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4日讯】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
50个春秋，弹指瞬间。
在中国大地，在1957年那场反右浩劫中，有多少知识分子、天真、热情、单纯的心怀报国纯情的知识分子，从彼时开始改变了人生轨迹，走上了屈辱磨难的历程。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有位女作家著书名为：《往事并不如烟》。是的，那漫长的岁岁年年，一椿椿，一件件，从我的经历中，是血、是泪，是个人的九死一生而幸存，是亲人的郁郁而死，是老父绝望无告而自缢；三代人的牵连受压抑，为他（她）们和生活罩上了阴影，从人身至心灵都套上沉重的长久挣不开的枷锁！
1998年，我写了一部书稿《血泪惊魂夹边沟》，为纪念劳动教养40周年，它把那段劳教的亲身经历作了真实的描述。那是以血成字，以泪成章，令人难以卒读，令人愤而泪下的纪实文字。
如今，反右已届50周年了，从甘肃酒泉夹边沟九死余生，到走出夹边沟这段历程，可谓是生死迷茫之路。
两度发配沧州老家为农；发妻吴宜勤在1962年返乡八个月后即心力交瘁，身患绝症抛下幼小的5个儿女撒手含恨而去。就在同年冬又一位年轻女人走进我的生活，她名叫陈璧珠，本名叫罗翠兰，她才貌双全，侠骨柔肠，不嫌我右派，不计较我是农村户口；不怕我拖儿带女，毅然嫁我，要分担我的穷途窘况，她伴我41年，抚养儿女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待到儿孙满堂，该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她却在2004年享年70岁时撒手而去了！
1969年春，在我二次发配沧州为农时，为家乡后白马大队跑推销业务，不想赶上了“一打三反”运动，在西宁被当作了投机倒把分子遭逮捕。同年三月在十万人的公判大会上判“死缓”，险些成了异乡的屈死冤鬼！
1972年出狱后，走天南地北得到很多人的同情、关爱；这些，都给予我生活的勇气，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记得有位文学大师，曾写过一篇《甲申三百年祭》，他从李自成的灭亡总结了教训；而我写的《57—五十年祭》这篇短文，是怀着泣泪凝血深深的哀思，来为我的亲人献上满怀哀思的祭悼之心。
爸爸：上世纪二十年代，您离开贫穷沧州老家，您十六岁闯天津，赤手空拳，吃尽了苦，总算学了一套西餐手艺来养家，在天津卫站住了脚。您是一位有燕赵之风的人，交朋好友、热肠义气。您对我这个长子寄托着无限希望，常对我说：“柱儿，”长大了要当“督军”，做“大写”（文化人），给咱们姓提的争气。您教导我，做事，要比别人做得好，不能让人挑出毛病来，本事要多学几手，艺不压身。
1937年，“七•七”事变，您失业生病，五口之家陷入绝境，十五岁的我刚刚念完小学，为了养家糊口，我在日本人的企业——东亚海运公司当了一名勤杂工。抗战胜利后，我又在美军击战队第一师在津的医院当了三年清洁工。这样，使一家老小有一活路。爸爸：记得我在1948年考上天津工人日报当了记者，您那欣慰与骄傲之情溢于言表，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喝酒时，不再是愁眉苦脸喝闷酒；而是绽开笑颜喝的是开心酒！
1949年，是您鼓励儿子投身革命考入了华北大学，说：“孩子，咱穷人解放了，不再伺候有钱的人啦，可以扬眉吐气，挺起腰杆做人啦！”孩子要好好跟着共产党做事。
