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0日讯】 (新唐人热点互动采访报导) 联结收看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四十年前的5月16日被称为是中华民族浩劫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拉开了帷幕。
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对于“文革”已经非常陌生了，甚至有很多当年参与文革的人由于往事不堪回首也渐渐对文革淡忘了。
那么我们今天重谈文革有什么样的意义？文革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文革是怎么回事？谁应该对文革负有责任呢？今天我们请来三位嘉宾评委员为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今天是热线直播节目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46-519-2879参加我们的讨论。
首先跟大家介绍今天来宾那这一位是吴国光教授，他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那么这一位是独立文革史专家刘国凯先生，那么这一位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我们《新唐人电视台》特约评论员，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李天校博士，那我们首先先请刘国凯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文革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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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文革”有的时候说成是“文化革命”，有的时候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个名称是否随机说的呢？其实并不是这样。
大概在1964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进行这文艺界进行发动一个批判运动，什么批判什么“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它把这个叫做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实际上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就是要对文艺界文化方面有一点自由化倾向进行革杀，这个批判进行了一年多到两年，到了1966年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
特别是那个“516通知”发表以后，毛泽东就把这一个“文化革命”这个词就改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又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么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起先那个文化革命是有点不同的，那个文化革命仅仅就是在文艺界文化方面的一种文化专制主义，是这样那么一回事。
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变成是一个政治迫害运动、政治清洗运动。在中共的高层毛泽东要清洗一批他不喜欢的跟他意见相左的，或者是他认为会对他的权力能够有潜在的争夺者进行清洗。然后对于民众方面来说就是进行迫害和镇压是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那么如果再延伸的话延伸到1971年5.16，所以我就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从那个文化专制主义开始的，再波及成全面政治迫害运动和政治清洗运动。
主持人：那李博士您认为文革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运动呢？
李天笑：文革实际是共产党通过一种是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还有是一种通过国家机器来迫害这个中国民众达到它一党专政，这么一种教主地位。同时呢又建立起一种这个它的造神，就是用整个党文化建立这么一个性质的运动。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征，一个就是那个它把这个对人的这个认识变成对一个神的一种崇拜，实际上共产党利用整个运动缔造起共产党本身，通过毛泽东这么一个代替以往中国所有佛道神，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种神的这种地位。
那么在这种思想整个主导之下，共产党本身它的地位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它是破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把它的整个东西立起来了。用它自己的党文化和那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整个体系权确立保证，就是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这个同时，又开展了整个通过群众的斗争，以及各级的这个就是它通过中央文革、以及各级这个通过警察民兵等大屠杀等各方式，对中国整个民众进行这种迫害，在这迫害当中，最后使得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就是一种臣服，或者是被它完全奴役了这么思想状态，以后这种结果实际上是非常深远和长久的。
主持人：那我想问吴教授，在文革这么大一场运动几乎波及了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不论是工人、农民、上层官员也好，还是下层老百姓也好，几乎没有它到达不了的地方，包括那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都是没办法逃避的，那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被波及呢？
吴国光：我想有可能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原因是这个中共动员能力非常的强，它是搞群众运动起家，每做一个政治运动首先大规模动员。那么1949年以后其实如果你看一下这个1949年到1966年的历史，几乎每一年都有这种运动，那么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一直这么搞下来到“文革”前夕搞“四清”，四清也是大规模动员。
