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7日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从这一天开始至上世纪50年代末诞生下的婴儿，被中国共产党宣称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革命事业接班人，或称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60年代后诞生的婴儿，虽也可以称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由于他们在步入学龄时，文革之乱使得学校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故而，革命事业接班人也好，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也罢，没有文革前喊得那么响亮。
这些被称为“解放牌”的一代人，迄今已经逐步从中年步入老年。除了已经正常或不正常地离开人世的外，那些仍然活着的人，回首往事，恐怕无不感慨万千。如果他们具备一点写作水平或文学素养，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出一部波澜壮阔的小说。
就是这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在大救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红太阳毛泽东的照耀下，究竟获得的是一种什么命运呢？笔者可以想像，处于不同经历的人，都会有着情感差异的感慨。或许，有一部分幸运儿，现在正处在中共政权的官僚阶层上，嘲笑着他们的同龄人是何等地无能，不能像他们那样，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这些吸着人民血，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官僚集团，或许在“和谐社会”的旗号下，虚情假意地粉饰着满目疮痍的中共腐朽统治；或许正挥舞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棒，无情地打击那些因下岗而无生活着落、因蒙冤而上访、以及因各种不幸经历而表示对中共统治抗议的同龄人。
上面提到的幸运人，在整体的这一代人中，毕竟只是少数。而绝大多数人在他们几十年的生涯中，受到的是共产党统治社会下所产生命运的无情捉弄。有多少人，当他们回首已消逝的人生历程时，只能悲哀地仰天长叹！
一、朦胧的50年代
伴随着“皇恩浩荡”的开国大典56响礼炮声，进入了“解放后”的“新社会”。人类的继续繁衍，产生了以此为界的新的一代人，权且称为分界线后的一代人。
躺在母亲怀里吃奶的襁褓婴儿，就在哭涕和欢笑声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其新生政权所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的阵营；“敌人”的阵营，“革命的阶级”；“反革命的阶级”，他们都有着分界线后所产生的一代人。或许，属于敌人阵营的婴儿，他们的父辈、祖辈，有为数不少的人，被插上斩标，毙命于中共各级人民政府所设的刑场上，母亲将丧失亲人的愤恨发泄在怀抱的婴儿身上，使得孩儿看到母亲那可怕的面孔吓得放声大哭。属于人民阵营的婴儿，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或许是手执硃笔进行判决的“审判官”，或许是手握枪杆的“行刑者”，或者是对敌人恨之入骨的普通民众。诛灭敌人的欣喜，也使母亲感染了怀抱的婴儿，使得孩儿在母亲愉快的面孔下，发出“咯、咯”的欢笑。
“镇压反革命运动”使中共当局从肉体上消灭了被他们声称的阶级敌人，那些尚未从肉体消灭的被认为不够“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也留下了属于阶级敌人的印记，他们的这些印记，无情的影响着“分界线”后诞生的婴儿。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使得他们在消灭了旧的敌人、并且对尚未从肉体上消灭而贴上印记的旧的敌人后，以不断的“运动”形式产生新的敌人。这样嘛，共产党就越斗越有劲。他们这种斗争，同样无情地影响着“红旗”下诞生的婴儿。
中共建政前，出生于不同家庭背景的人，或亲身投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或同情、支持革命。在这种革命斗争中，共同的革命志向使青年男女产生爱情，建立家庭。然而，中共建政后，奇特的政治运动又迫使这些已经建立的家庭部分解体，从而，使诞生在这种家庭中的分界线后的一代，从小就蒙上父母离异的阴影。更有甚者，有些在腹中形成的胎儿，在他们还没有降临于世时，因为父母是不同的阶级阵营而走向分离的道路。在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要么失去了亲生父亲的关心，要么失去了亲生母亲的爱护。要么最终丧失了亲生父母的关心爱护，去过那种近似孤儿的生活。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所产生的不同家庭成分，1957年“反右”斗争所产生的“右派分子”，就使得这种在革命生活中建立的家庭以各种不同情感和方式走向分离的道路。
50年代，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中共开展的对敌斗争，火药味是非常浓厚的。在农村，有些家庭妇女对嚎哭状态的幼儿有一种最有效的镇“哭”之策，就是两个字：斗霸。处于嚎哭的幼童，只要听到“斗霸”，立即止住哭声，用惊恐的目光望着母亲。可以想像，在农村，凡是有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时，往往会有妇女怀抱幼童去观看这种斗争场面。那种残酷的斗争镜头，给幼小的孩子心灵上产生一种恐惧感，所以，一旦听到“斗霸”二字，连哭都不敢哭了。在城市，各部门贴满墙的大字报；各种会场那挥臂高呼的阵阵口号；手持三角小纸彩旗的游行队伍；公私合营的敲锣打鼓声；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种种奇景，无不对这时的红旗下诞生的一代人脑海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49年“国庆”后和50年代初诞生的婴儿，从50年代后半页开始，逐步进入学龄儿童期。处于对中共宣称的新中国的朦胧状况，进入学校的儿童，开始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正统教育。
进入学校后，从政治上，老师给学生经常灌输的内容是：我们这一代孩子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红色少年。我们的前辈在旧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过的是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闹革命，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牺牲了无数的革命先烈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中国。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必须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并且要爱护公共财物。我们必须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要掌握牢固的本领。只有这样，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贡献。