当儿子在天津西站乘一列货车奔赴大西北那天（1949年7月30日），您看着一千几百个热血革命青年，身穿粗灰布军装，背着大草帽，唱着“我们是民主青年”的歌曲，那种豪迈之情，那种意气风发的革命劲头，您满含热泪，激动不已，可能心里在想，我大儿子去解放大西北了，作为父亲您那自豪之情，骄傲之心，不都溢于言表了吗？
爸爸：您在天有灵，一定会记起，自从您目送儿子去解放大西北后，咱爷俩再次相见已是十一年后了。那是凄情惨景，肝胆俱裂的再相逢。是您和儿媳宜勤双双从千里之外，背了救命干粮到甘肃高台明水农场救我。当时，儿子全身浮肿，奄奄一息，命悬一线，当看到儿子睡在四面透风的地窝子草地上，您以痛子之情，愤怒之情，对儿子说：“他们这样对待你，你怎么能忍、能受。你干嘛不用铁铣跟他们拼！”
爸爸：你后悔了，悔当初不该让儿子考华大，悔不该让儿女离开天津，抛下妻儿老小，去解放什么大西北？去做什么大骆驼，革的什么命？到头来，差一丁点儿革了自己一条小命！
儿子一生命运太多磨难，文化大革命清理阶段队伍时，说儿子是“十种人”，摘帽右派，必须遣送农村，1969年春儿子第二次又发配回到了沧州老家，当了大队副业厂的业务员。记得这年冬天，我离开您出差到青海省西宁跟您告别的情景：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村南头那片枣树林，枯枝在风中摇曳，您背着个粪筐拾粪，您的短短头发霜一样地白了，脸颊上胡须也白了。满脸上一道道深深地皱纹，呵，这一别竞是最后一次诀别！
我到西宁后，正准备在新年前把与各厂签的合同作个了结，谁知晴空又蒙上了一层浓云，蓦地里又炸响政治运动的风雷，在“一打三反”中，我被诬当作“投机倒把”分子遭到逮捕，并且在西宁省十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上，在一无证据、二无审判认罪情况下，竟然被宣布判为“死缓”！法理何在，人权何在？
父亲绝望之中，急瞎了双眼，年逾古稀的老人每天以泪洗面，度日如年！
1972年冬，老人摸着熟路，走到南场枣树林，系上一条麻绳含着激愤难平的心，自缢而去了。
命运偏偏弄人，在老父死后六小时后，后白马大队收到了我的电报，西宁公检法宣布：“坦白交待好，有立功表现，免予刑事处分。”感谢政府宽大！我又捡了条命，其实，我在为大队搞业务期间，每天仅记九分工，每天领1.5元出差补助，没有多拿一分贪污钱，对所承揽的加工产品质优无假。
两年的西宁南滩监狱的铁窗日子，老父的含冤自缢，这一切应该向谁去讨个说法。
在我从西宁奔向沧州的列车上，一路上说说笑笑，很快就要见到我的爸、妈和孩子们啦！真是归心似箭啊！一路上，人们没有向我透露一点点父亲亡故的事。直到下了火车，妻子璧珠才慢慢地向我吐了点儿口风，说爸爸重病，病得挺厉害，七十几岁的人啦，看能不能扛过去。走进自家院子，发现摆了一口白木棺材，“啊”！一下子才明白过来，爸爸走了！生离死别，肝肠俱裂！事情的骤变与发生，合乎情理吗？合乎天理吗？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凄风苦雨之时，每忆起这段撕心裂腑的往事、恨事，我都要仰望苍穹呼喊：“老天！这世上发生的一切你可曾看见？”为什么不在六月也飘起一场漫天大雪！
《57—五十年祭》，我还要祭悼我的一结发贤妻——勤姐，你走了六十三个春秋了，你有多少难以割舍的情啊？
从相爱到诀别，整整十八年，留下五个幼小的儿女，最小的儿子才五岁，她（他）们要靠谁来抚养成人，相依、相爱的人正值青年，不会持家理事，要靠谁帮？
