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5日讯】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说：“暴君是从为人民代表制的根中出现的。起初，他面带微笑，拥抱每个人……慷慨许愿……但一旦成为暴君并知道已被助他上台的公民谴责时，暴君就只好不由自主地消灭谴责自己的人，直到他既无友，也无敌。”不幸的是，柏拉图所言屡屡被后来的一个个暴君所证实。在各种类型的暴君中，共产极权体制下的暴君——特别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尤其是只看重一己权力的孤家寡人。
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极权体制下，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既是受迫害的主要对像之一，又是被收买的主要目标之一。迫害是为了让持有不同政见的知识人封口，收买是为了让知识人按照钦定的调子歌唱。如果说，斯大林是所有极权者的榜样，那么，高尔基就是所有御用文人的楷模。高尔基为斯大林征服苏联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无产阶级文学之父”受到极权者的特殊“优待”，就要“知恩图报”，率领众多名流集体礼赞伟大的斯大林及其血腥独裁。正如《高尔基传》的作者芭拉诺夫所言：“苏维埃政权为何觉得高尔基重要和宝贵？简言之，就因为他听话。”
高尔基的同时代人的苏尔吉切夫这样评价所谓的文学大师：高尔基这样一个中流作家所获的成就是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所不曾获得过的。高尔基拥有一切：荣誉、金钱、女人的爱。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高尔基与被耶稣抛弃在沙漠上的那个魔鬼签了合同。高尔基对斯大林极权的接受、谄媚和屈从的恶劣性质，是何等懦弱而猥亵的生存策略！
极权者对任何人都不会完全信任，也都是采取极端的实用主义的态度。高尔基这只无产阶级的“海燕”，当斯大林要利用他为自己的权柄歌唱时，他不仅给高尔基种种物质优惠，还为大作家披上华丽的羽毛——崇高的名誉和地位，但在斯大林的金丝绒集中营里，他却没有丝毫自由。他的一言一行全要看是否投合斯大林的心意，他只能按照钦定的谕旨来歌唱，稍一跑调就被封嘴，最后变成被金丝绒鸟笼闷死的海燕。
（一）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冲突
当斯大林基本完成党内清洗，其绝对权力不可动摇和个人形象进入神化之时，他与高尔基的蜜月期也随之过去。特别是在高尔基拒绝了为斯大林作传之后，大作家对于斯大林而言，不再是摆在最显眼处的超级花瓶，而是大幅度贬值为可有可无的碎片。所以，斯大林对他的请求基本置之不理，对他的公开言行也不再看重。在生命的晚年，尽管在私下里，高尔基对斯大林越来越不满，但他在公开发言中继续充当斯大林的第一颂扬者和苏共政权的驯服工具。
从二十年代高尔基与列宁的冲突以来，秘密警察对高尔基的监控从来没有放松过。高尔基被列宁逼出国门后，克格勃仍然定期给他生活费，在他的身边安插间谍。在他被斯大林捧为“苏联的二号人物”后，他的身边也布满了内务部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了严密监控。
高尔基的情人布德别尔格是双料间谍，她要向苏共内务部报告欧洲及英国的情况，也要把苏联的情况报告给英国情报部门。就是她把高尔基在英国及欧洲的档案交给克格勃。
高尔基的所谓秘书克留奇科夫实际上是随身看守，他不但安排高尔基本人的事务，居然还掌握着高尔基家的财权，控制着全家日常生活，所有来访者都要经他挑选，高尔基所能见到的来客大都是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和一些无耻文人。他经常安排行迹可疑的女人陪伴高尔基彻夜纵酒狂欢，直到作家昏昏睡去。
更可耻的是，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与妻子的关系不好，经常在晚间外出与别的女人厮混。马克西姆挥霍无度，一夜就能花掉上千卢布，动不动就私下向掌管财权的克留奇科夫伸手要钱，这就为秘密警察们提供了猎艳的机会。克留奇科夫为他的顶头上司雅戈达与这位美艳儿媳的私通提供方面。雅戈达之所以经常光顾高尔基的家，既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作家，也是为了追求作家的儿媳。为此，雅戈达自称是高尔基的远亲。马克西姆死后的第二年，高尔基全家乘游轮沿伏尔加河旅游，雅戈达也参加了。这位秘密警察的头子事先为自己作了特殊安排，命令手下的人用一道暗门连接两个相距较远的包厢间，为雅戈达与年轻寡妇的私通提供方便。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与法国作家安德列。马尔罗会面，两人谈及苏联文学，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高尔基也谈到他对《真理报》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和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的反对；谈到他被阻止去莫斯科，从事他热爱的工作；谈到他的处境孤独和心情抑郁。而这一切会面细节都保存在秘密警察总部的高尔基档案中。