正是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统教育，进入小学的孩童，不论出生于什么家庭背景，都从小就立志做一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并且会自觉立下“入队、入团、入党”的志愿。这就是：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些第一天进入学校的孩童，看到教室正面黑板上方的墙上，贴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画像。因此，他们获得的最初印象是，新中国是由这样一些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斗争而开创出来的。他们会肃然起敬地爱戴这些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这些诞生在“新中国”的一代人，在各种不同感情色彩中，渡过了朦朦胧胧的50年代。
二、多灾的60年代
就在“新中国”诞生的孩童朦朦胧胧地渡过50年代时，一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特大灾难正在向他们袭来。
毛泽东1958年的狂热和1959的专制，带来了连续三年的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无数生在“新社会”的孩童，因缺乏维持生命的食品，没有能够在“红旗”下成长，而在饥饿中夭亡。
进入60年代后，在分界线后诞生的婴儿，最大的不足11岁。他们需要吃，需要营养，以能维持他们成长。可是，家里，揭不开锅啊！如此有着辽阔土地的国家，居然没有粮食去维持人的生命。此时，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有多少孩童因饥饿面向他们的父母嚎哭？而作为孩子的父辈、祖辈，望着孩儿因饥饿所产生的痛苦，无可奈何！
就在这令人难以忍受的饥饿遍及华夏之地的三年，竟然有狠心之人将生在“新社会”的孩童烹而食之。多么残忍啊！
60年代初，在江城武汉市，民众中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是有一类人，叫做：麻胡子。这种人，专门骗那些无知的孩童。他们用少量食品诱骗处于饥饿状态的小孩，将他们骗至秘密之处杀害，然后，将他们的肉烹后出售，这种肉叫做“伢肉”。这种情况出现后，做父母的胆寒地告诫他们的子女对不认识的人所献殷勤保持警觉。
是否真正有这种事情，需要考证。不过，这种传说，绝非无中生有。在笔者的记忆中，仍然清晰地有这么一幕。
大约那时我有七岁左右吧！一天，独自一人在汉口的造纸街行走。走到一个地方，忽然在一家门口，有个陌生人热情地向我打招呼，要我到他那里去。而我，已经获得母亲的警示。为避免成为锅中的烹肉，对任何不认识者的言辞，不予理之。所以我对此人的招呼，不作反应，扭头继续前行。
被中共当局宣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特大饥荒的年月里，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种数目是不可能从官方得到的，民间的估计有4,000万人。而在这种庞大的数目中，有多少是生在新社会的一代孩童，只能永远成为历史的悬案了。
经济上的重大失误所导致前所未有的非正常人口死亡，使得毛泽东无颜继续在前台指手画脚了，他将收拾乱摊子的重任交给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也算不负众望，与一些具有经济建设才干的中央领导人将国家建设得有所起色。中国人逐渐摆脱了饥饿之苦，肚子也算可以糊弄住了。
按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本来是由中共整个领导层的集体智慧、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以及无数先烈用鲜血作为代价换来的，可偏偏中共当局甘心情愿地将这一业绩记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簿上，狂热地宣传“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同样，按道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导致数千万人不正常死亡，是由于毛泽东1958年的狂热所致。中国人民好一点的日子，是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努力后才获得。致人不正常死亡的是毛泽东，给人带来幸福的并不是他。然而，在全中国人民所唱的赞歌中，提到名字的，恐怕只有毛泽东。毛泽东在世时，笔者记得唯一有过的对毛泽东之外的中共领导人的赞歌出现在电影《洪湖赤卫队》中这么一段唱：“洪湖水呀长又长，人心向着共产党。贺龙领导闹革命，红旗飘飘打胜仗。”结果如何？《洪湖赤卫队》成为大毒草，贺龙日后被迫害致死。
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进入60年代后，由朦胧期转入较牢固的接受知识的阶段。这些孩童，在肚子刚刚有饱的感觉后，受到的最浓的教育，就是对毛泽东的热爱。这种教育，充实在课堂、书籍、电影、报刊、杂志、歌曲等等一切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快乐的小鸟最爱歌唱，勇敢的鱼儿最爱海洋。我们红色的少年，最爱共产党，最爱毛主席……”
有多少赞美毛泽东的歌曲至今仍然可以在这个年代成长的少年脑海中浮现出来？
就是这种在全民中，特别是在少年儿童中灌输的对毛泽东的狂热热爱，才出现了文革初期天安门广场那一次次被毛泽东接见的分界线后出生的学生那种热泪盈眶的场面。
出生在“新中国”的一代人，首先接受的是对领袖，也就是对毛泽东那种疯狂的感情教育。
这代人所受的另一种教育，就是激烈的阶级斗争观念。
十岁左右的少年儿童，脑海中充满了地主对农民、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以及农民和工人向他们对立面所进行的反抗斗争。这种情景，不仅对中共建政前进行大肆渲染，而且对建政后极力编造种种故事去巩固少年儿童的阶级斗争观念。宣传机器鼓吹什么压迫阶级是如何不甘心失去的天堂，如何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并且树立与敌人进行斗争的少年儿童榜样。什么刘文学与偷辣椒的地主搏斗，被地主杀害；又是什么张高谦与偷羊的地主搏斗，被地主杀害。号召少年儿童向这些英雄学习。在共产党教育下的儿童，大概只会对地主杀害这些英雄感到愤慨。可能他们不会反思，为什么解放前有着财产的地主，会沦落到偷地里的辣椒？会穷得偷公社的羊呢？
