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文学的语境生成和世界文学序列里的中国文学
也许，我以上的判断会有人认为是过于悲观的判断。在座的继续听下去，就能找到我的判断的依据。
中国当代文学为何会走到如此之境？
为何在一个近、现、当代史民族危亡反复、苦难丛生、专权奴化、顺民主义横行、独裁颠狂如此频繁的一个多世纪，有太多的历史养料可作文学书写的时空里，没有出现强大的“中国文学声音”？没有一部关乎整个民族、国家普遍认同的文学审美和省思迷局的文本出现？虽然，我们可以说，现代文学的源头已经找到了开启中国落后迷局的层层病相，但并没有找到钥匙和药方，不管怎么说，前人已将中国普遍的国民性形成用文本呈现，那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的那部《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但以后整整八十余年，特别是1949年后，中国文学饱受政治钳制，局限于政治图谱的“描红”，再没有出现象鲁迅先生这样有洞察力的作家，更谈不上涌现直指民族内心苦难的“伟大的中国文学”。
2005年初，海外华人作家哈金感慨：“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现，过去没有，现在更是绝迹。对于一个有着悠久文学传统的国度，那是何等辛酸和失落。 “伟大的中国小说”当是一部关于中国人普遍经验的深刻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充满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相较于别的大国而言，可能有“伟大的法国文学”、“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伟大的美国文学”、“伟大的英国文学”、“伟大的印度文学”，甚至小国也有“伟大的波兰文学”、“伟大的捷克文学”、“伟大的日本文学”。但我们呢？作为一个具有两千多年文学史的文学大国，却找不到“伟大的中国文学”在今天传承的遗脉，更不能匹配上面阐述的现代理念。如果用上面对“伟大的中国小说”作的定义，四大古典名著里任何一部小说都不能担当得起“伟大的中国文学”称号。《三国演义》热衷于权谋纵横术和强烈的汉朝正统主义；《水浒》传达的是嗜血成灾的从不满朝庭到最后造反招安的路线图，不过是孩子好好坏坏，但都要回到“父权正统”上来；《西游记》更像是一部“名不实归”的降妖史，唐僧带着他四个各有私欲的徒弟去往的“西天极乐世界”并非今日意义上的西方，而还在“东方”的印度打转，取回的“真经”已为今日中国佛教嬗蜕成“实用祈福”的阿弥“托福”工具而已；《红楼梦》无疑最接近于“伟大的中国文学”，但在幽暗的前现代古典中国，书中氤氲的美学趣味，即使在那个语境里都不能得到普遍认同。
说中国文学名著不具有伟大性，显然让所有中国人不免愤怒，我这里所言的伟大性是指能被全民族普遍接受的美学、感情、经验、超验、认同感、时空观、通感性，是 “现代性”意义上的伟大，超越了民族、宗教、阶级、文化差异、地域、性别等鸿沟，当然，用现代精神观去观照“前现代”的中国封建古典名著，显然也失去了一种不对等的说服力。
但我们还应同时看到，欧洲19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小说，如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等，甚至更早的小说，都已经具有了普遍的人道关怀、忏悔意识和自由主义精神雏形，这可能得力于西方文学是在一种“基督教原罪、救赎文化”中滋养出来的，对普世“彼岸”有着较为清晰的全人类意义。而中国小说总是对“成王败寇”、“才子佳人”、“高中状元”、 “神魔鬼怪”、“现世报应”等实用“此岸”津津乐道，跳不出中国的狭隘视境。
现代中国文学的来临，同政治运动息息相关，当二十世纪初，中国早已被西方强行纳入现代化潮流里逐渐成熟时，中国深为落后挨打、弱国无外交、迟到的“现代性” 而痛心，“五四运动”即是那种痛心的情绪外化。随之，文学割断了中国“文言文”书写的脐带，迎来了“白话文”时代。一个世纪过去了，东西方对那个时代出产的文学作品早已有定论，虽各自根据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结论大相径庭。