高尔基慢慢地了解到集体化带来了可怕的大饥荒和镇压，知道了无数的孤儿从农村涌进城市、沿街乞讨，他开始表现出极度的惊愕和不安，但他已经失去了公开批评的勇气，至多在私下里发发牢骚，或就一些个案向高官做出私下请求。比如，他经常向雅戈达发牢骚，谴责了很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现象。但斯大林绝不在乎这种私下牢骚，只是让雅戈达敷衍一番。
高尔基余怒未消就再遭打击。“国际民主作家协会”邀请高出国参加协会的大会，但因为该协会的部分成员曾联名向国际人权保护联盟递交了一份反苏照会，抗议苏联处死了许多人。所以，斯大林指示雅戈达：绝不放行。雅戈达告诉高尔基：政洽局反对他去参加大会，希望他要自觉维护苏共和祖国的声誉，让他在国内发表声明，警告那些污蔑诽谤苏联的作家们好自为之。
尽管，高尔基对大饥荒及其滥杀无辜表示愤怒，但那只是自家内部的分歧，而外国作家们请他出国参加会议，显然是希望通过他了解到苏联的饥荒和迫害的真相，并与他们一起发表公开抗议。这就不再是“家内事”，而是能否顶住资本主义世界的围攻，能否维护苏维埃祖国的声誉的问题。所以，高尔基再次本着“内外有别”的惯例，他私下表示愤怒，但他又公开致信世界民主作家协会，声明自己由某种原因而无法参加协会。他在信的末尾违心地说：他确信那些被处决的人是罪有应得。
导致斯大林彻底抛弃大作家的事件是高拒绝为斯大林作传。斯大林争取高尔基回国的另一自私目的，是想在适当的时候借大作家之笔，把他塑造成列宁的当然接班人。当雅戈达确信大作家已经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后，斯大林先命令一直与高尔基保持联系的国家出版局局长哈拉托夫转达，哈拉托夫把斯大林的传记材料寄给高尔基，隔段时间便询问“您是否还需要什么材料和您想在什么时间把书给我们。”但高尔基没有回应。斯大林又吩咐雅戈达去暗示高尔基：他若能像赞扬列宁那样再写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那就太好了。但无论斯大林给高尔基多少桂冠和好处，也无论斯大林的部下们如何暗示、开导和劝说，高尔基皆不为所动。现在，高尔基的个人档案中还保存着一摞有关斯大林的传记资料，上面还有一些高尔基翻阅时留下的各种记号。
对高尔基的最大打击是他儿子的神秘死亡，传说是斯大林对高尔基的第一次重拳打击。马克西姆的生活虽然放荡奢侈。但他经常向父亲讲一些不祥的消息，诸如饥荒、逮捕、清洗等等。1934年5月11日，马克西姆染上肺炎，突然病逝。斯大林等政要马上前来安慰大作家，但随后的一连串事件不能不使高尔基产生怀疑：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只能被迫中断；接着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死去，死因不明。高尔基自然会想到，随着高尔基对国内真相的更多了解，他在怀念儿子时，就想到儿子向他讲过的那些听闻，一群群因饥饿而骨瘦如柴的身体，一个个沿街乞讨的孤儿，一列列押送“富农”去西伯利亚的棚车，一张张因恐惧而惊慌失措的面孔……高尔基意识到：斯大林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在谎言制作的虚假招牌后面，到处是饥饿、奴役和恐惧。据说，高尔基晚年的日记中，有大量发泄不满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内容。可惜，作家死后，这本日记落入秘密警察之手并被销毁。
斯大林建议由大作家出任教育人民委员，高尔基借口无管理才能，谢绝了。他也越来越不愿意为斯大林树碑立传。写不成传记，斯大林还不甘心，请大作家写篇文章总该答应吧。奉斯大林之命，雅戈达向高尔基转达了一个请求：1934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即到，请高尔基为《真理报》写篇有关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雅戈达深信，这次作家总不可能再拒绝斯大林的“请求”了。然而，高尔基再次拒绝，令雅戈达尴尬，让斯大林气愤。
1934年年底，斯大林企图最后一次利用高尔基。该年12月1日，一个年轻的苏共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潜入斯莫尔尼宫，枪杀了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洲第一书记基洛夫。当晚，既没有经过政治局决议，也没有经过最高苏维埃会议，仅仅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仅用了两天的时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该决议对苏联当时的刑事法中的侦察、审理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有关规定作了大幅度修改，1，对这类案件的侦察不能超过十天。2，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夜交给被告。3，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4，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5，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如此修改，显然是为血腥大清洗打开为所欲为的司法大门。开始，官方把凶手锁定为残余白匪分子，几天后就宣布处决了参与暗杀行动的104人。可是，两周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突然被诬陷为谋杀基洛夫的策划者，所有报纸毫不留情地向原来的反对派头目们开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许多过去的反对派分子统统被捕。