勤姐：你泉下有知，记得吗？1945年夏一我在公园里认识了你，引起我注意的是你手里拿了一本当时天津正畅销的小说：《结婚十年》。我们从这本小说开始了话题，你稳重大方，颇有大家风范。经过攀谈才知道你要报考一家日本制靴工厂，我当时也正闲着，于是我们考进了这个工厂，而且还分到一个车间——完成科。仅仅两个多月的共事，“8•15”日本投降了，工厂关闭了，再不能天天相见了，于是我产生了一种失落的感觉，一种难挨的思念的感觉。呵，对了，那是一种爱恋的感情。
你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祖父在海关主事，有宅院、有门房，过去家有包车，不像我这穷门小户，真是门不当户不对。可是我们竟能结为夫妻，那是因为你爱我之心非常坚决，非我不嫁，你父母爱女心切只好依了。
勤姐：我们幸福恩爱的生活没有几年，便被57“反右”的噩梦粉碎了，我由一个电台记者变成了“另册”贱民。被丑化，被批斗，被奴役，停了工资只发给十五元生活费，生活陷入困境。
你，没有抱怨，自己默默地忍受。
记得1957年中秋节，我在电台很晚才回家，当我非常乏累地走进家，发现小桌上摆了两三碟你炒的菜，一盒牡丹烟，还有一瓶葡萄酒。啊！勤姐：那是我们相爱以来我感受到的最幸福的一个节日，我在单位受到的屈辱，受到的压抑，在你的柔情体贴关爱中都暂时淡去了。
1960年，我在河西高台明水劳教时，大漠的严冬，死人如麻，当时我已全身浮肿，时时昏迷，神情恍惚，已无力走路去打饭了，死亡的威胁时时在靠近我，真是朝不保夕啊！
1960年11月7日，你和爸爸千里迢迢走到明水农场救我来了！我已不是平时你看到我的那副时时浮着微笑，时时欢欢乐乐那种活力十足的样子了，两眼肿得成了缝缝，声音是那么微弱，我在四面透风的几十人挤在一起的地窝子里蜷缩地躺着，你们爷俩的及时赶来使我得救了，当你午后扶我在雪地上活动时，我每走一步，白白雪地上可以看到我走过的地方，渗着鲜红鲜红的血滴。你心疼地拥抱着我痛声叫着我，无助地向茫茫大漠戈壁望着，口里低声说：“天，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罪在哪里呀？为什么把人折磨成这个样子呢？
两年以后，我们下放到了沧州老家，你说，这回可好了，不再受罪了，不再叫人摆布了，我也不再担惊受怕了！虽然每天喝碗粥，吃块粗粮也好，毕竟过的是人的生活啊！
在后白马老家，刚住了半年多，你病了，心情郁闷，有苦难言压在心里，是呀，当年天津大户人家娇生惯养的小姐，如今成了穷乡里一个农妇，推磨、井里打水，烧柴火做饭，每天带着孩子闷在屋里……
腊月，病重了，每天傍晚胃疼，疼得在炕上翻滚，脸焦黄，冷汗淌，勤姐：你咬紧牙不呻吟，不出声，你是怕惊吓了我，我只能握紧了你那冰凉冰凉的手，帮助你用劲，似乎在为你解除那病痛。屋里，油灯如豆，死寂无声。
勤姐：你多少次轻声叹气，说：“唉，我走了，你可咋过？村东头芝芬妹挺喜欢咱们的孩子，以后，请她来帮你照看咱们的孩子。呵，你可能感到来日无多了，特别含蓄地暗示我什么。本来我俩可以在平凡中白头偕老，安安分分地做人，尽职尽责地做事，生儿育女，做一对恩恩爱爱的好夫妻。在既无兵荒马乱，又无天灾饥饿，为什么无端遭此磨难呢？好端端一个家竟落到如此凄惨呢？
勤姐：你走的那天是1963年正月十八日，前两天我去天津为你买挂面、蛋糕，正要送回给你，可是噩讯传来，说你病危。我急忙赶到地区医院，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护士办公室，找住院床号（2），那个号牌被摘去了，不祥之兆！我急找护士问她们2床病人哪去了？她们推推诿诿，谁也不说，最后在我逼问下才说：“在太平间。”
