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0日讯】一、一顶金光闪闪的桂冠
凡是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赐给的最高级称号，也是许多决心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心中的期望，就是戴上一顶金光闪闪的桂冠，叫做“革命烈士”。笔者从1949年11月4日加入青年团以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经过五十几年的反复学习、体验、观察、理解，对于“革命烈士”的名号颇有心得感受。一言以蔽之曰，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二、本文写作缘起：有感于无名烈士有了名
七、八年前，笔者写了一篇文章，名曰《有感于无名烈士有了名》，虽然有所讽喻，希望能够引起人们的反思，但下笔极为委婉谨慎，所谓劝百讽一之作。写好后给了一位熟识的编辑，却被婉言拒发，谓此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近日翻检旧物，发现此文，觉得仍然有可以议论的价值，先抄录于下：
报载：
“新华社记者2月1日在济南民政局获悉，经过有关方面近一年的努力，安息在济南烈士陵园的303位无名烈士成了有名烈士。本来，掩埋在济南烈士陵园的无名烈士共有716位。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查阅了50多万页原始资料，走访了5,000余名证人，行程上万公里，从而使其中303名烈士有了名。
“这对303位烈士及其家属来说，确实是莫大的安慰。常言道：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但是，如果死在革命战场上，连姓名也没有留下，这是多么大的不幸？！当初，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但是牺牲之后，姓名不留，父母望儿信，妻子盼郎归，儿女想爸抱，一年一年又一年，终于在50年之后，假若这303位烈士还有亲人苟活于世的话，尽管只得到一个确证了的不幸消息，总比剩余的另外413位无名烈士的亲属要万幸得多得多。
“因此，这些有了名的烈士及其亲属，真应该感谢那些辛勤的园陵工作人员。由此，死者可以安息了瞑目了，他们的美名可以传之后代了；由此，亲属可以获得应由的荣誉褒奖与关心照顾了，他们可以挺直腰杆做人了。”
我们推想：在过去的50年间，这些烈属不仅得不到应得的荣誉与抚恤，而且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于战争中的下落不明者，首先会被怀疑为被俘、投敌、逃跑或去台，其家属也免不了受到猜疑、歧视、排斥、打击。我想，如果我们访问一下这303名烈士的亲属，恐怕是谁都吐得出一担苦水！
因此，对于这一姗姗来迟的好消息，我们自然可以表示许多深深的遗憾。
例如，济南战役是一场胜利的攻城战，战后本可以从容做好这些善后工作，却不知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疏忽？据镌刻在济南解放阁下1988年建立的“解放济南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记载，共有烈士3,764名，其姓名与所属各部队的番号一清二楚。现在由上述新闻我们才知道，竟然另外还有无名烈士716名。对于这些烈士，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负疚与罪过？莫大的亵渎与漠视？一个把生命贡献给了革命战争的军人却成了无名烈士能够无怨无悔安息瞑目吗？在战场上人人可以做无名英雄，但谁安心做无名烈士呢？因为这样一来，你的父母妻子儿女都得不到“烈属”的称号了。
再如，长达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方面对于济南烈士陵园中的716位无名烈士悬案为什么不早点调查呢？如果早十年、早20年、早30年、早40年动手调查，恐怕是会再多查出一些烈士的姓名的。虽然现在取得的成绩足以令人称道，但是如果我们想到那部《拯救大兵瑞恩》电影，想到一种美国式理念为我们提供的参照，我们就更不能对上述遗憾等闲视之了。难道革命战争在残酷之中，不更应该体现出对人的价值、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关爱？我们有《拯救大兵瑞恩》的理念与适例吗？
然而，我们还是要正视历史铸就的现实，我们首先应该表示的还是庆幸。我们庆幸终于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全社会不再把无穷的精力空耗在无尽的内查外调以证明几十万几百万是什么分子之上了。噩梦醒来，这才能为无名烈士查姓查名了。我们还要庆幸舆论的大度宽容。在济南解放阁下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并没有交代还有716名无名烈士，这大概是一种惯常的文字处理方式，现在又有716名烈士浮出水面，并加以报导，说明社会在进步，舆论更开放。这还不值得大大庆幸吗？