但我认为，短短30余年的现代文学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为绚丽多姿的文学地带，那里有着包含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民主思想、启蒙主义、唯美主义、宪政思想、科学主义、意识流、新感觉等当时世界上最为新潮的理论和技巧，且几乎同步于世界，这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同样复制西方文学潮流有着根本性区分，因为后者几乎是在落后几十年的情况下疯狂仿制，且不得精髓。这些西方主义与中国古典意蕴有机的结合，使得现代文学表现的如此具有时代性和深刻性、魅惑性。而这些完全得力于政体没有用强力控制文学，还略有自由表达的空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文本对国族的“感时忧国”情怀时时充溢在其中。而在以后的中国岁月中，则被完全的政治化统驭了，只有仇恨、阶级、敌我，没有爱、性别、人道。
将西方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民本主义与本国千年承载、凝结的文化审美意蕴结合在一起，是古老国度文学走向新生命、面向全球化的正确趋向。同中国被政治运动带动文学运动一样，中国邻邦日本也同样如此。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以晦涩、哀艳难懂的俳句过渡为现代日本文学，欧洲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改造、影响，并未使“日本性”丧失，日本文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文学上愈加具有影响力。二十世纪就有两位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以鲜明的“日本性”文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中国人高行健虽早已归化为法国籍，但其小说和戏剧被世界认可却是将古老“中国性”当中的“禅化”、“道法”、“无为”等与西方的“忏悔”、“自由”、“反抗宰制”结为一体，可他并不被中国当局认可。现在看来，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整个“汉民族”将认识到其可贵性，因为这是世界对汉字自由书写的膺服和奖励。顺便说一句，日本其它科学领域至今也有12位荣获诺贝尔奖。日本已在所有人文、自然学科将“日本性”与“世界性”极好的、优美的拼接在一体，创造了灿烂的当代日本文明，对世界作出了贡献。而中国，则还是一张白卷。
还有，曾经是日本文明“母国”的中国，几乎在现代人类所有“文明”上毫无贡献，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序列里更是籍籍无闻。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将“中国性”丢弃了以后自觉充当“政治驯化”工具可以预见的结果。
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这是一个集现代封建、独裁、专制、排外于一体的高压政权，意识形态被视为专政的唯一工具，文学被纳入政体的喉舌之列，一切西方自由和质疑的声音都被视作“牛鬼蛇神”和反动的力量严加禁绝。文学进入“政教管制”时代，被捆绑上政治战车随同前行，它被政体视为“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一环，只生产红色经典、样板戏．．．．．，高峰时接近于疯狂，所有的西方主义的人类文明全部被禁止，一直到1978年后才重开学习西方文学大门。直到现在，奉为文学写作理念圭臬的始终是政治“现实主义”，其余一律排斥在外，虽说“现实主义”主旨是反映时代的问题和病相，但荒谬的是，在中国却鲜有此类文学作品出现。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颁行六届以来，看看其获奖作品就知端倪，《英雄时代》、《骚动之秋》、《抉择》、《都市风流》、《第二个太阳》等，这些带有严重政治教化、讴歌政体烙印的小说，即使到了21世纪今天，还在被一厢情愿的给予无上荣誉。政体从来没有将文学当作审美的载体，也从来没有将之作为历史和国族的认同，其不过是一种执政者的宣传品别称而已。这种与政体保持一致的语境在中国大陆成为主要文学力量，其生成靠大批御用和豢养的各类体制内作家，中国各级作家协会包养的专业作家们有时甚至挂职地方政府，为某种政策、利益群体作图解式文学、诗歌解读，变成的政体的帮凶，但他（她）们却从来不为发不出声音和弱势群体代言，更不会为中国历史上遍地哀鸿的苦难经验、集体记忆（如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几乎是将人类推向绝境的人为运动）发出文字声音。这种写作势力在中国文学界趋之若鹜，从来都在唱主角，但它也注定与文学无关，与历史无关，与真相无关，与人民无关，只与虚假和粉饰、政治潮汐有关。世界经典文学生产规律证明，不朽的作家都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但中国作家是在传统“御用文人”思维下演变而成的，他们很难逃脱掉这个“影子”思维的吸附。这就是所谓的今日大陆主旋律文学的语境生成。
