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日讯】近日来，海内外华人和西方有识之士正在以各种形式，纪念中国文革四十周年和“六.四”大屠杀十七周年。其间，西方社会文明力量对中国当局——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最大的极权主义政权的立场与态度，正开始发生截然不同的、历史性的变化。继布什总统在白宫破天荒地会见了余杰、王怡等三位大陆异议人士后，德国新任女总理默克尔在此次访问北京期间，通过与中国民间维权人士的见面，向中国当局明确无遗地表明了德国的新态度：欧洲大国跟在希拉克屁股后拿人权作交易的龌龊时代结束了。而刚刚发生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的“北京真相之行”以及在香港的一系列讲话，让全世界终于看到了当年在纳粹帝国淫威下，欧洲国家团结一致结成联盟、共同抗击邪恶势力、肩负拯救人类文明责任的那个欧洲。这才是我们熟悉的、并期待已久的欧洲！
欧洲的责任，不仅仅是她是基于民主、法治、人权、自由普世价值理念所致，从历史考察，造成东方近百年赤祸泛滥横行、苦难罄竹难书的邪恶学说之源头，就是来自欧罗巴大陆。
简要回顾一下共产学说如何“西风东渐”——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序幕，是必要的。1920年，曾经徘徊于欧洲上空的那个Communism幽灵，继成功登陆旧俄以后，开始涉足苦难的中国大陆。当年，拿西方的各种主义来拯救国家民族，已成了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的“主旋律”。共产主义理论在几位北大教授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呼之欲出。当时，已去上海主持建党事务的陈独秀，给北大图书馆主任写来一封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该主任在回信中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此人便是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三年，李大钊这位自幼接受儒学洗礼的中国乡村之子，竟如神使鬼差般地一头扑进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14年在日本参加反袁运动，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后任《甲寅日刊》编辑，大力推动新文化运动。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任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并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
1918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像电流须有导线一样，思想传播也需要一个载体，于是李大钊就充当了最早的“载体”。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5、6月号上刊物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当时的学界不啻于引爆了一枚核弹，其辐射和回响可以一直追溯到80多年后的今天。此文被后来的中共党史确认为中国第一篇引进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文献，李大钊也被公认为中国传播共产主义第一人。从此，共产瘟疫开始在神州大地繁殖、传播与肆虐。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作为创始人却故未能赴会。此后他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一手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使孙中山也深受赤俄诱惑，很快制定了联俄、联共等三大政策，从而让新生的中共羽翼初丰。1924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1927年4月6日晨，李终于被当时自称为陆海大元帅的张作霖部以“北赤之首”的罪名捉拿归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山大王出身的绿林将军当时的态度怎么如此鲜明）。4月28日，李大钊被押上了绞刑架（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部新式绞刑机也是刚从欧洲引进中国的），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
呜呼！先人已长逝，空留大悲惜。我一向敬佩能够为自己认定的理想信念而奋不顾身、视死如归之士，他们总比那些虚与委蛇、奴颜媚骨的投机小丑高尚得多，但严重的问题是——他率先从西方、从旧俄引进的共产学说到底是什么货色？那货色带给亿万同胞的是馨馨福音，还是长达八、九十年的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酷烈灾祸？
对李大钊先生的高风亮节与道德人品，我从不怀疑，而且也不会否认当初他一心救国、解苦难民众于倒悬的善良本意。但是，那个被命名为“共产主义”的病毒太过强大，太有伪装性、欺骗性和诱惑性了，再经过北大名师和《新青年》一传播，久病羸弱的中华国人哪一个能够幸免？
早已惨遭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集团废弃的“建党领袖”陈独秀，到了凄凉的晚年，看到共产之疫几乎已感染了半壁江山，他才醒悟过来。1942年陈独秀在他《最后见解》中说：“民主制乃是近代人类社会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
