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9日讯】 仅仅在去年立法会表决特区政府政改方案前的十二月十五日﹐距离现在才两个多月﹐特首曾荫权与香港土共民建联建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他亲自率领十名司局长官员，加上九名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走上闹市街头，参与由中共在香港外围组织民建联等组成的“关注政改大联盟”的签名活动，呼吁立法会议员聆听他们的意见，通过政改方案，把香港的政制发展纳入中共的“鸟笼民主”中。
十二月二十一日﹐曾荫权拒绝倾听香港市民的意见﹐政改方案在立法会被否决。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发表讲话﹐指责香港民主派是“反对派”﹐这顶帽子大获香港土共的喝彩﹐群起大骂“反对派”。从特区高官到香港土共都表现出政治的幼稚病﹐因为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反对派”是正常政治生态的产物﹐丝毫不含贬意﹔而专制国家中的“反对派”更具褒义﹐当然﹐在共产党人眼里﹐反对派就是反革命。香港政治生态在中共的基本法紧箍咒与多次“释法”及政经压迫下﹐民主派根本就没有出头执政的日子﹐只能沦为永远的反对派﹐要怪只能怪北京﹐怎能怪民主派﹖
其后﹐曾荫权又表示再不管政治﹐而只注重经济与民生了。这是斗气的话﹐不是他这种身份的“政治家”应该说的。因为基本法规定了“普选”的最终目标﹐只搞经济与民生﹐违反了基本法。但是这种说法很合北京与香港土共的心意﹐那就是小老百姓只配浑浑噩噩过日子而由土共或其他“爱国”人士“讲政治”﹐垄断香港的政治权力与权利。因此曾荫权这种不当说法也获得土共的欢呼。
曾荫权后来也发觉这种说法有问题﹐作为政治家﹐怎么可以说这样露骨的话呢﹖何况他已开始筹组班子准备二○○七年的特首“选举”﹐由于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蠢蠢欲动﹐让曾荫权要特别小心。因此他再次耍政治手腕﹐搞表面的“平衡”来拢络人心﹐并且继续分化民主派。于是他委任民主派的两位年轻成员何安达与刘细良（年纪四十上下）出任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委任民建联二十九岁的“新秀”陈克勤出任行政长官办公室特别助理。
哪里知道这个决定居然捅了马蜂窝﹐土共的头目和御用文人纷纷出来痛斥曾荫权﹐使人瞠目结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从曾荫权的从政历史与表现来看﹐他是比较善于运用权谋的。政改方案的流产﹐显然说明他与民主派互信不足﹐因此他虽然说了一些气话﹐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必然要加强与民主派的关系。因此对这三个人的委任﹐顾及到了“端平一碗水”﹐表面上来看﹐对民主派的示好又似乎更多一些。例如“全职顾问”云云﹐既可能是重用﹐也可能是顾而不问。就如董建华时代﹐邀请“信报”总编辑练乙铮﹐但因为他与董建华的分歧而被投闲置散。去年六月他在“信报”发表了十七篇回忆文章道出某些秘辛。何况曾荫权上台后﹐原来的策发会全面改组，同样为政府收集意见的中央政策组变成了秘书处，它的重要性已经降低。
然而因为民主派有两人上位﹐土共只有一个﹐而何﹑刘二人的工资又高过土共的工资﹐因此土共就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歧视。这是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的典型。
去年五月﹐也就是董建华下台﹐曾荫权出来竞逐特首时﹐民建联前主席曾钰成著文﹐声称曾荫权的智囊建议，为加强问责制，在各局长之下分别开设“政治顾问”职位，协助局长推销政策，于是他建议应该任命政党人士出任这个职位。但是后来曾荫权的回应却说设立的是“练习生”﹐使人想起“西崽”的OFFICE BOY。相信曾特首的回应太刺激曾主席﹐所以把“行政长官办公室特别助理”也当作练习生。然而这是权力中枢的“特别助理”﹐也就可能受到特别眷顾﹐平步青云﹐怎么土共们没有想到这些呢﹖
但是难道真是为了这点“不平衡”导致双方扯破脸﹖当然事情没有这样简单。去年五月曾钰成提出政治任命局长助理﹐明显就是向即将出任特首的“港英余孽”曾荫权要权﹔现在曾荫权开始部署二○○七年的特首竞逐﹐曾钰成组织围剿﹐自然也是要求曾荫权分权的一种政治表态。这次加入战团的还有民建联现任主席马力等等﹐他们甚至表示不排除会派出候选人与曾荫权争夺特首宝座﹐明显在将曾荫权的军。更有御用文人责问﹐为何左派（土共）在香港就有“原罪”﹖进入政府架构都有困难﹖而且在香港一直被人瞧不起。他们甚至认为北京对此也有责任。为此还传播消息说﹐曾荫权的后台﹑港澳办主任廖晖即将离职﹐显然为“倒曾”打气。
何安达与刘细良是民主派的智囊型人物。何从事公关工作﹐人缘不错﹐所以反对声浪不大。刘细良曾是民主党研究部主管﹐多年前投身传媒﹐现在更是在李嘉诚旗下的传媒任职﹐但是他的以往表现还是令土共愤愤不平而遭到土共的围攻，民建联现主席马力批评刘细良“心态反共”；前主席曾钰成更说“刘细良不但是‘民主派’，而且过去还是‘民主派’的打手，在报纸发表文章和在电台主持节目，经常以尖刻的语言指名道姓地攻击‘亲中’人士，毫不掩饰他对‘传统左派’的敌视和鄙视。”看来﹐现在到“秋后算账”的时候了。
可是如果看到香港土共历来的表现﹐例如一九六七年的文革暴动﹐丢炸弹﹐烧死传媒人士﹔以及今天高喊“反击右倾翻案风”﹐明天又可以喊“邓小平万岁”﹔今天吹捧江青同志﹐明天说她是“白骨精”﹐来来去去都是那班人。他们只知斗争反英﹐对香港的自由法治却毫无建树﹔香港主权转移以后﹐他们对董建华贡献馊主意﹐导致香港沉沦﹔这些又怎么可能使香港市民对他们产生尊敬呢﹖今年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香港土共至今没有与他们的过去决裂﹐又怎能脱掉他们的“原罪”﹖他们坐上人大﹑政协的宝座还不够﹐在特区建制里有不少职位也还不满足﹐却要垄断主要权力﹐香港又怎能对外打扮出“一国两制”来欺蒙世人呢﹖这也是北京需要对他们进行“节制”的原因。因此廖晖离职之说出笼﹐中联办就高调否认。当然﹐土共现在敢于不顾北京“和谐”之说而如此赤裸裸的向特区政府要权﹐显然也是因为中央的权威性已经下降﹐难压“地头虫”了。
除此之外﹐因为土共在北京也有他们的人脉﹐因此可能听到一些对曾荫权不利的小道消息﹐以为“倒曾”的机会到了﹐吾可取而代之也。问题是即使中央对曾荫权不满﹐是不是一定要倒他﹖就是要倒﹐也要通过黑箱运作﹐表面上还需要制造“和谐”局面﹐岂容土共们大鸣大放﹐破坏中央的战略部署﹖
但是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目前曾荫权与土共表面上蜜月已经结束﹐但是随时也会因为利益一致而重新结盟。从“大局”来看﹐他们还是利益共同体﹐因为都不想看到香港有真正的民主﹑法治﹐要政治分赃不是难事。──原载《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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