就是因为对少年儿童灌输这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教育，才会出现文革初期红卫兵对那些贴有不同标记的属于阶级敌人范围的人批斗、毒打，甚至杀害。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幕幕忆苦思甜的报告；一首首抨击“旧社会”、赞颂新社会的歌曲；一部部渲染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至今回想起来，仿佛历历在目。
应该说在大饥荒后的60年代初的几年，分界线后的一代人从肚子能糊弄饱基础上，看到了国家有一点气色。毛泽东在1963年3月5日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尽管这位领袖所树立的这位典型的事迹是将毛氏著作比喻成开汽车的方向盘，尽管发号召的本意是吹捧毛泽东自己，这个时期的社会风气应该是健康的。这时的少年，也确实受到了正常的社会公德道德水平的教育。这个时期，分界线后出生的少年，最大的只不过14岁。那时，“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等助人上进的观念影响着这一代人。绝大多数的少年儿童正常地在学校受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
然而，好景不长！
1966年5月16日，骨子里包藏着为巩固其独特皇权统治地位野心的毛泽东，疯狂地发动了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以后，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全部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灭顶之灾之中。
这一年，在红旗下诞生的一代人，最大的只不过17岁，按大陆的标准，尚未进入成年。以正常的学龄教育，他们要么应该在1966年进入高中继续学习，要么在结束初中的学习后，获得一份工作。可是，“文革”的爆发，使得他们由初中的三年增至四年。而第四年，并不是在校学习的第四年，而是在既不能升学就读，也不能离校就业的情况下被迫所称的“四年级”。这批最早的“解放牌”，在校滞留两年后，被迫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走上“上山下乡”的道路。这就是“文革”中被称为“老三届”的“66届”。
管它的！这批“解放牌”的学生，在文革尚未爆发之前，还算至少受到两年半以上的正常教育，多多少少也能学习到一点自然科学和必要的社会科学知识。就是后面的67届和68届，也还算沾上两年或者一年的教育秩序没有打乱的学习的边。最惨的生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应该从1966年离开小学进入中学的那一届学生开始，也就是从69届开始。这样的一代人，恐怕涉及到1953年以及以后整个5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在中学的学习生涯中，完全是知识的空白。他们，也像“老三届”一样，被迫走上“上山下乡”之路。
文化大革命使得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根本就不能够正常地学到文化。
这是从受教育的角度，分界线后一代人所受的磨难。
可怜这么一代人，在侥幸地从饥荒中活过来后，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亡命于文革产生的各种疯狂之中。
由于在文革前所受到的热爱领袖的教育，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就成为分界线后诞生一代青少年心目中独一无二必须忠于的领袖。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还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些青少年明白，造反，不能造毛泽东的反；能够将所有有权的“皇帝”拉下马，就是不能将毛泽东这个真正实质性的皇帝拉下马。
文革开始后，在以前大肆渲染毛泽东的基础上，各种吹捧毛泽东的活动进一步推向高峰。庙宇遭砸、教堂被封、清真寺遇毁。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等等，不论是中国的神，还是外国的神，统统在中国大地上一扫而光。中国，只有唯一的真神，那就是毛泽东。
不论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放一个什么屁，全中国人民都得奉为圣灵。而最狂热按毛泽东的言辞办事的人，就是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
摧残世界文明、毁灭传统中国文化的“破四旧”、灭绝人性的疯狂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天高喊的狂热“造反夺权”、残酷的无怨无仇人群中的“派性武斗”，等等等等。一切疯狂的行为，无不是以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为最强的生力军。
这些在新社会诞生、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有多少人在那些疯狂的文革斗争中糊里糊涂地丧失了生命？永远都不可能获得准确数字！
毛泽东挥着巨手、带着笑容，利用了这一代人后，即刻改换手法，让这些在学校中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一代人，以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方式，统统从他们生活的城市撵到乡村去走上插队落户的道路。
令人叹息的这一代人，当他们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确实有那么一部分青少年，被毛泽东所煽动起的政治狂热没有降温，甘心情愿地以“金训华”为榜样，兴高采烈地打起背包，奔赴农村。可是，绝大部分青少年，他们不得不违心地被迫告别他们的亲人，去品尝一下中国最广大、处在最底层的农民的生活滋味。
从1968年底开始的全国大范围内的“上山下乡”，分界线后出生的青少年，最大的有19岁。
或许，“知识青年”这个概念，站在不同角度，会产生不同的评论。而作为文革的特殊产物，这场经历不能不对新社会诞生的一代人的心灵深处产生难以愈合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那些青春期情感欲动的青年，自觉或不自觉发生的性行为，形成的下一代，最终产生了一笔社会难以偿还的“孽债”。
60年代对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所产生的灾难是深重的。“大饥荒”使他们忍受了饥饿的熬煎；“文革”使他们失去受正常教育；“上山下乡”使他们历经日复一日“劳改”式的磨难。
三、彷徨的70年代
进入70年代后，自1968年底走上“上山下乡”道路的“老三届”初中毕业生，陆续从农村抽往城市，返回自己的家，与亲人团聚。这对于吃足“面朝黄土背朝天”苦头的生长在城市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而这种“离乡返城”却不同于“离城下乡”，后者是戴着“大红花”，享受的是“敲锣打鼓”迎接的待遇，一窝蜂地从城市奔向农村；而前者却是分期分批地由各城市用人单位在“插队知青”中挑选。这种挑选，又使得多少望眼欲穿的知青，特别是女知青流下了多少辛酸、屈辱的眼泪。想必，这些人都可以有那么一段情感复杂的回忆。
