真实的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根源，也难以唤起在“革命与集体主义旗帜下，长期被忽视的对个体权利与生命的尊重”，避免“革命吃掉自己儿女”的悲剧重演，从而彻底消除由整风衍生的对国家政治、民主生活的负面影响，留给世人和后代真实的历史信息。正如李锐在《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炎黄春秋》2004年第一期）中说“…如果当代淡忘了刚刚过去的这段痛史，后来人不知道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由于不能以史为鉴，也就难以走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的历史怪圈。
思格斯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勿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要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必须首先认错，并以胡耀邦为榜样，勇敢坚持真理，为捍卫“实事求是”原则，不顾个人得失，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胆略和气魄，发动一九七八年夏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胡耀邦以“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见戴煌着《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122页），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方向，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闯开了新路，经过拔乱反正，平反或“改正”了大量冤、假、错案，使千里冰封的中国，涌现出朝霞满天、春回大地的勃勃生机。无可争辩的实践证明：勇敢修正错误，失去的是错误，而得到的是民心和未来。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没有止境，创新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对于前人因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作出的、经实践检验证明不当的“扩大化”结论，不容置疑，视如禁区，不敢突破或匡正，实质上是放弃理性思维和实事求是原则，因而造成人们用真理标准，诠释“扩大化”时，理论与事实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而动摇了理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削弱了理论凝聚人心和统一全国人民思想认识的巨大力量。只有正视历史，坚决贯彻“有错必纠”纠必彻底，不留尾巴的原则，使涉及五十五万余人的冤案完满处结，经得住事实和历史的检验。为彻底消除“以言定罪”、思想量刑的后顾之忧，开创“天下有道则庶人议”的社会环境，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极积性和创造性，“……开天下人之口，广箴谏之路，”群策群力，为国家民主、法制、经济建设夯实坚强基础，进一步巩固政通人和、长治久安的大好形势，上下同心，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作出贡献，同时也极大地提高党和政府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中的声望和威信。
“子规夜半犹泣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六、
目前党中央正号召全党全国执行科学发展观。我们认为没有科学历史观，则科学发展观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很难实现和顺利开展的。例如2004年10月份，中央教育台作了一些统计（当时有一位北京大学负责人在场）统计中有一条，很多大学生和青年不重信义；另外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对记者说：“现在对党和国家造成威协的就是干部腐败和不讲真话这两个大问题。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一个带共性的问题……”（详见《云南信息报》2004年12月 14日国内版）。这种现象的根源何在呢？我们认为与1957年毛泽东的不讲信义不无关系，因为不讲信义就是讲假话，又因为毛泽东是大家的表率，1957年前也是我的表率。正因为1957年前毛是我和很多人崇拜和信任的伟大领袖，所以我个人和很多天真的人才中了“阳谋”。在这种不讲信义和讲假话的社会风气氛围笼罩下，是不可能用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事物的，因而要使用科学发展观，必须首先使用科学历史观，那么必须要用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给反“右”运动和历史上遗留的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公正评价，这样才能纠正社会上不正之风，树立起真正的唯物史观和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科学发展观的顺利推行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七、
为没有改正的五位大“右”派说几句话。根据叶永烈着《反右派始末》627-629 页，对于反右运动是错误的还是“扩大化”了，再一次谈谈我们的看法。毛泽东曾信誓旦旦地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五位没有改正的大“右”派在民主革命的年代，为了帮助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的统治而遭蒋介石的特务通缉或追杀，也就是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五位前辈是恨之入骨的。试问在对待这五位未改正“右”派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行为再一次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原则──又一次言行不一，难道不是吗？！至于《反右派始末》627-629页以及胡平教授所着《禅机》一书所阐述论证的他们五位前辈其实是左派的理由，我这里就不赘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名君还特别强调要金口玉言，要言而有信，要取信于民，可见信义二字和言行一致一言九鼎是自古以来就被世人所看重的。有道德的人都不应该自食其言。
八、
根据本文以上论述，显然反“右”运动是完全错了，“扩大化”的结论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点，我想中央历届领导也是心知肚明的，但没有勇气彻底否定反“右”运动，为错划“右派”彻底平反而已。其原因，不外乎对胡耀邦的“两个不管”精神体会不深，贯彻不力而已。
关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92岁的任仲夷革命老前辈说：“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见2005年7月《炎黄春秋》39页党史研究中的反思）。可见不能实事求是地为错划右派彻底平反，则有损共产党的先进性，也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
注：欢迎同志们来电来函批评指正，也欢迎持有“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论点来电来函辩论，因为真理是不怕辩论的。
笔者地址：昆明市新迎小区四组团新德巷28号，
邮编：650233， 电话：0871──6454140
一群轻信者以致中了“阳谋”的人
邵正祥
2005年9月8日
──转自《新世纪》网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