今日在大陆大唱其道的还有“大众娱乐消费文学”，它在大陆文学格局中有着一个很大的板块。它的创作主旨集中在“身体”、“肉体”、“下半身”、“物化”、 “堕落”、“搞笑”、“解构”、“恶搞”、“中产阶级炫富趣味”、“空洞无物的白日梦”、“畸形的美国梦”、“知识追星的无知梦”等等，注重生活的空蹈和消费性，标榜异质和另类的生活，颓废的后现代中国面貌，这股写作人群在中国大陆十分庞大，几乎涵盖了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出生的所有作家，特别是七十年代 “毛后时代”以后出生的人群，他们/她们放弃知识份子对中国苦难、不公问题的监管和拷问的责任，虽无助于中国这样一个问题重重的国家病相疗治，但倒也呈现一个中国局部人群的“小众欲望”，这也是中国大陆政体实行重“商品经济、消费社会”，轻“道德伦理、信仰空白”政策以来的精神恶果之一，也是转移民众对自由、民主等渴望的有力 “币政” ，这种语境的生成在上述第一讲中已有详细阐述，这里不再重复。
最后，文学格局中还有一个较小的板块，即所谓的“精英文学”。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名称，与西方“民主时代”的“经典文学”称谓有着大相径庭的区别，与政体鼓励并勒令的“政治知识文学”也保持着警惕的一段距离，它包含着东西方的混合物概念，既有归隐、隐遁、逃亡、空灵、独善、无为、出世、忧国的中国古典观，又有西方激情、浪漫、入世、自我、拯救、实用、普爱、忏悔、流亡的心态。在现代与后现代今天，这种文本的写作动机进入其中却浅尝滋味，又疏离它的意义本质，既想用中国卫道士道德僻和道德审美来清涤文学、思想创作上的新生、新锐力量，又想用西方文学“经典观念”、“知识份子独立人格”来讽喻“消费”、“御用” 写作，但在两者上都左右摇摆，两相矛盾，人生哲学油滑，都不能穷其所极，躲在一些虚妄不实的概念里，想像一个“乌托邦”中世纪世界，保留着“贵族遗风”，高高在上，不肯接受现代性、自由主义和平等均权的人类普适理想，在中国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舞台上演绎了一出出这样的把戏，“抵抗投降”、“躲避崇高”、“人文废墟”等等争辩和思潮都是所谓大陆精英文学救世、弃世、劝世大纛下的关键词。张承志、张炜、王蒙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种所谓精英文学从来不触及 “政体”带给“现世”的普遍不公，省思意识形态极权长期对中国人“肉体”和“灵魂”的双重“驯化”与宰制，从外到里的钳制，只玩弄僵硬的术语、潮流、道德，还以一种狭隘的民族/国家、历史/虚构、文化/传奇、仕大夫/知识份子观介入写作，貌似承载历史和道义、民族这类宏大话题，实则内里只有苍白的激情和伪冲动、空转的豪情。
当代中国文学正是由政治知识文学、大众消费文学、精英空转文学这三种文本样式构成，三种文学的生成都在一种“父权”威慑下呈现三种遭阉割的面向。这就是中国文学交给世界文学的一份答卷。
三、自由书写、自由表述、真相面向、勇气承担是21世纪中国世纪的前提
二十世纪早已在身后多年，那是一个残暴与混乱、封建与极权、苦难与饥饿、理想与失望交杂的世纪，作为主体中国的中国大陆，这个世纪受到外部殖民主义和内部殖民主义双重宰制压榨，人们从来没有自由表述和真相面向可言，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迎来了一个高度专制和自由垄断的政体，所有的“肉体”都生活在谎言与后谎言迷阵里，人从来没有被真正允许“当作独立思考与自由书写”的个体高等生命看待，在这里，人只是一具“肉体”，用来驯化成“类猪人”或“类马人”，中国被世界文明进程抛弃了，剥夺了关于人发问的权利，自由成了权力者的自由，无权力者只有“顺从”和“依服”，还有被“消灭肉体”三种命运，这是一个何其悲壮的世纪。1949年后，中国人并没有被纳入“自由之路”的解放，而是被放置进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高精度和最高密度的精密仪器里冶炼，要么顺服，要么灭亡。政体要“驯化”的只是“犬儒主义”和“顺从主义”信徒。