其实最应该率先忏悔的是欧洲——这块曾经诞生过古希腊文明、诞生亚里斯多达、诞生过文艺复兴时期众多巨人、诞生过伏尔泰、蒙德斯鸠、卢梭的土地上，怎么又会产生卡尔.马克思这样的人物和《共产党宣言》这样的万劫不复之书？是欧洲近代文明本身出了问题，还是东方旧俄和中国这两个落后民族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当陈独秀在1942年惊醒过来时，来自欧洲的共产运动已经落地生根、遍处蔓延而不可收拾，他已经太晚了。而李大钊这位率先引进欧洲共产学说的“始作俑者”，却死得太早了，时间根本没有给他醒悟与忏悔的机会。
当然，在默克尔和麦克米兰.史考特的头脑里，也许没有想得这么远。但是他们毕竟是开始“醒悟”了——这种醒悟的背后，我想既有情理上的远因（上述的历史渊源），也基于欧洲文明的道德价值与光荣传统，更因为国际政治的现实教训。当法国总统希拉克当着全世界的面，用红布裹包艾菲尔铁塔的罕见礼遇迎接东方独裁者之丑剧上演后，当近日欧盟在与中共的第21次人权对话中，又一次对这个最大的人权恶棍“在人权领域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予以肯定”时，他们一定是感到了深深的“耻辱”；当朝鲜和伊朗的核讹诈背后分明晃动着中国阴影时，他们终于体会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和自身的“责任”——与美国在全世界推行自由主义同时也内涵着自身安全的战略考虑一样，欧洲那些良知未泯的政治家自然会意识到，任其以中国为龙头老大的若干个“流氓政权”对内残杀人权，对外胡作非为，欧洲自身的安全必然岌岌可危。
默克尔，这位从前东德极权主义废墟中走出来的“有一双深蓝深蓝眼睛的小小女孩，她看透了极权主义制度的黑暗核心”，对于自己首次中国之行，她直言不讳地表示，与中国进行的是一场“批评性的对话”。她将人权问题放到一个比贸易问题更重要的高度。在北京访问期间，默克尔会见了《中国农民调查》的两位作者和其他两位服务于农民工群体的维权人士，以此表达对中国日益恶化的言论自由状况和正在生长中的民间力量的重视。在上海访问期间，她又接见了一位入狱达二十余年的神职人员，以此表达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的高度关切。
默克尔的此次访华之旅，显示了德国甚至欧盟对中国态度的重要转变——人权问题将再不是贸易问题的陪衬，欧洲及西方国家将结束以牺牲人权为代价与中国频送秋波、充当中共暴虐文明、杀伐人权的遮羞布的可耻历史。一回到德国，默克尔又立即会见了中文独立笔会代表，说“言论自由是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缺乏言论自由，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拥有任何的政治自由。”她表示，我本人也曾经历过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比如作品无法发表、邻居都是线人。但是，我们终于坚持下来了，我们终于亲历了柏林墙的崩溃以及极权主义制度灭亡，也亲历了德国的统一。因此，我相信你们的事业最终也会取得辉煌的胜利。
5月27日，在香港举办的以“中国与没有共产主义的世界”为题的“中国的未来”第三轮国际论坛上，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史考特在发言时说，今次来到中国的目的，是希望支持那些渴望着中国有改变、有民主及自由的人们。 他表示，10年前他曾经读过欧洲议会一份报告，当时正是欧盟与中共建立了所谓策略性伙伴关系之时。在1989天安门屠杀事件后，欧洲禁售军火给中共。不过实际上，很多欧洲国家都有出售武器给中共。他对此深表遗憾，并经常批评欧洲国家与中共“如常做生意”（Business as usual）的做法。
麦克米兰.史考特说，今天在中国，是信仰运动在展现着勇气，走在前面，鼓励了千千万万现时被中共劳役的人。他向这些积极争取自由的人士及他们的支持者致敬。谈到共产党在欧洲及苏联被击败的历史，他认为靠的是思想而不是军事。他说：“我们是攻占他们的脑袋，我们没有攻占他们的国家。” 被问到退党的意义时，麦克米兰.史考特说，世界已经遗弃了共产主义，讽刺的是中共也放弃了共产主义，共产体系已成为了造钱的机器，而且为了确保财源，而追求对权力的操控。麦克米兰.史考特最后向媒体作了这样的表示：“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会看到一个民主中国” 并明确提出了“中共暴政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能够结束”这样一种鲜明的判断和观点。
二战之后的欧洲，还未从战争的废墟上缓过神来，便陷入到冷战的巨大阴影之中。因此，欧洲对于战争和极权暴政的“恐惧症”，一直是它的“难言之隐”。欧洲战后所奉行的犬儒政策，沉浸于“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福利社会梦想，早应该被发生在中国的“六.四”暴行和发生于美国本土的“9.11”惨祸所惊醒。可惜，欧洲有眼光、有远见的政治家太少了。一度时间，以希拉克和施罗德为首的欧洲各国和道德沦丧的欧盟，不但自己为了几张“合同订单”不惜与独裁者眉来眼去，姑息养奸，并且一直与代表全世界自由理想和人类正义的美国唱反调，动辄制肘，造成“亲痛仇快”的可悲局面。
好在这段灰暗的历史就将终结。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欧罗巴已经重振雄风！默克尔和麦克米兰.史考特此次中国之行带给我们和世界（同时也带给中国当局）的明确信息是——曾经是共产主义学说发源地的欧洲已经幡然醒悟，她再也不会对占人类总人口五分之一的民众的人权惨状置若罔闻，她决心与她的天然盟友美国站在一起，着力推动中国大陆的自由化与民主化进程，以期早日在全球范围内结束共产主义余祸。
始作俑者，岂能无责？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我甚至相信，这或许也是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最早从欧洲引进共产学说的“始作俑者”冥冥之中所盼望的。@
2006.5.30.宁波
——《观察》首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