一方面城市用人单位每年到农村从插队知青中招收新工人，一方面城市学生每年继续走着上山下乡之路。这种轮回转倒也给这么一代人冠上了令人感到有点宽慰的具有那个时代风貌的名词：下乡镀金。1971年出现的林彪事件，给分界线之后诞生的一代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撼。是否这一代人在当时能够整体做到对毛泽东的反思？恐怕作为当时的背景和实际情况，对此问题只能作否定回答。毛泽东的招术高！高就高得由他操纵的一切舆论工具能够巧妙地自圆其说。所以，这么一代人很快地继续赞颂毛泽东，而强烈地谴责林彪。不过，这时的这么一代人，已经是青年了。他们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毛泽东的神化地位已经在他们心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70年代初开始，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逐步进入婚龄，奇特的命运又无情地捉弄着他们。
中共建政后，农民出生的领袖毛泽东对人口观念非常淡薄。或许是在战争年代看到了成千上万中国民众为协助他推翻国民党统治而牺牲在战场上吧！毛泽东以为在巩固政权方面依然需要大量的老百姓为他而丧失生命。所以，他觉得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当具有远见卓识的马寅初教授意识到人口膨胀而需要控制人口增长时，毛泽东对此嗤之以鼻。其结果，使得中国的人口呈几何地猛烈增长。当分界线后的一代人进入婚龄时，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控制人口增长的重担压在他们的肩上。
如今，仍然有人认为马寅初的人口论是错误的。不管这位教授的人口论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分界线之后诞生进入婚龄的人，他们在成家立后，所面临的是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在他们之前的人，尚且允许一对夫妇可以有两个孩子。可是对他们，就只能是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当然，有着千百年来传统观念影响的农村人并没有被这种政策所吓倒。他们中有绝大多数人不生儿子不罢休。不过，农村中仍然强行推行着计划生育政策。为此，这么一代人在生儿育女的权利上受到极其残酷的待遇。有多少育龄妇女被强行结扎？被强行引产？又有多少人被农村的“计划生育”干部罚得家里无米下炊？而在城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几乎成为僵死的政策，如果有人胆敢生第二胎，就有可能受到诸如开除一类的严重处罚。强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带来了日后令人无法解决的隐形社会问题。由于在农村出现大量的扼杀女婴现象，产生严重的男女比率失调。使得他们的后代在成年后，难以寻求配偶。加上独生子女这种特殊群体出现的难以兼顾婚后的夫妇两边的父母，使得这些日后逐步步入老年的分界线后一代人笼罩着孤独的阴影。
70年代上半页，这一代人在文革中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渡过。当进入下半页的1976年时，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奇特灾景。
这一年，伴随着中共三巨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相继去世，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30余万人与这座工业城市毁于一旦。在一代枭雄毛泽东离世之前，辽宁省发生了陨石雨。或许是因为毛泽东一手制造了他自统治中国大陆后的长达27年的人灾吧，惹得苍天震怒！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终于在天地大灾之后，彻底地闭上了他的双眼。深受中共正统宣传影响的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那时，对中国的前途感到茫然。“没有了毛泽东，中国将走向何方？”
他们感到彷徨。
值得欣慰的是，没有毛泽东，地球照样在转动。中国在没有毛泽东之后，人民的生活反而比有毛泽东好得多。
这一代人，目睹了昙花一现的华国锋当政，看到了邓小平操纵了国家的命运，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下，逐渐结束了70年代。
四、分化的80年代
进入80年代后，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最大的有31岁。他们已经成为青壮年，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岁月中，经历了各种含有政治色彩的风
霜。
这么一代人在整个群体中，逐渐形成不同的层次。当然，绝大多数人，在城市充当着普通工人，在农村则充当着普通农民。如果在军队，除了复员回原地的继续充当普通工人和农民外，转业军人进入了干部行列，继续服役的军人，一般应该成为军官了。
邓小平再次复出，华国锋仍在台上时的1977年下半年，高等院校改革了招生制度，使得有志学习的青年获得通过考试跨入大学门槛的机会。这批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进入80年代后，这些毕业的大学生，加入了干部的行列。
在当普通工人和农民的这么一代人中，也有一部分人通过“入党”的方式，以在执政党中捞取“党票”的方式逐步进入干部的行列。
“干部”这个名称，在大陆是普通老百姓垂涎欲得的追求。而干部，又分为一般干部和带有一定职务的干部。这种带有官职的干部，逐渐在大陆形成官僚阶层。
“改革开放”初期，这么一代人中有一些无职业的的青年，其中包括某些刑满释放的无业人员，投身于商海之中。进入80年代后，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万元户”。他们是最早掌握大量钞票的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中的“金钱”上的暴发户。
而那些拥有国家企业固定职工的普通工人，他们没有勇气扔下铁饭碗去加入个体工商户的行列的。因为他们长期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教育，瞧不起那些人在改革开放政策下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转变成大腕。可是，他们哪里会想到，昔日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吹得天花乱坠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80年代初从整体上来说，在表面抛弃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后，中国人将主要的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实，当人们把力量用在实实在在地做一桩桩、一件件实事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人们所得到的实惠显而易见。在紧抱毛泽东陈规陋习以坚持“两个凡是”闻名的过渡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下台，中共当局形成“邓胡赵”体系后，人们的思想大解放，经济建设取得令人振奋的局面，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这时候，分界线之后诞生的一代人脸上总算露出了笑容。
