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5日讯】（一） 我到怒江旅游
关于怒江水电开发的问题，网上沸沸扬扬之声，持续了好久，最近似乎趋于沉寂，我把半年前开始写作的本文，发表出来，希望放个马后炮。
论辩的双方，以环保为焦点，一方是主建派，被称为反环保派，一方是反对派，被称为伪环保派，双方唇枪舌剑，刀来枪往，好不热闹。作为观众的我，既非水电行家，又没到过怒江，所以看得一头雾水，只好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来形容。不巧，2005年9月间我到怒江旅游了一趟。既然到了怒江，当然免不了要看、要问、要想。看什么？问什么？想什么？怒江建坝的问题，就是怒江的到底可不可以建水电站。既然看了，问了，想了，于是，我也来凑凑热闹，说一点所见所闻所想。虽然我不是行家，说的可能多是外行话，但是因为怒江离开人们太远，去一趟不容易。在夸夸其谈的谈家中，可能有人就没有去过。一位伟人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毕竟去过了，在这一点上，算是取得了发言权，起码我不是悬空虚谈。
再说，论辩的问题，大体是可以直观的环保问题，而不是深层次的如三门峡的泥沙淤积那类非常专业、难以直观的技术问题，所以谁都可以七嘴八舌，叽叽哇哇，冒充行家里手。
我觉得尽管现在论辩的双方还没有出现握手言和的迹象，但是这种自由的论辩，哪怕互相指责、刁难、讥讽、挖苦乃至尖刻的咒骂，总比一言不合旨意，就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要好一万倍。这是黄万里的悲剧取得的惨重收获，毕竟修三门峡大坝的时代已经告别。唯一不足的是这种论辩，还不能够扩大到中国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上，并且在中国的媒体上而不是国外的网站上自由展开。这是题外的话。
我为什么要到怒江旅游呢？因为我应邀到大理州的南涧彝族自治县参加他们建县40周年的庆典。这里离怒江不远了。由于我此行是为写作《滇缅铁路悲歌》作准备，书中的陶述曾从缅甸逃回中国的时候，就是从怒江州城六库渡过怒江的，我当然也想到六库看看。所以我从南涧乘汽车到达六库，行程三百几十公里。途中经过下关、巍山、瓦窑，这也是陶述曾走过的地点。
六库濒临怒江，属泸水县，泸水之北是福贡县，福贡县北是贡山县。从六库到贡山县城248公里，水泥路面，但因为弯多坡多，车速不能太快，所以用了一天到达。第二天从贡山县城出发，走到该县最北的丙中洛乡，继续沿江北行，到达旅游的最佳也是最北景点的石门关，当天返回县城，共计一百多公里。从石门关往北，就逐渐没有了公路，并且进入了西藏，是怒江的上游地段了，我没有去。
遗憾的一是到了贡山县城，没有多走几十公里，到独龙江的独龙族聚居地一游，二是到了六库没有向西稍走不远，到片马，那里濒临中缅之间的国境线。
这样，我沿着怒江大峡谷行走了三百公里有余。我离开六库后，是到腾冲县旅游。汽车要沿怒江南行一百多公里，再向西翻过高黎贡山。这一段路程上，两侧山峰的相对高度非常明显地感觉到逐渐降低，山势由陡直逐渐变得舒缓，河谷逐渐开阔，峡谷景观就逐渐淡化。
总之，我沿着怒江乘车行走了四百几十公里。
作为旅游游览，我从成都到过九寨沟，那是沿着岷江大峡谷走。两相比较，岷江峡谷比怒江峡谷，其气势之壮观高峻，就要略逊一大筹了。
（二）怒江的环境及其保护问题
不到怒江的人，闭目一想，那里该是人烟稀少之地，是一派山青水秀、郁郁葱葱的大自然的原始景观，天上百鸟穿林飞，林中走兽攀岩跳，山花烂漫开，蝴蝶漫天低昂，人们走在怒江畔，只觉得赏心悦目，心气高迈。遗憾的是，我去到那里一看，实际景观和想像迥异，满目是一片濯濯童山和台阶式的梯田，一直修筑到高出江面100米，200米，甚至1000米目力不可及的山巅上。这就是山有多高，梯田有多高。30度以内的坡地开垦殆尽，45度以内大概也所剩无几。有些地的坡度超过了45度，不能开辟为梯田，只好就地刀耕火种，当地人叫做大字报地——云南人把水田叫做“田”，旱地叫做“地”。我问，在这样的地上耕作，有没有人失足滚倒江水中。当地人说，怎么会没有呢？