在当时的苏共高层，基洛夫是唯一一位敢于公开反对斯大林的高层人物，他关心人民能否吃饱肚子，在经济上他反对极端集体化而主张某些“自由化”政策，他不但与奥尔忠尼启则、米高扬等人争论，甚至曾面对面地对斯大林大声说：“我认为，早就该取消配给制了，应该让我们的工人吃得像样些！”在政治上，他反对对一切党内外异见进行无情镇压，主张改善党内关系、党与知识界的关系。他靠自己在党内的权威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把斯大林已经下令判决死刑的案子，通过政治局的集体决定改为流放。
最让斯大林嫉恨的，是基洛夫在人民中的声望很高，甚至有超过斯大林的趋势。比如，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一切程序都预先规定好了，连欢迎领袖们的掌声也不例外。每个政治局委员上主席台时，规定鼓掌时间为两分钟，只有给斯大林的掌声要长达十分钟。可是，当基洛夫出现在大会主席台时，代表们似乎忘记了规定，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掌声。基洛夫所赢得的掌声持续之久，是其他政治局委员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基洛夫的反对票只有3张，而斯大林的反对票却高达270张左右。以至于选举委员会迟迟不敢公布选举结果，后来，在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卡冈诺维奇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选票，宣布基洛夫和斯大林的反对票都是3张。大会结束后，基洛夫的巨大声望更是广为人知。
稍微了解苏共内幕的人都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被斯大林清除出权力高层的，绝不可能谋杀基洛夫。真正谋杀基洛夫的幕后指使者很可能是斯大林。因为，除掉基洛夫并将罪责转嫁到原反对派领袖的头上，实为一箭双雕之策。
虽然，至今也没有找到斯大林指使暗杀行动的直接证据，但间接的证据起码有：1，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两次在斯莫尔尼宫附近被警卫逮捕，而且发现他带着枪，但他却两次都被释放。2，在案发前，斯大林想调走负责基洛夫保卫工作的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菲利待。麦德维基，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叶甫多基莫夫，因为麦德维基对基洛夫极为忠诚，但是这项人事变动由于基洛夫的强烈抗议而推迟。于是，雅戈达就打起麦德维基的副手伊万。扎波罗热茨的主意，他带着扎波罗热茨来莫斯科面见斯大林，然后扎波罗热茨带着斯大林的密令回到了列宁格勒。 3，案发前，内务部还通过一封密报信了解到：尼古拉耶夫因被开除出党而心怀不满，无法找到工作使他陷于愤怒和绝望，遂产生了要杀党的监委主席的恶念。斯大林通过雅戈达密令扎波罗热茨与尼古拉耶夫接触，扎波罗热茨通过告密者偷看尼古拉耶夫的日记，确认他有杀人报复的心理。扎波罗热茨便主动帮助尼古拉耶夫，时不时给他些钱花。这期间，斯大林又在莫斯科再次接见扎波罗热茨。 4 ，案发后，斯大林马上赶往列宁格勒，亲自操控对案件的侦讯和审判； 5，对凶手尼古拉耶夫的审判由秘密法庭执行，没有向社会公开任何审判细节； 6，在处决尼古拉耶夫之后近一个月的1935年1月23日，苏联报纸又报道说：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菲利普。麦德维基、副局长扎波罗热茨及其他十名内务部工作人员，在最高法院的一次秘密审判中被判刑，其罪名是“在获悉有人正在酝酿杀害基洛夫的情报后……没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谋杀发生。”而在实际上，这两位列宁格勒分局的正副局长根本没蹲牢房。按斯大林的吩咐，两人被安排到“列宁金矿”托拉斯的领导岗位上，在西伯利亚负责富金矿的勘探工作，生活过得很悠闲。
高尔基对基洛夫颇有好感，他被暗杀让高尔基感到震惊和愤怒。12月4日，他发表文章谴责恐怖行为，但当清查凶手的方向由白匪残余转向党内反对派之后，高尔基已经看出这背后的阴谋。斯大林认为，大作家仅仅谴责恐怖分子是不够的，应该让他公开谴责季诺维也夫分子这些“真正的谋杀者”，只要高尔基再次发出“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们”的怒吼，对反对派的指控就会在人民中坐实，也可以应付国际舆论。