我想第一个是自上而下，那整个这样的制度就是大规模动员民众，那么所谓动员就是民众是被动的，把你这个调动起来。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想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那么到后来这个中共政权反省了就说这17年是比较成功。但事实上在我在看来，这17年当中，中国社会各阶层矛盾已激烈到相当程度，比如说这个官僚和民众之间的矛盾。
你比如说单位里的矛盾，因为官僚和民众之间的矛盾体现在每个单位里面，那么这个单位里头这个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那么还有这个共产党一路搞政治运动，它总是不断贴标签，每一次运动都有积极分子，都有这个坏份子，那么之间的矛盾也已累积下来了。
所以我想这个整个社会各个阶层这个矛盾积累了17年之后，当一但盖子揭开说可以造反，可以发言，那么这个可以串联，那么就迅速波及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包括边远地区。
主持人：刘先生，我们知道你对文革有很多的了解，而且自己也是亲身在文革有很多经历的。那我想问你一个情况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关于文革的研究，很多都是谈到这种就是说上层的这些有关这种研究，就是上层它对文革起的作用。那您对这个草根的比如说人民的参与是比较的研究的比较多，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谈一下就是现在对文革研究的状况。
刘国凯：对文化革命研究的状况以前就是乏善可陈的，都是几乎在上层，好像整个文化革命仅仅是一个清宫秘史。那么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要不然说为什么全国范围那么广泛那么多人都参与，所以这个研究应该是跛脚的，很片面的。
但上层的阴谋，上层的那些东西也应该要披露，应该要评判。但是基层的社会发生的情况更加能说明当时那个社会矛盾冲突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方面的研究非常重要，可惜在这方面是非常欠缺。
主持人：那么现在对文革的研究主要有哪些？的就是比如说不同种类呢？
刘国凯：现在文革研究照我的分析有四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中共的伪文革史代表人物那些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那一个年代那根本就是按照中共政治的要求，政治的欲望。对历史的解说很多的东西他都没有讲，很多的迫害他都没有讲，就是那些大人物做的坏事都没有去说。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层次，我把它看成是中共的“伪文革史”。那么第二个层次来说呢，可以说就是以王友琴教授为代表，他们主要就是讲了文革里面很多事实，这个研究价值很大，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价值，也是应该说对今后那个文革史料事实集略的相当多的。
但是我觉得那还是不够的，因为你就算是收集了一百个人的资料还有一千个人，你收集了一千个人还有一万个人。
所以光收集这些资料是不够的，而且你收集那些被迫害的人，你还更加要说明谁迫害他们那些人，为什么敢去迫害他们，为什么要迫害他们，迫害完以后他们还会怎么样？现在还在做大官，所以更加主要是说明这一个。但这一个已经超出共产党伪文革史范围之内，向前走了一步但还是不够。
那么第三个层次，文革的研究就是以宋永毅教授为代表，他不单要说明文革里面有暴力，他要说明暴力是来源于什么地方、是谁的暴力？
所以宋永毅教授做了研究之后，他就指出这个暴力是共产党国家机器的暴力，以及共产党国家机器的延伸物，具体来说就是共产党的兵力、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的警察、共产党的民兵以及共产党那些保皇派，那些有红牌子的人，政治质量高的人所组成的保他那个政权。
那个统治治权的依据，他们来打杀那些黑五类和敢于起来反抗的民众。所以宋永毅教授这个研究更加向前进更大一步。
那么我从第四步，就是我完全赞成宋永毅教授的研究，我觉得他意义非常大，但是在他上面我还要说明什么呢？在文化革命这个特殊时期，在共产党官僚内部产生掠夺产生冲突、有裂痕的时期，我们人民群众利用这个时期进行有限的反抗。
那个反抗主要体现在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以及争取自己的权利，应有的权利、维护权利的那种运动。那么这个文化革命的反抗运动来说，一直都是被抹黑被掩盖的，现在我觉得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把反抗运动把它从历史的尘埃之下挖掘出来，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些还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主持人：那吴教授您怎么看文革的研究现状呢？
吴国光：我想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文革史料的发掘，在中国遇到很大的困难，那么你看今天中共政权完全不允许进行文革的讨论，以致于这两天我们在纽约开文革的研讨会，从中国请了很多学者，只是纯粹一个学术讨论会，但国内的学者一个也来不了。
那么对收集文革史料，对于进行展开文革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当然海外的学者，包括在大陆的学者，刚才其实刘先生提到很多，做了很多努力，也发掘很多史料，但我想研究这段历史，史料的占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么如果把史料充分发掘开来，我们占有事实的基础来说话，我看这个理念可能更加深入下去。
主持人：那我们现在有观众朋友在电话上等候了，我们先接纽约李先生的电话。
李先生：您好，我想现在关于那个“文化大革命”那几个到哪里去？像李录、王丹，吾尔开希，现在越来越少听见他们的声音。
主持人：谢谢李先生。
吴国光：我想他的问题提错了，是这样的环境，您刚才提到李录、柴玲、王丹、吾尔开希，他们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那时候的学生领袖，他们在那之后到国外来了。那我们讲文革是1966年到1967年，这个毛泽东发动红卫兵，全国夺权、全国武斗这样一个性质的运动，我想这可能有点误解。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2006/5/20 7:19 P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