在这样过度开垦的状态下，江面上1000米的高度范围内，几乎没有什么树木，连灌木丛也少见，原生态植物大概消灭殆尽。但是，高黎贡山脉南北狭长绵延几百公里，东西宽度也有几十上百公里，最高海拔点为5128米（这是当地人提供的数字，云南地图册为4649米），据说，深山里还有成片的原始森林，其间有珍稀植物，所谓物种库就是指这些地方而言的，但是作为旅游，一般人是难以进去的。因为山高崎岖，后来中央下达了禁伐令，所以保护了那么一片原始林地。
我行进在怒江河畔，不时见到河滩上，栽进了一行一行的树桩。我问当地人，这是做什么用的？据告，那是水涨时拦截漂流下来的树枝，捞了做烧草。由此可见怒江边上农民生存的极端艰辛状态，既缺吃，又缺烧，和滇西南地区到处是繁茂的树林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
怒江地区人口密度不高，但却是高寒地区，降雨量不大，能够垦殖的土地极为稀少，所以造成过度垦殖，地表植被全被破坏。
就海拔而言，六库为850米，福贡1200米，贡山1560米，因此修建坝高150——200米的水电站，在贡山以下，淹没的山地很少有天然植被。再说这种淹没，并非是平均水深。水库的水深是成斜坡状递减的。如果环境保护是指保护峡谷两侧坡地的原生态野生植物，那么，修建水电站造成的破坏恐怕用不着担忧。
我在昆明一位朋友处看到的资料，目前怒江计划修建6座水电站。它们是（1）贡山县布西水电站，600万千瓦；（2）福贡县鹿马登水电站，210万千瓦；（3）泸水县亚碧罗水电站，390万千瓦；（4）泸水县跃进桥水电站，230万千瓦；（5）保山县双虹桥水电站，140万千瓦；（6）施甸县蚌东水电站，130万千瓦。共计1700万千瓦。不过这个资料和网上几位论者的说法略有出入，可能是不同时间的规划，我姑且记载于此。
在六库与贡山的700米落差之间，修建4座水电站，平均为落差150米左右，但因为地形斜坡大，水库的深度会逐步递减，成三角形——实际上是梯形，不能用平均值计算。最高的贡山布西（可能是“普拉底水电站”，钻探仍在进行中）坝高大概在海拔1800米左右，仍在环境保护设定的海拔2000米以内。
1700万千瓦这是就装机容量而言，因此接近三峡水电站的1800万千瓦，不过我估计，因为怒江的水源远不及长江充足，实际发电量会少得多。我去的时候是九月中旬，进入了云南的旱季，水流量就不大，但是，总体效益仍然是很可观的。
根据我在南涧县听说的情况，漫湾水电站修建之后，形成了一个大水库，对于促进水库地区的生态恢复起了积极作用。因此，怒江环境保护如果仅仅就保护两坡的植被而言，在怒江修建水电站大概不会造成破坏性的严重后果。反之，即使不修建，原来的原生态环境也永远不可能恢复了。
（三）怒江人不反对建电站
知识分子总是喜欢充当救世主——笔者自然也是“救世主”传染病的晚期患者，否则就不会在这里多嘴多舌唠里唠叨了。关于怒江建坝，网上一片热烈的辩驳之声，但是怒江人的声音却很少听到。修水电站涉及复杂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当地人他们可能没有发言权，但是电站要修建在他们生活的土地上，其中有几万人还要被迫搬迁，离开家园，怎么能够不听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呢？据我了解，怒江人有拥护的，也有反对的，还有不反对的。最有意思的是“不反对者”的意见。他们认为，要修不反对，也反对不了，但是重要的是解决好移民安置问题。只要移民安置得好，他们没有意见，因为科学技术这些深奥的问题，他们不懂，只好留给专家去解决，政府拍板。政府要修，他们也无可奈何。至于拥护派与反对派，究其实也还是一个移民的安置问题。拥护者估计修建水电站，可以借东风，解决农民的脱贫奔小康问题。反对者则是因为对此持怀疑态度。所以，三派的态度观点都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圆满地解决移民安置问题。