天色昏黑，灯光暗淡，医院里一片沉寂。我独自走进冰冷的太平间，一盏昏暗的电灯，照到有几个停尸的床，都蒙盖着白布单子。突然，我发现靠窗的床下边有一只蓝条绒棉鞋，那是勤姐的鞋，我忙把白布单掀开，勤姐双眼闭着，头发散乱地覆在脸上，一只脚光着，我不顾一切地伏在她冰冷的身上，放声大哭！我把脸贴在她凉凉的面颊，大声喊着：勤姐，你为什么不等我，怎么就这样走啦！连最后一面也不让见一下。
安葬以后，我怕进我俩住过的屋子，勤姐梳过头发的梳子还摆在桌上；勤姐盛针线的木盒还摆在炕边；勤姐穿过的衣衫还挂在炕沿上头；勤姐没有纳完的鞋底还在木椅上……
见物思人，睹物伤情。十八载恩情断，从此以后，人间地下，再相见只能在梦中！
今年，是反右五十周年，特向冥间的勤姐深深祭悼，孩子们都成家立业，咱已是儿孙满堂了，安息吧！我永远怀念你！
2004年7月24日，与我有50年挚爱，伴我41年的第二位妻子陈璧珠（本名：罗翠兰）走了，享年70岁。
她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她本身就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书。
她出生在山城重庆一个服装店的家庭，1947年随父罗汉卿为逃军方所负的债务，全家四口人来到了汉中。
举目无亲，穷困交迫，因为母亲患病，无奈之中罗汉卿以500大洋将亲女儿卖到了西安。养母陈老太给她起名陈璧珠，这是一棵摇钱树，她长得亭亭玉立，浓眉大眼睛，机灵乖巧，但生性暴烈，颇有股子强劲儿。
陈老太为她请了琴师，教习京剧，每天吹拉弹唱，读音咬字，可是一个四川女娃，京腔京唱可不是好学的，为了这，不知道挨了多少藤竿的抽打，全身青一片，紫一片，可她却不吭一声，两年起早贪黑，这女娃子会拉会唱了，眼看就可以为陈老太大把大把地挣大钱了。
1948年，蒋家王朝的江山已是摇摇欲坠了，西安城人心惶惶。
陈老太为了捞回血本，设下巧计，以1000大洋让璧珠服侍一个大商人，一个尚未成年的姑娘就这样失去了贞操。此后，有几个月陈璧珠出去卖唱献艺，为养母挣了不少钱。
1949年，西安城解放了。
璧珠成了一个解放了的自由人，参加民营群众剧社，穿上了灰布制服，戴上了女战士那样的八角帽，在十月一日那天上街欢快地扭起了秧歌，欢庆人民的解放。
1954年春，璧珠和几位同事姐妹来到了兰州，在双城门新声曲艺社献艺。此时，我在广播电台文艺部负责采编文艺节目。璧珠常去电台录节目，慢慢地认识了我，对我甚至产生了好感。有一天，我的同事老郑向我提起了一件有趣的事，他说，璧珠托他说，愿意跟我交个朋友，老郑告诉她，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璧珠住的地方正好和我家保姆徐大妈同院，有一天，在徐大妈家见到了她，我们在聊天中知道了她的身世，使我对她产生了同情和怜恤之心。璧珠慢慢地了解了我的为人，知道我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好人，她对我说：“我是一个孤苦的女孩子，没有亲人，你认我做个妹妹吧！以后，有什么事请哥哥帮我拿主意，护着我，省得让人欺负，行吗？”就这样，我以极为纯洁的感情待她，清清白白、磊磊落落。真地表现出一个做老大哥的样子，处处关心对待这个孤苦的小妹。
按照沿习已久的旧观念，女艺人被人称作“戏子”，属下九流的轻蔑的称谓，一个“女戏子”和一个人们视为高尚职业的电台记者，频频接近往来，其中……于是流言蜚语，说长道短的闲话，流散开来。
不久，电台领导叫我在团员生活会上做检查交代，最后领导严肃地叫我与陈璧珠断绝一切往来。否则，会对她采取逐出兰州的措施！就这样，为了使璧珠能顺利在兰州演出保住饭碗，这段短暂的兄妹挚纯之情断绝了。