不过，很可惜。邓小平所能给予中国普通人民的恩惠是非常有限的。虽然他能比毛泽东强那么一点，可以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然而，在政治上，他是没有雅量允许人们对他说三道四的。邓小平这种狭小心肠的最明显体现，就是打击敢于对他发出警示的身处中国底层的小人物魏京生。
邓小平一方面对敢于走在民主道路前列的人士挥舞镇压之权，一方面以号召全民“下海经商”的方式，从邓氏家族开始，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与“商”相联结的官僚集团。
就在这种庞大的官僚集团利用拥有的权力介入商海之后，中国人中间的贫富差距明显地日益扩大。改革开放政策初期逐步给工人以及农民生活带来的转机开始向相反方向转化。由此而来，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整个社会发生大分化。在这种大分化的特殊环境中，分界线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也发生大的分化。
这批年龄从30到40岁的诞生于中共建政后的一代人，整体上来说，绝大部分充当着普通工人和农民。作为农民，由于农村各级政府机构赋予各种不同形式的“税收”，使得在改革开放初期从毛泽东当政时的贫穷状况中稍微缓解过来的农民，重蹈覆辙。农民们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所分的田中，生产的粮食，卖不出去；生产的棉花，换来的是白条。农民在生产的产品换不到现钱的情况下，却承受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即使在收不付支的状况下，还得承担强加给农民的各种税收。毛泽东统治时期的贫穷落后局面，再次由农民被迫承受。有的农村地区，其贫穷落后状况甚至不如毛泽东统治时期。农民的日子越来越难熬，这已经成为中国有目共睹的现状。
工人呢？
1962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根据刘少奇和李立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历史史实拍摄了一部叫《燎原》的电影。里面有几个情节，一个是雷焕觉对几个愣头愣脑的不知“工人俱乐部”是何物的工人解释道：“工人两个字，上顶天，下立地，工人两个字，加起来就是一个‘天’字。”雷焕觉的生动解释，使得那些无知的工人明白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另一个情节是，雷焕觉在黑板上，形象地在工人采出的煤上划分出若干比例，表明工人的辛勤劳动后的成果，受到何种程度的盘剥，最后到自己所获时，已经寥寥无几。还有一个镜头，就是当雷焕觉为躲避资方了解“工人俱乐部”的活动时，在黑板上写着“一人两手，两手十指”。他正教着工人念这最简单的字。
60年代，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正受着中国共产党狂热的阶级斗争教育。他们的脑瓜中，成天充实的是地主如何残酷地剥削农民，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然而，进入80年代后的中国工人，他们的景象如何呢？他们能像雷焕觉所生动解释的可以顶天立地吗？不！中国的普通工人，正在逐渐被打入18层地狱！
中共在统治大陆后，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森严。50年代、60年代乃至70年代期间，这种森严的等级观念尚未在人们之间形成强大的贫富悬殊的效应。因为50年代是毛泽东领导的穷折腾，60年代是毛泽东挥手而产生的大灾难，70年代前半页仍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中。直到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才开始出现经济上的腾飞。所以，在中共建政后的前30年间，“穷”是整个国民的共同特征。
然而，进入80年代中期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森严的等级观念逐渐在人与人之间形成明显的贫富悬殊的效应。
在城市，工人和干部是两大享受着不同待遇的群体。虽然工人和干部从性质上不能与昔日的工人和资本家相提并论，但是，在瓜分经济利益这种形式上，却有着十分明显的相似之处。就各方面的待遇而言，干部明显比工人优越。
正因为工人和干部存在着一道明显的鸿沟，做工人的，就希望有那么一天，通过某种方式，挤身进入干部的行列。这样，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叫做“以工代干”的名词。工人的身份是实的，干部的身份是虚的。这种代“干”干得好，可以转入干部的行列，干得不好，还是回去当工人。
在中共领导的大陆，干部的产生渠道一般有下列几种：
１、受过中等专业学校和大专院校教育的学生，毕业之后，成为国家干部。
２、在部队中担任过排级以上的军官，转业到地方后，即刻成为地方干部。
３、在工人或者农民中发展“中共党员”，这些有着党员称号的基层工作人员，经过一定时期“锻炼”后，可以培养进入干部的行列。由此而来，“入党”就成为当官的跳板。
４、部分有着实权的人物，凭着自己的感觉，“慧眼”识“伯乐”，仅凭其一句话，就可以让某某原本不是干部行列的人，进入干部行列。
干部分为一般干部和在职干部，一般干部在整个干部队伍中，处于最底层，他们必须从科员、科长、处长、局长、厅长、省长一级一级地攀登。所以，在干部队伍中，职务的角逐就成为具有各种不同心态人的奋斗目标。
在职务角逐的过程中，尔虞吾诈、吹嘘拍马、拉帮结派、封官许愿、买官卖官布满在整个官场中。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象雷焕觉这样的角色，能够在工人中就他们创造的财富进行利益获得的比例分析。如今，在中国森严的等级观念下，所有不同职务的官员，分别享受着不同的待遇。这种待遇分别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体现出来，其中最明显体现在住房、工资待遇、医疗享受待遇、电话的配备、汽车的配备等等。而所有的待遇都与金钱紧紧相连。“金钱”是什么？金钱是身处一线工人所直接创造的财富。在各级官员的待遇享受所消耗的金钱上，剩下给直接创造财富的工人，能够获得多少呢？
在中国，有没有哪个企业敢于将工人创造财富的实际价值公布出来？有没有哪个官员敢于将工人创造的财富是如何消耗的金钱数目公布出来？没有！中共统治的当局，绝对不会允许雷焕觉这样的人物在工人中出现，他们绝对不会让昔日的工人运动的领袖将工人创造的财富是如何被资本家侵吞来形象地表明现在的工人创造的财富是如何被庞大的官僚集团所侵吞。“雷焕觉”，这个名字就意味着中国的有识之士象春雷一样，唤起所有被奴役被压迫人们的觉醒。
