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8日讯】去年十二月下旬，立法会否决了政制方案后，曾荫权随即赴北京述职。温家宝总理接见他时，指示他要注意和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接见后，他对传媒说：这深层次矛盾与政制方案被否决无关，不是在政治方面的，而是指在经济方面。他又略作解释，在经济方面的深层次矛盾，是指高地价、高租金、高薪酬，以及经济转型中百多万无专门技术的低薪雇员，未能提高技术以适应。
温家宝的指示，原来的意思是否如曾荫权所解说的呢？北京方面无进一步的透露。不过，假如香港真的存在有深层次的矛盾，这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足以影响到繁荣、安定、和谐、发展。经温家宝指示，我们也不妨来讨论一下，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到底是什么？是否只在经济方面的？
中国也有深层次矛盾
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行政特别区，是“一国”统治下的其中一制；不了解这“一国”，就无法了解这一制。所以，要研究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必须先研究中国大陆是否也存在有深层次矛盾。假如有，对香港是否有影响？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政策。所谓“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两个基本点，就是在经济方面的开放改革，以及在政治上的“四个坚持”。简单来说，就是要发展经济，以免经济崩溃而导致中共政权垮台。要发展经济，便取消过去的计划经济，代之以自由市场经济。但知道自由市场经济必然会激发人民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要求，这是一定要镇压的。于是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上则坚持一党专政的极权独裁。
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支持和推动经济上的开放改革的，他们同时在政治上较为开明，认为也须进行改革。他们两都被迫下台，两人的悲剧也就是中国大陆深层次矛盾的反映。
六四后政治改革销声匿迹八九年六四事件后，随着赵紫阳的下台，党内其他开明人士都受到清洗，政治改革的声音再听不到了。
八九民运最初的口号是“反贪污、反官倒”。六四事件至今已快十七年了，贪污腐败不是比当年更严重千倍百倍吗？不少中共元老和要员都说过：假如再不制止贪污腐败，便会亡党亡国。即使说得这么言重，贪污腐败却日益猖獗，已达到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空前程度。“亡国”未必，但“亡党”的危机将迫近眉睫。
此外，贫富悬殊、弱势社群处境日蹙，社会矛盾深化，民众抗争事件无日无之，矿难频仍，医疗和教育问题制造出无数悲剧。这是六四事件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出现而正在深化的社会问题。
这些现象的出现，其根源就是经济与政治的矛盾，也就是中国大陆的深层次矛盾。
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矛盾
中国大陆坚持一党专政的极权独裁，必然不会让香港走向民主化，实行普选。香港已是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国际都会，在经济上是高度自由市场经济，但在政治上却比回归前倒退，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完全不互相适应，这才是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曾荫权所说的高地价、高租金、高薪酬，以及经济转型而劳动人口未能及时追上，这些情况除经济转型这一点没有那么突出外，其他的在回归前不也是同样的吗？那时候不也是高地价、高租金和高薪酬吗？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成为深层次的矛盾，经济仍然向前发展，社会仍然保持繁荣安定呢？可见，这些都不是香港最忧虑而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问：回归前的香港是一个殖民地，也没有民主政制，为什么那时候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致于影响社会的繁荣安定，成为深层次的矛盾呢？
回归前后不同的民主诉求首先，回归前香港虽然没有民主，但宗主国英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总督受执政党管辖，执政党受国会制衡，这样，保障了香港虽然没有民主，但仍有自由、人权和法治。比如，那时候就没有出现好像回归之后那么明显严重的官商勾结，即使一些英商财团，也没有像今天一些地产财团那样受到政府的照顾。
其次，那时候是殖民地，是战败而割让了的地方，市民享受不到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有点甘心命抵。但现在却不同了，是公民的一分子，何况《基本法》规定了“高度自治”的呢？主权的回归，特别是《基本法》规定了最终达到普选，这都激发了市民的民主诉求。
最后，现仍有一半香港市民是四九年后为逃避酷政，从大陆逃到香港来的。那时候，香港的自由、人权和法治，使他们如到了避难所，与大陆比较已心满意足，不会妄想民主政制。今天的香港市民，却害怕大陆的那一套独裁专制搬到香港来。他们不相信北京的承诺，三次人大释法，已令他们丧失了对《基本法》的信心。因此，他们亟望香港能有普选，有一个民主政制，去保障自由、人权和法治。
香港能够成为新加坡第二吗？
说到底，经济上开放改革，政治上独裁专制，这是中国大陆最基本的深层次矛盾。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走向民主，香港也难于走向普选和民主，因而也构成了香港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矛盾，这就是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把香港变成新加坡第二，经济上是高度资本主义的国际大都市，政治上却保守专制，这是北京朝夕的梦想。但是没有想到，两地的地理环境不同，新加坡可以利用邻近国家华侨的遭遇，令国人接受保守专制的制度。新加坡近年已开始，一点一点地放松政治上的压制。北京有没有看到这些转变呢？
自回归以来，香港的民主政制虽然倒退而没有进展，但公民力量不断壮大，○三年“七一”大游行和○五年“一二四”大游行，政改方案被否定，都说明这一点。这是新加坡完全比不上的。要想把香港变成新加坡第二，必定会激起强烈的反击，在反击中公民力量又会进一步发展。
归根到底要着眼中国的进步
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唯一的方法是实行普选和建立民主政制。目前，这矛盾还未突出和激化，但不预见去注意和解决必会影响到经济，进而危害到社会的安定。但中国大陆不走向进步，实行政治改革，就难让香港去注意和解决这个深层次矛盾。所以，归根到底，中国大陆也须注意和解决其深层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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