逝水流年，九年过去了，到了1963年。
六月，我从沧州老家来到兰州，上访省委请求落实政策，给我一条生活出路，经城市办公室登记等待处理。在此期间，我整日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走。一天下午，我走到一条巷道一个剧团门前，看到一块演出的《文昭关》的广告牌，不觉停下细看起来，想问一下演出日期，不觉走向售票窗口打算询问一下。当我看到的售票人员竟是璧珠，真让我惊喜交加，疑是梦中。璧珠的表情也一副惊呆的模样，她请我到她家中叙谈。我抽着古巴烟，把九年来的往事向她倾诉……，我说我已不是当年那个当记者的人了，57年当了右派，58年去劳动教养，妻子宜勤去世了，目前正在等待落实政策，等等，等等……
她的眼泪不停地流淌，有时竟哭出声来。璧珠深情地说：“哥，现在你不用太担心什么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会管你的，如政策落实了，我陪你在兰州生活，把孩子接来；万一不能落实，我跟你去沧州，替你抚养幼小的儿女！我现在已是离了婚的自由民了，这是不是我们前生的缘分呢？老天爷把你又给了我……，”她微笑着、含着泪花向我诉说着。
珠妹，你很善良，你的爱心，使我永生难忘。璧珠工作的剧院经理，劝阻她说：“钟政是什么人，右派，家又在穷沧州农村，还有五个孩子的拖累，别的不说，光这五个孩子的后娘，你当得了吗？你真是傻了，呆了！“刘经理，这一切我都不考虑，我只是关心他，我认为钟政是我遇到的一个最好、最好的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不管，今后我跟他去讨饭受穷，我一百个心甘情愿！”这是我深爱的珠妹表露出的一股侠骨柔肠，我真正的红颜“知已”啊！
车到山前必有路。
1963年9月27日，城市办公室通知我：决定收回，安排在兰州市五金公司。
11月16日，我与璧珠终成眷属，结为连理。我在兰州市五金公司所属的化工商店当了总务，行政24级，工资44.20元，比在电台原工资级别82.28元，少了一半。这，已经是求之不得了，足矣！足矣！
把三个最小的子女接到兰州。我与珠妹俩人工资一起不足百元，为此，她在下班后还要把从商店领回的牛皮纸糊成装盐的袋子，每糊6000个，可收入13元。
在剧场劳累了一天的珠妹，在灯下糊纸袋子直到深夜，每天午、晚下班她要走过一个站再乘公共车，只为了少坐一站可以省下两分钱！
璧珠的父亲是重庆一个服装店老板，璧珠她从小就是娇女娃，从不动手做针线、做家务。可是此时有三人孩子要她操心，做饭，缝缝补补的事儿都要亲自不辞辛劳地去做。孩子们渐渐大了，大儿子大华就读于聋哑学校，女儿与二华上了小学。
政治风云骤起，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
我，作为右派每天陪批、陪斗，低头哈腰，揪发挨踢，受尽屈辱！可是，我也把这一切一切都视若游戏了，那就来一回玩世不恭的游戏吧！政治就是游戏，人生也是游戏吗？
游戏在继续。1968年，又出了一个新戏码：遣送“十种人”。作为右派的我自在遣送之列。祸不单行！正在此时，璧珠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囚禁在单位失去自由，罪名是说毛主席没有留胡子，意思是影射“嘴上没毛”，是对伟大领袖的污蔑！
而我，都带领儿女被遣送回到了沧州老家。我想，人生绝不会是儿戏吧？可是，人生确真的是儿戏！中国历史，五千年，哪朝哪代，数都数不清，可有什么朝代会让一个草芥之民有如此遭遇。像煎饼一样，煎过来、煎过去，里里面面，煎干了！只留下了一丝丝气，在苟延残喘！何时方休？何时是了！