在他们当地人看来，这是比环保更现实的问题。
修建水电站当然是利在国家的大事，以往我们看到的述说和宣传全是国家利益，这没有错。不过到了实际执行起来，国家需要成了冠冕堂皇的说教，库区当地群众的利益受到莫大的伤害，所以哪里修水电站，那里的移民必定遭殃。一位云南的官员说：我在小湾电站建设的最前沿小湾东镇工作了2年多，工作调动后近4年也一直与小湾电站建设的各方打交道，对电站建设的一些事情感触频多。越往后，越对水电开发商的承诺感到不可信，因为电站建设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不如他们说的大，对库区绝大多数群众的好处更是少之又少。我老家属小湾电站水库影响区（不是淹没区），政府要作部分搬迁（一半左右），主要考虑通过分流减轻村子的生存压力。目前很难说好多还是不好多，但我早已不相信某些振振有词的宣传，如我到过的云县、景东、南涧3县的漫湾电站移民新村，生活水平的确大不如前，甚至在2003年发生惊动高层的几千移民围坐电厂事件。我始终认为，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最“听话”的，最能忍的，不到山穷水尽、万不得已，不会去“闹事”。
我在南涧县听县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为解决漫湾水库移民的生活问题，现在上头在采取补救措施，从电费中抽取一定比例的钱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因为“群体事件”逼出的结果。
说起修建水库对当地的影响，这位官员告诉我，第一是修建期间，会招收一批民工，主要是非技术工，此外因为一时人员聚集，还对当地的消费商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第二是县里可以得到一定比例的税收提留，但是很少很少。至于水库建成以后，留下的管理人员很少，也不住在电站上，所以对坝区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完全没有了。
我行车经过怒江，看到几处新修建的“异地搬迁”的移民村。他们是从远处高山上迁移到江边的。由政府出资，给每家分给一栋3——4间的“标准房”，一栋连接一栋地建在江边，都是石头墙壁，石棉水泥瓦，远远看去甚为整齐，但是仔细瞅瞅，几乎没有人住。我感到奇怪。据说，这都是些摆设品，看是好看，房子也的确比他们原来的住房要好，可是农民有了一栋新房子就生存下去了吗？吃的，烧的，花的，从哪里来？怒江边上哪里还有土地让他们去开垦？他们不是干部调动工作，到了新岗位，继续领工资，几乎不用愁吃穿住，所以，国家白花钱，成了花架子，摆设品，农民领情的不太多。
我觉得，怒江边的这些农民，家底已经薄得叮叮当当一无所有，稍微有点能力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因此，采用异地搬迁的办法，更是把他们推向绝境，加上文化等等原因，搬迁越远，他们的适应能力越低。
我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从情理可以推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的法律绝对保护农民的权益。国家无权也没有必要，用崇高的号召作为诱饵，为开发商效劳，由政府越俎代庖，一鞭子把农民赶出家园。开发商要向农民逐家逐户地购买土地。凭了卖地的钱，农民可以自行搬迁，选择安身立命之地，重新开辟家园。因此，我估计，在资本主义国家，大概不会出现声势浩大的搬迁农民维权的群体事件。我希望有人介绍一下国外的情况，以借他山之石。
