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日讯】最近发生的《冰点周刊》事件，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大陆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若干年来，大陆当局压制舆论，整肃媒体，已经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冰点》事件是一次大爆发，表明有良知的中国人已经不甘于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由共青团中央出面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以后，公开站出来仗义直言、据理力争的不但有李大同、卢跃刚等《冰点周刊》的当事人，也有李锐、朱厚泽、胡绩伟等十三位中共党内德高望重的前辈，还有一批《冰点周刊》的作者和读者。其中，台湾作家龙应台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发表的文章，入情入理，掷地有声，不但获得了中国大陆公众的高度评价，同时获得全球多数华人的热烈赞誉，直接促进了事态本身的转化。大陆当局碍于舆论压力，只好仓促决定《冰点》有条件复刊。
在这个过程中，海内外有良知的知识界本该同出一心，共促文明。然而，我们却读到陈映真先生的《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批评龙应台的文章轻率，并为大陆当局封杀舆论辩护，不能不让人大跌眼镜。
陈映真先生是台湾前辈作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因言获罪，系狱多年，按理说，对言论自由的可贵和钳制舆论的可耻应当有深刻理解。但陈先生却对龙女士希望中国当局顺应世界潮流，开放言论管制的主旨视而不见。陈文一面批判垄断资本主义，批判西方是假民主，假自由，真野蛮；另一方面，却维护那些无视人权的专制国家的价值观，为那些制造大屠杀和种族清洗的政权申辩。其理论既有传统的共产主义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原教旨批判，也有后现代的萨义德的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看似振振有词，离开了人权这个现代文明的基石谈主权，谈文化多样性、不同价值观，必然要误入歧途。
现在有一种理论，说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的原因，是国际垄断资本势力不让这些国家发展，这是一种遁词。当今世界，凡是尊重人权，重视教育，实行民主法治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不起来的。南北韩原来基础相似，因为选择的制度不一样，现在已是天渊之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和联合国推动的反殖民化行动，世界已基本上消除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几乎所有原殖民地国家都获得了民族独立。独立后的国家，有的拿了国际援助，却发展不起来，其原因就是自己观念落后，制度失调，内部不同族群矛盾不能化解，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以色列资源匮乏，却在沙漠中获得发展：许多产油国除了有钱，一无所能，公民社会建立不起来，妇女不能享受教育，不能享受政治权利。而同样的世界经济秩序，为什么东亚一些国家发展的很好，而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还不如殖民统治时期。近邻缅甸就是一个典型。所以把自己不能发展的原因完全归结为国际资本，不能成立。陈先生在当代国际政治问题上，用新旧左派观点一味反美、反西方，失去了客观尺度，按自己的情感需求来编排历史和现代问题，但为中国当局打压公民言论权辩护时，却引用亨廷顿的理论，理证中国在人均GTP1000美元左右时，当局应采取高压。这种逻辑，令人吃惊。西方的左派知识份子，不论批判西方主流政治时多么尖锐，一旦涉及中国压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无不持批评态度。像陈先生这样公然认同当局高压政策，实在少见。
陈先生强调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这并不错。龙应台也没有否认这一点。但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强力集团利用权力致富，形成的新的两极分化。这正是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的结果。媒体不能批评社会强势集团，正是权力不受公民监督的表现。况且，如果不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瞎指挥，使巨额资金付之东流，中国的经济早该起飞。何况1949年后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原始积累，中国农民付出了外界难以想像的巨大代价。连已故中国领导人叶剑英1979年国庆讲话都承认比起中国人民付出的，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很不够的。原因何在？就是社会完全失去言论表达的空间，当政者无须面对社会舆论，承担最低的道义责任。陈先生可能在台湾感受不强烈，在大陆的过来人都知道，没有1976年的天安门运动的民意的表达，就不会有文革路线的彻底破产，就不会有大量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当时的这些政治上的大举措，都是以民意为基础的。所以民意正常表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幸事。一个现代社会，公民没有政治表决权，选举权，再没言论权，社会生活将会陷于怎样的状态。对读过奥威尔《1984》的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1989年六月当政者顺从了民意，惩治腐败，把国家引上民主法治的轨道，中国的社会矛盾决不会向今天这样复杂尖锐。更何况自古中国人就有“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以言”的训诫。