历史，常会把最大的生死攸关的悬念施加给最有承受力的人物，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此人，舍我为谁？
我第二次被遣送到沧州老家，做了后白马大队业务推销员，那是1969年4月。
我所在的后白马大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出去订合同金额达到一个千元的，要放一挂鞭炮以示庆贺。
我在西宁，西北最边远的小城，与六、七个工矿企业订立合同金额达到34万元。天呐！那要放多少挂1000响的鞭炮呢？与我订合同的几个企业，至今我依然记得；青海制药厂、电化厂、五金配件厂，地质局、化工厂……业务为玻璃仪器，野外帐蓬修复再利用，高、低、压配电厂制作安装。
所有签订的合同都要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去鉴定盖章，这引起了该局注意，一查，我们仅是一个小小的社队企业，这些官员们认为捉到了一条“大鱼”，可以为全国雷厉风行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立一份头功！
1970年新年前夕，西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经济警察认定我是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在当地常是有人与公社合作，以分社业务人员身份承揽工程等业务，达成之后与分社按合同收入分“三七”或“四六”分成。
于是，在这种先入为主的认定下，我面临的大难是万一不能逃脱的了！于是，我的全部财物被没收，被送进了西宁法院指挥部收容所内，与收容的“盲流”杂处草棚之内。每天喝两顿小米稀粥，发的打饭盒子脏兮兮地沾满了泥垢，唉，这种情景，使我又忆起了夹边沟那段经历，何其相似乃耳！历史老人死死地盯住了我，让我当作这段历史的“实验”者！
旧历除夕，西宁清理指挥部死样寂静，三间土屋，铺了草的地下，躺着横七竖八的各类被收容的人，我住的那间土屋有一个从拉萨收容的陕北的木匠老汉，还有两个多年前西藏动乱去了拉萨的俩姐妹，如今都已长大被送回青海老家，姐姐叫桑木珍，妹妹叫玲木珍，他们穿着油垢的皮袍，都扎着细辩子，手脸都挂满了泥垢，她俩相拥着挤在墙角，一句汉话都不会说。
在这个除夕夜，我心绪烦乱，我托一个很机灵的小伙子，给了他几块钱为我买来一瓶互助牌白酒，一个人喝闷酒，想心事，微醉了，我把三个屋里的人喊着都到我的屋里来，要联欢过除夕，我说给大家出节目。
山东人点我唱吕剧，我唱了郎咸芬的《蓝桥会》；河南人让我唱一段常香玉的《拷红》，还有几个西北、陕、甘人问我能不能唱秦腔，我喝了一大口白酒，扯着嗓子唱了“活周瑜”沈和中的《黄鹤楼》“……黄风吹动了，长江浪，黄鹤楼上有埋藏，我命甘宁过江往，要害刘备一命亡……”屋里三几十个人破颜大笑起来，我还唱了旦角戏《游西湖》……
在愁云苦雨的除夕夜，我以愁苦之心为愁苦之人暂解愁情，同是天涯受难人，相逢何必要相识。
真正的伤心断肠事是在正月初三，我的珠妹是在大年三十等不到我回家过年，一打听才知我出了事。急忙赶到西宁看我，当她见我被囚禁在这种鬼地方，与好多破衣垢面的乞丐一样之人为伍的时候，她号啕大哭起来说：“我要找地方讲理去，我们一没犯法，二没犯罪，凭什么抓人！关人？”我尽管内心里心疼她对政治的幼稚天真，和看她那满怀愤怒痛苦的表情，我心在滴血，滴泪！可我还是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没有笑地把除夕晚上出节目过大年的高兴事讲给她听，我告诉她说，这些人都把我称作是他们的“国王”，是一个“大演员”，珠妹听了不觉破涕为笑了。