在中国，有没有雷焕觉呢？有！
80年代下半页，忧国忧民的学生，就中国出现的现状，开展了不同规模的游行示威。而出现在1986年的学潮，却以中共开明的领袖胡耀邦下台而告终。
自此，已经形成的“官”与“商”相结的趋势更加严重，“官倒”与“腐败”之风弥漫于整个华夏大地。由此，终于在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之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6．4”屠城的枪声，无情地镇压了1989年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所有在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目睹了由中共统治的数十万军队在数百辆坦克车、装甲车配合下，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忧国忧民，代表着全民的根本利益的学生，就是千千万万个“雷焕觉”。然而，《燎原》中的雷焕觉，最终以“我们不是牛马，我们是人”为基本口号唤起的安源路矿工人的罢工而取得与军阀和资本家争的胜利。
1989年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以“反对官倒、惩治腐败”为鲜明的旗帜，千千万万个唤起民众觉醒的“雷焕觉”，却遭到中共统治当局的血腥镇压。
五、惆怅的90年代
伴随着“6．4”屠城枪声，中共统治当局大肆搜捕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屠杀同情并采取行动阻止军人进城的民众。目睹80年代最后一年发生的人民与中共当局的惨烈斗争，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进入了90年代。随着中共政权的建立，这么一代人陪同着这个国家，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30到40年。他们思索着所经历的人生历程，回顾着孩童时期所受的教育。“人民”！“人民”！在这个国家的一切政权机构中，几乎全部都使用了“人民”这个词。“人民共和国”、“人民军队”、“人民警察”……，就连商品交换的媒介“钱”，都用“人民币”作为货币名称。然而，当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起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政府进行交涉时，却由门面上闪耀着“为人民服务”的新华门中的“人民政府”的“人民公仆”去调动“人民军队”残酷地镇压了人民。
这一代在中共进行的一切爱国主义的教育活动中，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学习过1919年发生在北京的影响中共建党的“5．4”运动，了解过1935年发生在北平的“12．9”运动。虽然前一个运动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后一个运动被国民政府镇压，可是，他们的镇压采取的是什么手段？有没有数十万军队？有没有数百辆坦克？有没有向民众开枪？中国共产党强烈地谴责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如何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发生在天安门的学生运动。然而，该党本身呢？他们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做的是什么？
简直没有人敢想像！
纯朴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府血腥镇压下，麻木了！
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回顾着走过的历程，对比着所见所闻，凡是有一点思维能力的人，都会看穿中共统治的反动本质。他们，不比昔日所抨击的国民党统治强多少！
然而，对于如此残忍凶暴的腐败政府，在“6．4”屠城之后，还得强迫人们为此暴行唱赞歌。在全国性的与中央保持一致口径的表态会上，这么一代人还得违心地表示“坚决支持中共中央的英明举措平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恐怕这时从他们口中讲出的话，绝对不是他们心中的言辞。怎么办？谁能在高压统治下，说出他们真正心中的肺腑之言！
高举“反官倒、惩腐败”大旗的89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中共当局血腥地镇压了。进入90年代后，官倒更凶，腐败更獗。在民主运动血泊中登上中共最高统治宝座的江泽民，在排除异己、扫除对立面并对不妨碍自己统治地位的贪污腐败分子进行着装模作样的打击。然而，对自己的党羽却百般庇护。由此而来，在中国境内，无处不见贪官当道，遍地可见污吏横行。人民创造的财富，被中共培育的蛀虫侵干吞净。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出现民众对贪官污吏的反抗，都会招致血腥镇压。这，就是“6．4”屠城惨案的直接政治效应。
昔日被人们称为东亚睡狮的中国人，现在仍然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从1990年6月4日开始，天安门广场每年在这个敏感的时节部署了强大的警力。人们再也看不到天安门广场有聚集的人群了。即使在广场出现什么人被中共当局认为有可能构成对“安定”的威胁时，警察会毫不留情地予以逮捕，中国政府采用高压统治着“顺民”。然而，中国人就真地永远甘心忍受一切压迫吗？
从中共建政到进入90年代，几乎每一波由中共统治所带来的人为灾难，受到最严重冲击的，就是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
中国在赵紫阳担任总理期间，大胆地开展经济改革，从而在80年代上半页，不论作为农民，还是作为工人，都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实惠。不幸的事是，在胡耀邦被迫辞职，由赵紫阳继任总书记、李鹏继任总理后，处在最底层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逐渐走向反面。在赵紫阳被扣上“分裂党、支持动乱”的帽子而撤消党的总书记职务并且由江泽民继任后，最底层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就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农民的惨状倒也不必多述，李昌平所着《我向总理说实话》、陈桂棣与春桃合著《中国农民调查》就是中国农民状况的真实写照。
工人呢？
进入90年代后，受到最严重冲击的就是昔日端着铁饭碗，工作在国营工矿企业的工人。而这一大批工人，比例最大的就是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
