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2日讯】在当代中国，有很多著名的文化人成为供人研究的专门学问，为此还要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学术刊物，如“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茅盾研究”等等，但这些被作为专门学问的人物大都已经作古，很少有著名的文化人还活着的时候，就被政府和学术界作为专门学问供人研究，并且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大力提倡。
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门新学问，叫做“钱学”，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钱钟书研究学会”，出版不定期的研究专刊《钱钟书研究》。虽然钱钟书于九十年代末已经作古，但“钱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从八十年代就出现了。当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周扬,就把钱钟书称为真正的学问家，把《管锥篇》称为学术研究的典范；钱钟书活着的时候，中共第三代的江核心对“钱老”很尊敬，逢年过节或钱老的生日，都有政治局常委级的人物登门探望。新世纪伊始，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在《光明日报》发表整版悼念钱钟书的长文，赞美钱的学问之博大精深和人格之崇高正直。
在中国，统治者与著名文化人之间的统战游戏古已有之，从先秦的君主豢养大堆的食客就开始了。中共是此传统最具有创造力的继承者，无论是执政前还是执政以后，都玩得既得心应手又残酷无情。周恩来当年有一句统战名言，大意是：社会名流在党外发挥的作用比在党内还要大。所以，当年，中共高层对社会名流积极要求入党的申请，完全根据其政治需要，采取分别对待的策略。是继续做政治花瓶还是成为执政党的一员，决定权不在社会名流手里，而在执政党的高层手中。
改革开放以来，那些受到官方极端“敬重”的文化名人，大都是类似珍贵古董的重量级统战物件，如作家巴金、冰心、物理学家钱学森、梵文专家季羡林等。象钱钟书这样的学者，成为重点之重的中共统战对象，也是在邓小平时期。
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但他的清高成为媒体的关注热点，则是从钱钟书成了“钱学”之后，他的名字在公众中迅速升温乃至大红大紫，得力于电视剧《围城》及其媒体炒作。社会是很势利的，越是大名人就越应该、也越有资格清高，有些类似怪癖的习惯，放在一般人身上就是生活恶习，而放在大名人身上则是有性格或清高。
从媒体的报导看，钱钟书的清高比较走极端，他是爱谁谁，拒绝国内媒体的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高薪邀请，管你是牛津、哈佛，没戏。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另一种炒作，许多人拿钱钟书的这种拒绝说事儿，把钱钟书作为抵御世风日下的楷模。
“大隐隐于市”，钱钟书的清高使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此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之名。你很难确定，这是一种真正的对世俗功利的超然，还是一种精打细算的生存谋略（类似于政客的阴谋）？
我以为，钱钟书的这种拒绝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人格上的盲点或无知——狂妄到极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在官方的提倡和主导下，大家莫明其妙地把他捧到了“钱学”的位置，他就当真了，以为自己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学问家，狂妄到连牛津、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许以高薪都请不动的地步。对高薪的拒绝本身无可挑剔，最可疑的是他拒绝的理由——“人家听不懂他的学问”，他去牛津、哈佛讲学似乎是对牛弹琴。
要是别的理由还有几分诚实，但说人家听不懂他讲的东西，在我看来，就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因而也就流于浅薄了。不要说他后来的成名受惠于早年在西方著名学府的留学生涯，应该心存感激才是。就是假定他完全自学成材、变成著名学者，也没有任何理由如此狂妄。
我以为，凡学者总要心存某种敬畏，象牛津、哈佛这样的学府，出过多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甚至改变人类思想命运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一个学人被邀请去这种学术圣殿，不仅应有荣誉感，更应该怀有一份敬畏和谦卑，就象教徒走进教堂——如果还是个学者的话。而钱的态度既无受惠者的感激，更无学者的敬畏和谦卑，有的只是目空一切的人格无知及由此产生的狂妄：自以为无所不知。难道牛津、哈佛这样的国际名校，连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都不如？
钱钟书拒绝西方名校的讲学邀请，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他的学问，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风雅之徒。我不禁要问，钱钟书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览众山小”的悬崖上?心中没有敬畏的学人，决写出不好东西。这种敬畏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当你提笔时，要时刻想到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须保持知识上的诚实、道德上的谦卑和敬畏。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就推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格，它所养育的圣贤文化的最大盲点，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人格上的无知：人，一旦被捧成圣贤，就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加之社会上的众星拱月之势，所有的界限都没有了，最后就活生生地楞把凡人变成了神。进，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齐家修身；隐，可以俯仰天地、呼风唤雨；死，可以阴魂不散，朗照永世。政治家可以成为学术权威，作家可以成为绘画或音乐权威，物理学家可以在经济决策上说三道四，结果搅得一团糟。正是这种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格神，给中国带来一次次巨大的灾难，捧得越高，灾难就越深重。中国人很难真正懂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者恰恰一无所知一无所能。
钱是有学问，也仅限于特定的注经学领域。他既没有思想上的发现、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经学就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俗话说：先秦之后没有“子”（思想家）。中国的学术史、思想史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
被奉为圣贤的孔子，似乎放个屁都沉甸甸，都能考证出一堆微言大义，都能注释出治国之策和修身之道。《论语》，不过是讲了些生活伦理和世俗政治的通俗道理而已，但那里的每句话，都被注释了两千年，实在是巨大的智力浪费。《论语》的开篇两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多通俗的两句话，用得着今天还在注释吗？