她给我留下钱和粮票，哭得两眼红红地回了兰州，谁知，这一别竟是两年。没过几天，傍晚一辆吉普开到清理指挥部，走进两个穿绿制服的人用手铐把我押送到了西宁南滩看守所。
升级了，等待我的又是什么？心里有种预感：凶多吉少。
一大早上，我被五花绑地押到了西宁体育场，在看台下面一间空地上跪了不少人，一个战士命我头顶地跪下！我坐在地上没有跪下，他厉声喊道：“为什么不跪！”我说我血压高，心脏病，脑子一充血，恐怕上不了公判大会了，我一时维持了我那份尊严。三十几万居民的西宁，开了个有十万多人参加的“一打三反”公判大会，口号震天响，人头黑压压，站在台上的“罪犯”每人都是五花大绑，脖下挂了写有罪名的大块牌子，而且还勒了一根细麻绳，由揪着人们头发的战士捏着，防止呼“反动”口号！
大高音喇叭传出判决，死刑，立即执行，一大串名字：死缓，判××年，又是一串，逮捕，一串名字。我竖耳只听我的名字：提钟政，罪名：右派，长期流窜作案，投机倒把，腐蚀干部，私盖公章，严重破坏了青海省经济建设……等等。天呐，这是我吗？这一切、一切从何谈起？
上天见怜！本来要判死缓，谁知我在电台的老同事曲滋莲向他的爱人军区张司会员说，我的电台同事钟政怎么上了公审大会，布告上说，还是个大投机倒把分子，不对吧？他是个很有才气的记者，50、51年那时候还是新闻团委的书记呢？怎么会……？正巧，张司会员秘书好奇，就给公检法打电话随便问了一下，公检法人们慌了手脚，以为张司会员过问此事，忙着查找罪证。
结果，本人没有投机倒把，一切帐项都是经过委托付款给大队，本人无分文进入腰包；二是所签合同均按要求交货，质优可用。这还判什么“死缓”。只好关押起来，等以后看情况再说吧！一关就是两年，1972年冬，以“在狱期间坦白交代好，有立功表现，免予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呵！感谢政府宽大！
璧珠妹：你在两年漫长时日，白天忧愁，夜晚难寐，度日如年，食不知味，常是夜半哭醒，几次去西宁探望都没有见到我而痛哭而返！
三十六年的往事了，珠妹，你泉下有知当会记住那段撕心裂肺的日子。当年，你的宜勤大姐为我在夹边沟受难而心力交瘁，我在西宁含冤入狱两年，又使我的珠妹焦心苦虑，倍受煎熬！这一切一切都缘自1957年那场劫难，这都是因为我成了一个右派所致！
五十年了，如今我尚苟活于世，而我最爱的两位贤妻却在受拖累多年先后离我而逝了，五十年祭，此恨绵绵，缅怀无尽！
此刻，又有几多右派未亡人，他们又会发出怎样的心声，去悼念早已蚀骨为灰的屈死亡人呢？
让历史铭记这五十年祭日吧！
让人们铭记上世纪50年代那55万多右派们所经历的铭心刻骨、凝血泣泪的多难人生吧！
可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殉难赴死，能够为后世找出一个治世之法？
让人人都生活在灿烂阳光下，过着无惊无恐的舒心日子，能够发挥才智，不再受到扼杀，让人们能够相亲相守，不再活活地被拆散成为冤鬼，怨魂。
青春无价，五十年金色年华都已虚掷不回了，今生已无缘追补了。
理想无限，如今皆以化作泡影！我不该生于那常常刮着风暴的年代，可是，这是由不了我自己的。奈何！
往事并不如烟，在我垂暮之年，犹记起那段荒诞而难忘的历史！
那就将历史永远记在后人心上，对1957年这个忌日，永远地深深地祭悼吧！
提钟政
2006年3月25日
──《观察》首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