中共将其“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分水岭，岭之前，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岭之后，中国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这是中共当局死报“社会主义”这一僵硬的招牌而为卖狗肉所挂的羊头。实际上，在分水岭之后，中共统治当局带领全国人民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就经济效益来看，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走，远远优于按照社会主义的模式走。而资本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竞争。
50年代中页，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的最后结果，就是全国的私营企业销声匿迹。年纪稍大的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仍然可以回忆出进行这种改造的敲锣打鼓声，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私营企业主佯装笑脸，将私有成分的生产资料交公。谁也不会想到，昔日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造成私营经济消失，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会重新回到中国大地。这，不能不是对中共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大讽刺。
事实证明，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公有制，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各公有制企业的中共官员领导下，工人的生产情绪低落。特别在反复批判“唯生产力论”、“物资刺激”、“奖金挂帅”后，拿着国家固定工资的工人，根本没有为自身企业利益主动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因为在生产中，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干少干一个样。由此而来，工人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惰性。而由中共组织部门任命的企业领导人，缺乏搞好企业的主人翁精神。再加上企业中的行政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互相扯皮，使得国营企业的生产根本就难以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全国的所有制形式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于国家制定的政策，全民所有制所享受的待遇明显优于集体所有制。甚至两种所有制下的企业职工都有一种不同等级的国家公民之感。沉醉于长期形成的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捧惯了“铁饭碗”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职工，怎么样也没有想到改革开放的潮流会摧毁“社会主义优越性”，会打破他们长期端在手上的“铁饭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种资本主义的经营和生产方式逐步进入中国的经济体制内。个体工商户、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生产实体一个又一个地在中国大地上成立。这些实体的管理方式严格，工作人员精悍，经济待遇良好，全员劳动生产率高。由此而来，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随着时间继续向前推移，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经营和生产方式日益显示出其难以扭转的弊端。从80年代末开始就出现在市场竞争中失利而倒闭的企业。进入90年代后，濒临破产的国营企业越来越多。为解决国企危机，各个工矿企业开始进行调整。因此出现了这个时期产生的新名词，如：“优化组合”、“待岗”、“劝退”等等。而这种局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影响着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
这么一代人，绝大部分经历过“上山下乡”，一般在70年代开始逐步从农村进入工矿企业，到90年代，他们的工龄分别在20年左右，而年龄在40岁到50岁这种跨度中。他们在国营企业中，长期过着“撑不死，饿不倒”的顾着这一头，顾不着那一头的经济拮据的生活。由于他们长期受到社会主义的教育，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冲击社会主义模式的倾向，他们也不可能对昔日受到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念产生动摇。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国营企业投身于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个体工商户”行列的职工就微乎其微。当然，也有少数不甘贫穷的人毅然扔掉“铁饭碗”，加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列。
如果说“一国两制”的话，中国大陆，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在经济上就开始实行“一国两制”了。这并不是邓小平为解决香港的回归、台湾的统一发明的模式。然而，这种在大陆从经济上实行的一国两制就有力的表明：资本主义必胜、社会主义必败。
处在国营企业的职工，绝大部分依然端的是社会主义的“铁饭碗”，而这种端“铁饭碗”的工人群体，依然是绝大部分的“双职工”处在国营企业。同样，处于国营企业双职工的夫妇双方，很少有一方扔掉“铁饭碗”去试行资本主义的风险路。当然，也还是有。这种在一家人中的夫妇双方的一方加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家庭，就构成了“一家两制”的结构。而有着聪明和才智行“资本主义”道的一方，明显比端“铁饭碗”的社会主义一方的经济效益好得多。
在“优化组合”中，这一代经历过文革年龄处于40开外的工人，普遍文化素养不高，在长期形成的惰性中，缺乏劳动积极性并且缺乏开创精神。这种状况，使得他们在组合中被“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原理而甩往一边。甩开之后，就从原来的岗位上下来，眼巴巴地希望重新登上能适应自己做的工作。这，就是“待岗”。有多少人在优化组合中被淘汰出来？又有多少工作岗位能够让被淘汰的工人重新登上？如此一来，等候他们的命运就是“劝退”。