陈老先生认为中青报《冰点》周刊、《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其言论倾向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更是令人错谔！即使马克思本人，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自由价值的可贵。难道自由只属于资产阶级，其他人都不要自由吗？我看真真不要人民自由的是专制主义、独裁主义。事实上，当今中国是既没有社会主义的公平，也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直接导致中国的市场经济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对中国大陆新闻状况多少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能够关注农民工人等群体，并努力为之代言的，不是官方直接掌控的《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正是被陈先生视为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冰点》周刊、《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以及过去的《南方周末》等媒体。正是这些报刊，报导了当局故意隐瞒的个案，为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代言，才引起了当局的打压报复。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的维权问题、生态问题、爱滋病人的困境、农民子女的教育、学术界的腐败、百姓看病致贫、上访者的苦难，NGO的艰辛。大陆的工人、农民把这些报纸当作自己的代言人，陈先生却说至今看不到工人、农民阶级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点》。以善意理解，也只能说他对中国大陆的情况太隔膜了。
至于袁伟时教授的文章，在当代中国绝非无的放矢。感情是感情，史实是史实，不能因为感情而改变史实，这是中国史学最应继承的优良传统。在对待传教士的问题上，大陆的历史教科书是有偏见的。最近，北京大学武际可教授的新著《近代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就讲了明清以来不少传教士在中国真诚传播近代科学的故事。所以，对于传教士不能以偏盖全。传教活动是一种文化交流。为什么达摩来中国传佛教禅宗成为美谈，玄藏去印度取经、鉴真去日本传教，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亮点，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传播近代科学、传达外部世界的知识、帮助中国修历法、办学校，就是侵略？传教士中真诚帮助中国人的为数不少。如上海传教士步惠廉在抗日战争中重返中国上海帮助中国人，南京的贝拉修女在日军大屠杀时，保护了数万中国妇女免遭奸淫。在今天，世界走向一个新的全球共同体的地球村时代，全面正确地认识历史，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
何谓文明，何谓野蛮，本来不难判断。但近些年来，有人用文明、文化的多样性，故意把文明与野蛮之区别混淆了。所以，保护文化多样性不能没有底线。决不能以文化的多样性，否定人类普世价值的基本原则。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运动，也是一种文化观念，我们今天可以接受吗？那些有违当代人类的公认价值观的的宗教和思潮，那种非我即敌的不宽容的理念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以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口号下，让普世价值去适应他们。至于历史上，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用野蛮手段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这是全人类都应该反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各种立法，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准则。从根本上说，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国内政治矛盾可以找到和平的方法解决，在国际上也不可能冲击现行世界文明进程。同样，一个尊重人权的宗教和政党在国内外社会生活中，也不可能对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造成困难。当今世界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包括许多国家的国内问题都与人权状况有着直接关系。人权是否落实是检验一个国家文明还是野蛮的试金石。
在中国大陆，落实人权和宪法赋于的公民权是社会和谐转型的根本之道。决不是陈先生说的一千美元左右就应该一味专制。印度现人均不足一千美元，国内民族宗教之多令人目眩，可从英国人走后，近60年来，一直实行政治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并没有成为大乱之国。事实上，拉美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的早已越过人均一千美元，有的不足人均一千美元，但社会矛盾仍然尖锐，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在专制政体下积累的矛盾。民主宪政才是缓解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而言论权和公民的其他权利正是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起码条件。不知陈先生以为然否？
2006年2月25日
作者为中国作家，居中国大陆
──《观察》首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