本文写完之后，一直没有发表，想再看看别人的说法。后来从《新语丝》上读到水博的文章《水电开发所创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其中说到这个问题，足可参考。他说：
例如：怒江地区目前农民的平均年收入还不足千元（折算成原煤大约也就相当于3吨煤），怒江水电开发之后的年发电量大约相当于5000万吨原煤，按照五万移民估计，怒江水电开发的效益平均大约相当于每个移民每人每年产出1000吨煤。也就是说怒江的水能资源利用开发之后，当地农民的人均年产值将增加300多倍。然而，怒江的水电开发之后，不可能按照火力发电的价格入网。所以，怒江水电开发的效益绝大部分，将会以低电价的形式返还给整个社会公众。除此之外，中央和地方按照国家政策的分别收取不同比例的税收，发电运行企业赚取一定的投资收益，水库移民除了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得到相应的补偿之后，也还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后期扶持资助。其中，移民享受的比例到底多少才合适，是目前争论较多的问题。不能否认，忽视、侵犯移民利益的做法肯定是错误的，但是，过分强调移民利益，把属于国家的水资源当成聚宝盆，利用水电属于公共利益的特点，想不劳而获的永远寄生在水电站上的思想意识也是不能纵容的。
国际上常用补偿的标准是：下限应该保证不低于移民原有的生活标准，上限通常是不超过所被占用的地产的最高社会评估价值。据了解：现在美国有些地方的法律就明确规定，公共工程的拆迁补偿一旦超过了社会评估的最高值，就会被认为工程承办单位是在用全体纳税人的利益送人情。法院就要出面干预。也有的人认为迁移应该充分尊重移民本人的意愿，补偿水平必须达到让移民本人满意。目前国际上有一个“水坝与发展决策新框架”(DDP)就比较坚持要达到让每一个移民都自愿的移民标准。对于这一点，国际社会争议很大。因为水利水电工程不像是一般的房地产开发可有可无，很多情况下其工程是关系到国家、社会安全的国计民生大事。号称是自由世界的楷模的美国，在其水电大开发时期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水库的移民，也历来都是没有任何协商余地的。据悉，至今美国有些地方法律中仍然对公共工程中的移民容许有1%的强制拆迁比例。
水博的介绍很好，可以使我们更周密地考虑这个问题。问题是第一我们的农民没有土地权。土地都是国家的集体的，农民只是虚有其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发商都是一些财大气粗的强势集团，属于国有资本，背靠着国家政权，可以堂而皇之地打出“国家需要”的大旗，藐视弱势农民的权益，以期获得最大最快的回报。资本从来是长着一颗冷酷的心。他的本性就是追逐最大的利润。国有资本不会比私人资本会更加怜悯慈悲，反之，没有土地权的农民，他们也就没有了和征地方讨价还价的权力。他们唯一的依靠是政府的关心。至于中间环节上的贪污截留，已经成了常情常理，更不在话下了。
第二是我们的农民没有农会组织。村支部、村委会能够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吗？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能够充分代表农民的利益和开发商谈判吗？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怒江的农民实在太穷了。如果按照补偿的“下限应该保证不低于移民原有的生活标准，”那就会出现我上面提到的“异地搬迁”情况，那几乎是把他们推进深渊。
在中国出现过“过分强调移民利益，把属于国家的水资源当成聚宝盆，利用水电属于公共利益的特点，想不劳而获的永远寄生在水电站上的思想意识”这样的情况吗？现在的水电站，几乎都是修建在云贵川三省最偏颇的山区，都是农民穷得一无所有的地区。如果以“不低于移民原有的生活标准”为标准，无异于把移民推入绝境。