世界上许多人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许从经济强势角度来看，会成为事实，但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来看，则完全相反，中国还是一个表述不自由、权利不平等、充斥谎言的后极权国度。
还有人说，中国当下是“盛世中国”，这是依据离现世中国最近的盛世“康乾盛世”而衍生的，这完全是一种荒谬的说法。“康乾”两朝是大兴“文字狱”民族高压恐怖主义的时代，针对汉族人杀戮成风，血流成河，动辄诛灭九族，如此血腥时空，怎能说是“盛世”？
而当下中国，国家经济、国民收入确实大有提高，但享受人的权力和自由的权力、平等的权力，几乎为零，中国人毫无表述和书写的自由，更谈不上知情各种“历史真相”，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演绎的各种杀人运动早已证明这一点。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在经济、消费权利上也许能成为巨人，但在自由、民主、平等、知情权上却只是一个“弱智者”和“目瞽者”，这哪里是“盛世”应该有的迹象？很难想像，像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会是一个建立在不自由的极权废墟上的独裁国家。
自由思考是考量一个国家“盛世”与“开放”的最低条件和最基本要素，除此之外，全不配称为“盛世”。想想捷克与波兰吧，那些前极权国度，都是先解决了自由、民主、平等、真相权后，才发展起经济的。
当代中国文学是中国不自由的一面镜子，那里呈现的大多是“政治知识”，没有多少文学涵养。自1949年到1979年，政体对文学创作设下一道道限制，文学成了政治管家们指挥棒下的意识形态载体，作家在政治压力下毫无创作自由，文学被政治家们彻底僵死了，以致连邓小平都注意到了文学的政治僵尸化，他在1978年文革后的一次作协会议上呼吁：“不要再紧跟政治走了。”。
然而，他的这番话并非是号召“自由书写”的号角，文学创作依然被捆绑在“政治知识”战车上，“自由表述”被视为政体的死敌。1989年前后，一大批追求自由表述和真相面向的作家刘宾雁、王若望、高行健、郑义、孔捷生、古华、北岛、杨炼等不得不长期流亡海外，有些人竟终生不得踏上中国大陆土地，刘宾雁、王若望等都在耄耋之年客死他乡。流亡者的命运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命运，但流亡却又可以赢来自由天空，虽然失去了故土大地，还有自由可言，而13亿中国人呢？像无墙监狱内的囚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文）作家高行健说：“我所以甘心流亡，只因为寻求表述的自由”。、“我不期待在我有生之年，回到一个强权政治下的所谓的祖国。”，这是一代作家向极权宰制发出的关于自由书写与自由表述的大声怒吼。
纵观中国20世纪的知识份子人格形成，正是启蒙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犬儒主义、顺从主义与消费主义构成了一个世纪的六个阶段，使得包括作家在内的中国知识份子普遍患有软骨病，九十年代后，更是被欲望和消费控制了灵魂，变的人格低劣，灵魂物化，信仰空洞，而这些，都是长期生活在不自由的语境里造成的，对苦难无动于衷，对欺凌漠不关心，对记忆集体遗忘，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明哲保身“顺从主义”基础上的行为，而不自由的写作、思考、表述正是这些“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病” 的祸害源头。
20世纪已经落幕，要想将21世纪中国世纪变成事实，只有在书写、表述、思考上抹煞掉“家长化”管制，挣脱掉“意识形态”大手的镣铐与监视，向着独立不移人格、不从精神、拒绝顺从、自由主义思考的方向前进，才可以洞悉到深幽、真实、苦难、坚韧的“真相中国”。
最后，让全体全球华人，特别是至今生活在谎言统治下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们携起手来，不畏强暴，为着自由文化运动而竭尽全力。
（全文完）
转自自由圣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