1949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列主义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打个喷嚏都是最高指示。改革开放以来，又改成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学说。不论物件怎么变，反正就是个死心眼地注、注、注。从中国学问的注经传统的角度讲，钱钟书在当代中国堪称一绝、无出其左者，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他那个《管锥篇》压根就是有意卖弄，为读者设置人为的阅读障碍，不想让人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说考钱钟书的研究生要会5种外语，我不知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
知识上的不诚实，必然导致道德上的不负责任。钱有独特的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没有。有对血腥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省与人文关怀吗？更没有。“钱学”的产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饭碗的人，究竟研究些什么？
《围城》嘲讽那种洋径浜的知识份子，而我认为“钱学”是对思想和学术的最大嘲讽，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因为，一个既无思想又无方法的专门掉书袋子的注释者，怎么就能成为一种需要后人专门研究的学问？这种荒唐事，只有当代中国才会出现。至于《围城》，也就是部水平中等的酸甜小说，别说放在古今中外的文学杰作中，即便仅仅放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决非上品。一些人却冲着钱钟书的虚名把它捧上了天。在小说中，他也时时忘不了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我甚至可以说，钱钟书从来不想真正严肃地负责任地说点儿什么，他的学问与其说是服务于学术目的，不如说是服务于他的处世之道和人格炒作。
初读钱钟书，是念大学时看《谈艺录》。与钱钟书他们那代人相比，我们这代人出生于五十年代，几乎生长在文化沙漠之中，没见过奇花异草，没经过文化大世面。所以，一翻开《谈艺录》，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这就是一望无边，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耗尽终生才能游到一半，不在半道溺水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里面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人任何智慧上的启迪。后来，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知识视野开阔了之后，才知道中国的传统诗评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但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敢于扶叛徒的尸体而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钱钟书的孤傲和狂妄说穿了，只是一种表面的做作，一种精心计算的活法，甚至就是名人策略。他深知在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中，怎样作学问才能作出安全、悠闲且名利双收；他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人应该拒绝，什么时候对什么人不能拒绝。一方面，他拒绝外国名牌大学的邀请，拒绝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媒体的采访；另一方面，他从不拒绝高层领导人的探望，不拒绝为胡乔木这样的大人物修改诗词，不拒绝政治局给他送来的生日蛋糕和祝寿的花篮、条幅，不拒绝官方为他从事学术研究多少多少周年而举行的盛大、隆重的纪念会和研讨会（大陆几乎所有的文化恐龙，都不会拒绝这些来自官方的关怀）……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我看到的是一付既老奸巨滑又奴颜媚骨、既冷血又世故的面孔。
由此可见，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超凡脱俗的似神人格。这种生存策略也适用于钱、杨二位对历史的重构。
那些对钱钟书的赞美，除了关于他的学问和脱俗人格之外，大都讲钱钟书的“文革”厄运。但是他在此前和此后的境遇还是相当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甚至与文革中被宠幸的哲学家冯友兰相比，也差不到哪儿去。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钱夫人杨绛的回忆。不知道为什么，从目前公开见诸于文字的杨绛回忆看，只能见到他俩在文革中的厄运，但说来说去，也就是“五•七”干校的事。就是在“五•七”干校，他俩的处境也比同命运的许多人都好（如顾准、骆耕漠、林立父、吴敬琏……）。这点儿受难史卖完了，就讲文革中与邻里打仗的事。
前些天，《南方周末》还发表文章，就杨绛对一次动手打架的回忆进行了多角度的历史事实的清理。其中，有杨绛的说法，有邻居的说法，有第三者的目击回忆。两方当事者的叙述，自我偏袒的可能性最大，故而我更相信第三者的立场。而第三者的记忆与杨的记忆差别很大。杨说打仗是由于邻居的蛮横引起的，结果是钱、杨二位大知识份子吃了亏，并由此引申出造反派对知识份子的迫害。而第三者说，那次打仗，最后是钱、杨得胜，邻居吃了亏；冲突是双方的责任，谈不上迫害，也就是日常的邻里纠纷。
通过这种对比，杨绛的回忆，从小里说，她把打仗的责任全归罪于别人，这有欠做人的厚道；从大里讲，她还要把这种邻里纠纷，硬是上纲到知识份子被造反派迫害的受难高度，这就既是文革整人手法的重演，也是为了用苦难给自己贴金，不惜歪曲事实，编造历史了。杨绛对这次邻里纠纷的回忆，与她的干校回忆如出一辙，其中贯穿的是毫无自省和自我美化，就是为了让人觉得他俩49年以后似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付淡泊名利的大胸怀。但杨绛从来不谈众所周知的钱钟书受宠，钦定进入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和毛泽东诗词翻译委员会的经历，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这两位德高望众者更加德高望重。
杨绛的这种经过精心剪裁的个人历史，与钱钟书本人一直对历史对现实保持沉默，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瞒与骗。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面对那么残酷的专政和阴谋，保持沉默似乎成了屡被迫害的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一种良知。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在事关社会正义的大是大非面前，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和既得利益，就将丧失天良。阿多诺说：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说：面对那么血淋淋的历史和现实，沉默更是可耻的。知识份子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良知，难道就是对外拒绝名牌大学的邀请，而对内的制度性的残忍和谎言保持沉默吗?这让我想起了三十年代的高尔基面对两个丧失人性的独裁者的不同态度：对希特勒的义愤填膺的声讨和对史达林奴颜媚骨的赞美。看来，极权制度下的大知识份子的生存策略基本相同——怎样才能安全而巧妙地保持自己的名声及其既得利益，就怎样做。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每天必须面对现实的种种无耻的知识份子来说，对无耻的沉默即无耻，无耻即知识和道义的双重死亡。
2000年6月24 日于北京家中
── 原载《开放》(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