此外，还有一个政府地位问题。政府的具体化，还可以细分为中央、省、州、县、乡各级。他们各有不同的身份定位与利益定位。他们既可能代表“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开发商结成利益共同体，也可能代表农民，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这种一身而二任的身份，加上政府本身也要在水电开发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就很难保证农民获得充分的利益保障。事实上官商结合牺牲群众的利益，谋求相互之间的最大利益，已经成了水电站修建中的普遍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解决移民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市场办法，即经济办法处理。如果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我们就应该尊重贡献了土地家园的农民的权利，那么，他们算不算水库的“投资方”呢？只要你不买断土地，农民应该持有股票，也是股东，按时分得红利。同时合理合情合法地安排他们的出路。
水库移民问题最好还是以法律为手段，用经济办法处理，而不是当成政府行为，用行政办法处理。把政府，主要是电站当地的县乡政府解脱出来，对于维护农民权益和县乡政府自己的权益，应该是利多弊少的。
据说，怒江州以往修水电站是采用包干安排的办法，电站占了农民的土地，这家农民的青年男女，就成为这家电站的工人，其他的老少，据根情况适当安排处理。这本身就不存在移民问题了。你占据了这家农民的土地修建电站，这家农民自然就和这家投资商（企业）结成了合伙人的关系，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政府实在不应当为开发商效劳，解决农民的安置问题。例如澜沧江小湾水电站，装机容量420万千瓦，移民只有两万多人。这点移民的安置水电站不给解决，就太没有良心了。歧视农民、漠视这个弱势群体的习惯，是否可以在怒江水电开发中扭转过来呢？
水博所说“过分强调移民利益，把属于国家的水资源当成聚宝盆，利用水电属于公共利益的特点，想不劳而获的永远寄生在水电站上的思想意识也是不能纵容的。”这话说得绝对在理，不过以往的问题更多的是侵犯蔑视农民的利益。起码在目前，中国的这些年轻力壮的农民，可能多数还不敢奢望“不劳而获的永远寄生在水电站上”。
从长远来看，像怒江地区的农民，关键是如何提高他们的自我生存能力。这就不是本文可以说清的了。
为了使移民问题的处理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农民不但可以推举代表，而且可以聘请律师作为自己的代表，参与谈判、签约，并监督实施全过程，使开发商、政府、移民处于平等的均势地位。
以上这些设想是否属于科学发展观、符合科学发展关、构建和谐社会的范畴呢？这样做在怒江地区是否可以建成和谐社会呢？怒江农村因此能够成为“新农村”吗？
怒江边上的农民实在是太穷太穷了。我在贡山县城北的吉木斗村，下车拍照时，碰巧走进了一家农户，那种家陡四壁的情景叫人真是惨不忍睹。我们生活在东部城市的人无论如何无法想像他们那种一贫如洗的情形。你只要看过一眼，一年，十年，永远难以抹去“曝光”在心头的那凄凉的农家农舍图像。
有意思的是，这户农民在门口张贴了一张满幅的大招贴画。画的右上方是毛泽东挥手的照片，中间是天安门，左下角是华表。三个大字赫然印在画的左侧，是“东方红”。这招贴画是当地政府部门印发的。我拍下了它的图像，并多次观赏。我沉思良久。这些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农民多么可爱啊！他们还在盼望着，痴情地盼望那人民大救星轮回转世，来拯救他们……。
我坐在车上，两次看见乡村墙上的大标语，号召扫除青少年的文盲。