于是，雅戈达再次向高尔基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他为《真理报》撰文谴责谋杀者的“个人恐怖”。已经看清了斯大林的高尔基断然拒绝。而且，他对雅戈达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国家恐怖”显然是指斯大林的大清洗。
1935年1月，高尔基再次就基洛夫案件在私下里评论道：“无产阶级的警卫队花了17年时间去捕捉和消灭欧洲资本主义的奸细，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18个年头，作为无产阶级最重要的领袖之一的谢尔盖。基洛夫却被人暗杀了。”
由于斯大林的要求大都被高尔基谢绝，两人相互利用的关系基本决裂。从此，斯大林拒绝高尔基的任何要求。
（二）斯大林不准高尔基出国
无论高尔基的心中有多少疑虑和不满，但他在公开场合仍然对斯大林进行肉麻的吹捧。他一面私下抱怨“好像是被围墙围住，不能逾越一部！被包围，被封锁，既不能进，也不能退，很不习惯啊！”“我感到我过的是流放地的生活，……什么都看不到，过着这样的日子心里难受极了。”另一方面，他在公开场合却讲着另一套语言。比如，在儿子神秘死亡三个月后的1934年8月17日，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暨成立大会在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召开，高尔基作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主报告。在致大会闭幕词时，一上来就高呼：“为斯大林祝福！”致辞的结尾更肉麻：“列宁的党——无产阶级的领袖万岁！党的领袖——约瑟夫。斯大林万岁！”赢得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1935年2月，第二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突击手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高尔基身体欠佳，没能亲赴参加，但他给大会写了祝贺的短文，通篇仍然是言不由衷的赞美。该年4月9日他又写了《两个五年计划》一文，又在高呼：“伟大的、具有博大的组织家思想的”、“富于感情而又智慧非凡的”、“给予欢乐的青春的……约瑟夫。斯大林万岁！”
但这些虚伪而肉麻的颂歌不再能够打动斯大林。高尔基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斯大林立刻命令《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并派人专门把那张报纸送给高尔基。此篇批判文章意味着不允许公开批评高尔基的禁令正式解除，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公开批评高尔基的文章，并且大都在《真理报》等重要报刊上公开发表。而高尔基写给《真理报》的反驳文章，却被拒绝刊登。
斯大林还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惯用伎俩。当年，为了收买高尔基，斯大林压制马雅可夫斯基领军的“拉普”作家群。现在，为了打击高尔基，斯大林又抬出马雅可夫斯基。1935年12月5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公开申明：斯大林同志认为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遗忘了他，就等于犯罪。领袖现在出面捧诗人而贬小说家的拉偏架，如同1932年他出面捧小说家而贬诗人一样。
老朋友皮亚特尼茨基打电话给高尔基，惶恐地告知克格勃的人把他和高尔基的通信全部搜走了。这让高尔基想起当年列宁逼他出国时的卑鄙恫吓，他极为气愤，找雅戈达质问。雅戈达安慰说：请放心，一切都会妥善解决的。
最让高尔基痛心疾首的，还是那股越演越烈的围剿老布尔什维克的浪潮，许多被迫害的老党员，早在革命前就同高尔基结下了深情厚谊。高尔基立刻投入营救行动，他四处打电话，找雅戈达、找叶努启则，让他们去请示斯大林，但斯大林再不会开恩了。
高尔基对营救加米涅夫（前政治局委员，曾与季诺维耶夫一起，帮助斯大林搬倒了托洛斯基）尤为卖力。因为他与加米涅夫早已熟悉，在加米涅夫失势之后，曾被安排在科学院出版社作高尔基的副手，高任社长，加任副社长。两人早年的熟悉和后来的一起共事，加深了彼此了解和私人关系。所以，高尔基把加米涅夫视为老朋友，多次为他向斯大林求情，但都被粗暴地拒绝。
斯大林像当年的列宁一样，借调查加米涅夫的名义，下令查抄了作家负责的出版社。高尔基愤怒了，声称要离开苏俄，去意大利的索伦托治病。但斯大林汲取了当年列宁放作家出国的教训，不会再放他出国去公开说话。甚至，高尔基被选为巴黎国际保护文化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并于1935年6月8日拿到了护照，大会发言稿也准备好了。但他仍然无法成行，公开原因是遵照医嘱，此时他不宜出国。之后，高尔基又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允许他出国，但斯大林再次下令：基于健康原因，不准高尔基出国！
历史的轮回就是如此讽刺，当年，列宁以让高尔基出国治病为由，逼走大作家；现在，斯大林也以治病为由，却是禁止大作家出国。
《北京之春06年8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