我想，济南有无名烈士大概不是孤例，如果推而广之，效而法之，那将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三、并非无端猜想
我在上文中说：“我们推想：在过去的50年间，这些烈属不仅得不到应得的荣誉与抚恤，而且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于战争中的下落不明者，首先会被怀疑为被俘、投敌、逃跑或去台，其家属也免不了受到猜疑、歧视、排斥、打击。我想，如果我们访问一下这303名烈士的亲属，恐怕是谁都吐得出一担苦水！”这不是无端猜想。随后有《人民日报》的报导为证：
“3月28日，山东五莲县街道镇镇头村54岁的农民李义乙，携妻带子专程来到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给分别54年、在济南解放战役中牺牲的父亲李景洲扫墓。李义乙才八个月时，父亲就离家参军，从此下落不明。他懂事的时候，只听别人传说，父亲被国民党军队俘虏跑到台湾去了，为此一家人在‘文革’期间蒙受了冤屈。母亲一生的愿望就是让儿子找到父亲。去年年底，李义乙请求济南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帮助查找父亲的下落。陵园的同志翻阅了华东野战军战史史料和省革命烈士英名录，都没有找到，最后在陵园墓区史料上意外地发现李景洲的名字。据记载，李景洲是华东野战军13纵队109团的战士，在济南战役中攻打坤顺门时牺牲。清明节前，李义乙被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接到济南，为父亲扫墓，了却母子54年的夙愿。图为他捧着母亲的遗像来到父亲的墓前祭扫英灵。”（《华东新闻》1999年04月09日第2版）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很难理解“为此一家人在‘文革’期间蒙受了冤屈”这么一句轻轻巧巧的话，它的背后蕴藏着多少的血泪和痛苦！象李景洲这样的“无名烈士”家属变成“逃台家属”的例子多得很。“烈属”变“台属”，光荣家庭变耻辱家庭，共同尊重变争相羞辱，优待抚恤变处处歧视，如此等等，在城市农村无处不有。
四、有谁知道：革命军人害怕的是当不了“革命烈士”
本人1951年1月8日，就是说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时间参军的。那时只有16岁半，告别父母，告别师友，心里只装着毛泽东题刘胡兰的八个大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口袋里还揣着一本临别依依之际，女友赠送的红皮本《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谓“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那当然是“光荣”的了。当时，老干部也把“牺牲”叫做“光荣”，战死而被称作“光荣”可见做“烈士”享有崇高的荣誉。
但是，我毕竟是一个不谙革命队伍世事的青年，以为生活就像苏联电影里的故事的那么单纯而美丽。记得那是1951年的冬天，我已经分配到华东军区后勤部教育处工作。当时科长孙方尊奉调赴朝参战。那时，朝鲜战争处在胶着状态，双方攻防极为激烈。虽然去到朝鲜仍然是做后勤工作，但是危险总是难免。这位1942年参军的新四军老战士当然不会像我这样的新兵无所忧虑。我奉命购买了一包瓜子，一包花生，准备了一壶清茶，全处的20来个同志在办公室为他壮别，易水风潇，临别怆然。处长一再代表组织要孙方尊提出要求。孙方尊沉吟之后，提出了唯一的愿望，就是万一“光荣牺牲”，不要因为自己还有一个新四军时期的历史悬案而不能获得“烈士”称号，使老父老母不能得到一点安慰。这位孙方尊，远在新四军时期，作战中有过一次掉队的经历，后来归队了，可是无法证明自己在掉队期间，是否有过被俘叛变投敌的问题，因此就成了一个永远挂在历史上的悬案。有了这个悬案，即使战死，也未必授给“革命烈士”称号。希望战死了能够做“革命烈士”，这就是一位扬州籍的新四军老战士对生命价值的最高期待，今日想来，岂不令人心愀！
古人云：不成功，便成仁，但是如果不能获得“革命烈士”的称号，那成什么仁？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战俘，其中经过不屈不扰的斗争而被遣返回国的官兵，后来全部被开出军籍、发配农村的遭遇就是冷酷无情的历史。邵燕祥写过一篇文章，记叙一位归国志愿军的营长为了这种冤屈，长期持续上访北京，有一次在北京的马路上遇到他的老警卫员，当时去了台湾，如今回大陆访问，坐在小轿车里，招摇过市，西服革履，气派昂然，成了当局的座上客，受到殷勤款待。这位爱党爱国坚持回国的营长，面对此情此景，感慨无限，骂道：“去他妈的，再不上访了！”
敝人因为有过“抗美援朝”参军的历史，虽然没有得到去朝鲜打仗的荣幸，但看到这些人的遭遇，怎么能够不物伤其类呢？多少人，你自己觉得忠心耿耿爱党爱国，但是党相信你吗？朝鲜归国战俘的遭遇就是实例。