这种情况，只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初期，社会主义败于资本主义的景象。然而，中共从49年建政到79年改革，长达30年的时间，国营工矿企业的党政领导人全都受着中共政治体制的庇护。当官的，可上不可下。今天可以在这一家企业当官，将整个企业搞得一团糟，明天可以更换位置，在另一家企业任职，同样把整个企业搞得一团糟。所以，国营企业长期在中共党政庸官的治理下，已经病于膏肓。最后导致绝大部分的国营企业倒闭。从而，在中国大陆出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营工矿企业竟然被外国资本家出资购买的现象。共产党明白，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资本家”是最讲经济效益的。他们可没有义务去养那些曾经端着铁饭碗的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工人。这样一来，“下岗”就成为90年代后半页风靡于大陆的名词。而从工作岗位上被迫走下来的人，最多的就是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
昔日，中共的宣传中，抨击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失业现象。如今，对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失业，却发明了一个新名词：下岗。
这些下岗的工人，生活失去了保障。贫穷如同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着这么一大批工人惆怅的心。
六、新世纪的观望
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目睹着中国整个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跨入了21世纪。
这些在60年代曾经受到中共正统教育的一代人，体会了昔日由中共抨击的所有阴暗面重新在中国大陆出现。
人们不会忘记，60年代上半页，由罗广斌和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那些被中共赞扬的革命先烈为争自由、争民主与所谓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的情景。人们会轻而易举地回想到江雪琴、许云峰、成岗等英雄人物开展同当时的统治当局作英勇不屈斗争的情景。回想起统治当局如何镇压学生运动的情景。如今呢？有多少象江雪琴、许云峰、成岗这样的敢于向统治当局进行斗争的英雄被投入监狱？昔日革命斗争常常使用的“争自由、争民主”中的“自由、民主”竟然是中共统治当局所感到忌讳的词汇。昔日毛泽东表示过：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然而在1989年6月4日，中共统治当局居然命令数十万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数百辆坦克车、装甲车的配合下，镇压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人们不会忘记，“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那悲凉凄愤的歌声。人们不会忘记，地主的斗，刘文彩的水牢，从幼儿开始所受的教育中，深知农民是如何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如今呢？农民受着各级官员的盘剥，他们的生活会比昔日地主剥削压榨时好一点吗？征地、拆迁，有多少农民被逼得生活没有着落？
人们不会忘记在60年代上半页出现的宣传品中诸如“包身工”、“拿摩温”以及某些描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故事。不会忘记电影《燎原》序幕镜头中矿工挥动橛头挖煤的情景；不会忘记电影《风暴》中，林祥谦给穷哥们讲的一番话，不会忘记施洋如何将警察对准工人的枪口调转过来瞄准警察局长的镜头，不会忘记这位律师对警察讲的震撼人心之言。如今呢？工人赖以生存的工厂，倒闭了。如今，又有多少煤矿出现瓦斯爆炸，矿井坍塌？有多少矿工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又有多少创造社会财富的穷哥们养肥了那些贪官污吏，而自己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有多少象施洋那样有正义感的律师为了维护人民的基本人权而遭到当局的迫害？
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曾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封闭了妓院，根除了卖淫嫖娼这种千年遗留下来的罪恶。而现在呢？在全中国的哪个大、中、小城市见不到妓女？有多少打击卖淫嫖娼的执法部门的官员，暗地里干着嫖娼的勾当？
人们不会忘记，50年代出现的贪污犯张子善、刘青山，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饮弹命丧九泉。而现在，有多少远远超过张刘二犯贪污金额的罪犯仍然逍遥法外？有多少国家资财被侵吞？有多少民脂民膏被搜刮？有多少带有天文数字的金钱被中共豢养的吸血鬼所贪婪地占有？
人们不会忘记，中共在描述所谓旧中国的景象，使用过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看看现在，又有多少官府没有再现“朱门酒肉臭”这种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又有多少人因贫穷而重现“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的悲惨景况呢？
人们不会忘记，毛泽东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现在，教育是一种什么局面？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有多少人孩童因缴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被拒之学校的门外？
回忆！对比！分界线后诞生的一代人，不得不发出强烈的震撼之情：共产党究竟为人民做了什么？
“水能栽舟，也能覆舟！”昔日中国共产党用千百万人民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了由中共统治的政权。57年来，这个政权究竟为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凡是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好好回顾“人民共和国”所走过来的历程，好好地正视国家的现状。
毛泽东虽然是中国最原始的罪魁祸首，可他也不乏说过有那么一点振奋人心的话语。昔日，毛泽东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是的，世界是毛泽东曾经表示过的年青人的。毛泽东当时所指的年青人，现在已经不是8、9点钟的太阳。然而，现在逐步从中年步入老年的一代人，看到的是一种什么世界呢？
觉醒吧！已经西坠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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