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2日讯】中国经改会副秘书长温铁军坦陈，所以不能推进民主化改革，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已经大面积的深度腐败。推行民主改革，等于是要把他们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他们当然不愿意。
中国官场之贪污腐败，早已举世皆知。但是一般人还是严重地低估了它的恶劣程度与恶劣性质。许多人，甚至包括许多许多揭露批判腐败现象的学者，总是习惯于把今天中国的腐败现象和历史上的或其他社会的腐败等量齐观，今日中国的腐败是发生在从共产向私产的转型过程之中，这就和其他时代、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根本不同。
我们知道，官员贪污，主要是利用职权之便侵占国家资产以及从那些政府直接干预的经济活动中榨取利益。中共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积累了空前庞大的国有资产，这是那些没有搞过共产的国家望尘莫及的，所以中共一旦贪污腐败起来，势必也是前无古人。其他社会基本上是私有制，政府直接控制的资产和直接干预的经济活动都还是有限的，官员们贪污，也就有限。
其次，在中国，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权力没有制衡。有人说，有民主有制衡未必就没有腐败，如菲律宾；没有民主没有制衡未必就一定腐败，如五十年代的中共，起码在经济上还称不上腐败。这话不是毫无道理，但问题是，当社会提供了产生腐败的若干条件而又缺少民主缺少制衡，其腐败势必更加恶劣。
再有，如今的共产党，不但缺少民主与法治的硬约束，也缺少意识形态的软约束。早先的共产党多少还有些理想主义，故而其成员多少还有几分道德自律和相互监督。如今的共产党早已蜕变成一个赤裸裸的利益集团，十官九贪，无官不贪，上下串通，官官相护。
在这里，六四又是一个关节点。六四之前，民意高涨，政府官员的腐败尚在初期且多有忌惮；六四之后，民意受到严厉打压，官员腐败遂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再加上苏东剧变的警示，权势者对未来没有信心，于是更加紧眼下化公为私的步伐，这就促成了腐败的恶性发展。
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中共的某些措施，本来是有积极意义的，殊不料却对腐败推波助澜。例如废除终身制，于是产生了所谓五十九岁现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饱官方去，饿官又来，临退休前狠狠捞一把。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全做了。
在历史上，确实有过不少专制国家自上而下进行改革获得成功，但是从未有过一个高度腐败的政权自动改革，还政于民的先例。因为彻底腐败，意味着大部分官员都处在所谓无法无天的非法状态违法状态。即便按照现行的法律和政策，他们也是罪犯。一旦实行民主改革，还政于民，他们就会对民主改革充满恐惧，充满敌意。他们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抱成一团，共同抵制民主改革。早在那本影射陈希同案件的小说《天怒》里，作者就通过书中一位贪官之口指明，中共现政权正是让大小官员们享有贪污腐败的大好机会，从而赢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援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这是为什么在六四之后十几年的今天，经济改革非但不再是促进政治改革的动力，而且还变成政治改革的阻力的原因。
官方学者温铁军道破天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去年在福建宁德有一次讲话，对腐败与民主改革之间的关系作了相当坦率的表达：
“我们去年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九十％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份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份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这里，温铁军明白地告诉大家，中国之所以不能推进民主化改革，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已经大面积的深度腐败。推行民主改革，等于是要把他们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所以他们当然不愿意。
温铁军这段话实际上也是告诉大家，所谓加强执政党一元化领导，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腐败，维护腐败分子的非法既得利益。注意，当温铁军说中国缺乏健康力量，无法搞出良性政治，这实际上已经承认腐败的精英集团不是健康力量而是不健康力量，眼下的政治不是良性政治而是不良政治。
而腐败的精英集团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恰恰是这十几二十年来改革的产物。在改革之初是没有如此大面积的深度腐败的（这里主要是指经济腐败）。这就是说，如果在改革之初，或者在六四之前就推进民主化改革，由于那时还没有强大的不健康力量，中国会比较容易地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如果在改革之初，大家就共同向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当局实行分权制衡，保障基本人权，那还不过是要求当权者放弃不应有的政治特权，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因此要当权者们接受自由民主要求还并不特别困难。可是等到现在，权贵私有化已经泛滥成灾积重难返，再要他们实行自由民主，那就不仅仅是要求他们放弃政治上的特权，而且还是使他们面临经济上的被追究，可能不少人被送上法庭，这当然就更困难得多了。
自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上一条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经是越来越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以后我们势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只会更大更大。事实上，代价天天都在付。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靠喝人血吃人肉才能维持生存，它必须靠全民族的道德沉沦才能维持生存。因此，任何对民主改革的拖延都是犯罪。不错，权贵者们恐惧清算，因此千方百计地抗拒民主。但正如刘晓波指出的那样，权贵者们的恐惧，其效果也有两面性，它既可能使权贵者顽抗到底，也可能使权贵者顺从民意──“只要民间要求社会公正的道义压力足够强大，设计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秩序为底线”。这无疑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
转自《开放》２００６年４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