文革前文革中，中共大抓叛徒，大批假投降，我们再看几十年一贯的审干政策，其特点就是在共产党及其军队中，只有死与活二元选择，而死后是成为无名烈士，还是有名烈士，那就要看运气。成了有名烈士，家庭当然享受“烈属”光荣，但如果死了却是无名烈士，不但是白死，而且还要祸及家人，后患无穷。
所以，在中共手里，并非人人死后都可以成为“革命烈士”。
五、无名烈士没有名是偶然的疏忽吗？
我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而且是后勤人员，对于战场牺牲者的处理特别关心，因为这也是后勤工作的职责。幸好，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济南战役》，是有关这次战役的资料汇集，可谓收集相当完备。全书44万字，585页，收集资料档案一百余篇。例如从战前的战役部署到战役经过，有中央与战役指挥员之间的电报44件，可见组织准备工作和战役过程中的请示与指示做到周密无懈。我遍查全书，关于战死者的处理仅有三处涉及。一是《华东野战军秋季会战战勤计划》（1948年9月）：“预计南北线伤亡五万人中，阵亡约占20%共10,000人（北线4,000，南线6,000），每人包尸布五丈（一尺二寸阔土布），共需土布五万丈（北线二万丈，南线三万丈）。另需准备10%干部棺材，计一千口（北线400口，南线600口）……”二是《山东兵团济南战役后勤工作各种规定》（1948年9月7日）：“牺牲同志在前方包扎安葬（各纵已领八百人的布），个别干部可用棺木。……”三是《山东省支前委员会济南战役之前工作几项统计》：“准备包尸布……（数量略）”
我们查这部资料得知，对于济南战役的后勤工作有极为周密细致的计划，政治动员工作的指示也非常周到，唯独没有一字一句提到要做好死者的登记工作和对烈属的通知抚恤慰问工作，仅仅想到还需要白布裹尸，每人五丈土白布，10%的干部优待一付棺木。这就是中共对于烈士们的态度，今日读来令人寒彻心骨。
该书还有一篇《济南各界为纪念解放济南烈士筹备建筑烈士公墓》，原文载1948年10月17日《新民主保》。据该文云，计划修建的有解放济南纪念塔、烈士纪念堂、烈士公墓等等。查济南战役于9月24日结束，10月17日即有建筑烈士公墓的决议，那么做好烈士的登记工作，也不算太晚，因为参战部队此时应当都还在休整当中，不会远离济南。假若真有心于此，当时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可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作为攻城战的胜利一方，竟然留下了716名无名烈士。这是无论如何推脱不了的责任。反之，从书中得知，筹备建纪念塔的主要工作就是去找毛泽东以下的领导人题字。他们对于战死者的冷漠也就无所谓了。
此外，对于国民党军人的死亡者，大概就不存在登记名册、裹尸掩埋的问题了。
济南战役前夕，9月15日，华东野战军领导人粟裕、谭震林等六人联署下达《华东野战军为争取徐济战役伟大胜利告后方全体同志书》，其中有几句颇堪玩味的话，云：“医院政治工作应以80%的时间与力量用之于伤病员，并保证伤病员重返前线工作。……负伤入院及因劳致病修养的指战员同志们，你们要……争取早日痊愈，重上前线。”总之，是千方百计地把指战员往战场上赶。那时，共产党总是指斥国民党把士兵当作炮灰，但是我们观察一下共产党对待己方牺牲者的态度，也实在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最高指挥员唯一想到的就是叫伤愈指战员“重返前线”。去干什么？
毛泽东号召指战员“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可是“牺牲”之后若能戴上一顶金光闪闪的“革命烈士”桂冠也是万幸的了。
今天再来说“革命烈士”这个话题实在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六、国民政府是榜样
去年年底，我到云南参观了滇西反击战的三大战场：龙陵、松山和腾冲。这三处地方都有安葬烈士的陵园，文革中都遭到破坏，其中恢复最完好的是龙陵“国殇墓园”。两相对照，我深深觉得国民政府对于抗战中牺牲的军人，处置要好得多。对于抗战英烈，那是十二万分的虔诚与尊敬。
七、评“恶搞红色经典”
本文写出，没有发到，今天（8月8日）ＣＣＴＶ新闻节目，郑重其事地批评有人制作短片，拿董成瑞、潘冬子等“红色经典”人物“恶搞”，甚至于要求启动法律程序，予以惩治。如何“恶搞”，笔者不知。早先，赵本山等人早就在“恶搞”黄世仁，编成小品开涮。其实，真正亵渎“烈士”的正是中共自己。一场胜利的攻城战打下来，竟然留下了716个“无名烈士”，请查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可有这种事情吗？反之，在中国的所谓“解放战争”中，留下大量无名烈士的，济南的情况不是孤例，到网上可以查到。
（2006年八一建军节于山东大学附中电话骚扰声中）
(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