吉木斗村是怒江边的一个小村。我在那里遇到一个15岁的小姑娘，叫罗英兰，只读过5年小学，没有钱，辍了学。她的母亲和哥哥跟着叔叔到四川种田去了。她也去过，住了两年回来了。家里有父亲，可是一块大字报地今年雨季发生滑坡，塌了。她指给我看，就在不远处，公路旁边，坍塌的情景历历在目。他们就靠那块地种玉米生活。她问我从哪里来，问我山东好不好，问我怎么办……我实在无言以对。我说山东好，我又不能给她谋求工作。我知道，在中国，有非常多非常多的15岁少男少女正在学校读书。他们要吃麦当劳，要穿李宁牌运动服，要在耳朵里塞一个MP3，要课余学奥数、学英语、学钢琴，要假期出去旅游……而遥远的怒江边的那个15岁姑娘罗英兰，也是一个花季少女，面对的却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阳光、更没有鲜花铺路的生活。她能做什么呢？
当然，像罗英兰那样的少男少女在中国不算多，但也是以百万计算。我们是否应该关注他们的命运呢？
我草就此文时，收到保山日报一位记者的电邮。他说，怒江流域建设水电站，保山也有两座大坝，保山人除了个别脑子有虫的人外，所有的人尤其是农民十分盼望建坝。大家说：“难道为了几条小鱼而让我们边疆人民受苦受累并贫穷落后吗？”。
另一位阅读了我的文稿的云南朋友给我发信说：关于怒江水电开发，我一直在关注，十分感谢你的实地考察和深入思考。滇西片，我到了迪庆、丽江等地，还没去过怒江，但从我接触到的图片、资料看，从与怒江的同学、朋友交流的情况看，那里的人民太苦了！太难了！！太需要关爱了！！！我老家很偏很穷，但看了怒江，我还是感到震惊，怒江应该是全中国生活最困难的地方（至少是之一）。我对植被、生态遭到毁灭性破坏痛心疾首，我对人民生活在极端困苦中深感愤怒，绝不是怒江人民砍伐捕猎，我怒某些官员、知识分子对人民的苦苦挣扎麻木不仁！怒江人爱砍爱捕吗？不是，那是没有办法，活不下去了。对于怒江开发，我目前没有成熟的思考，但观点是鲜明的：一定要开发！我想，只要从人是最宝贵的、是第一位的出发，从以人为本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环保问题、生态问题等等问题都有办法解决。只求开发商多一点仁慈、施一些善心，毕竟，地盘是人民的，激流是人民的，落差也是人民的。地方政府也不能只盯在财政收入上，还应更多地关注民生，不能一味地支持开发商而不顾人民的利益，不能再让怒江人民再这样下去了！至于伟大的反对派，如果你真正伟大、真正崇高、真正爱地球，还是脱下你的皮鞋，做好掉到怒江谷底的准备，亲临怒江一趟吧！
附带说一下，这位朋友的来信，我本来是准备实名介绍，后来我考虑到他的身份和地位，不得不征求他的意见。他回信说：从我内心来说，我非常希望将发自肺腑的呐喊（姑妄称之吧）公诸传媒尤其是网络，通过大家的齐声呼吁，适当唤醒某些当权人物的良心，因为我的想法可能有些极端，但绝对是站在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的立场上的，可能由于我是地道的贫困农民的儿子，对农民的困苦感受太深。但考虑到我目前的职场、工作、身份，不适宜于将内心的质朴想法毫不讳言地放到公开的场合。…………
我忽发奇想：78年前跟随毛泽东闹秋收起义，奔向井冈山的那些农民，会比今天怒江边上的这些农民更加赤贫更加绝望吗？问题是电视这个害人精把今天城市人民东部人民入有高楼出有香车衣有时装食有美味男欢女爱游山玩水欢天喜地疯跳疯唱美不胜收的生活图像天天传送到他们的面前，他们看了能够不悄然动心吗？
那些掌握水电大权的企业家、政府官员们，对于这些赤贫的弱势的绝望的移民有多少悲悯之心？
那些印发“东方红”招贴画的官方部门，是否想用精神鸦片来麻醉这些绝望的农民，而逃脱自己的责任呢？
修水电站能够使怒江边上的水库移民绝处逢生，走出生活的阴影，一步进入小康吗？怒江农村能够因此快步步入新农村的行列吗？
（2005/12—2006/4于山东大学附中）
──《观察》首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