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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毛泽东的罪恶和“文化大革命”研究

袁红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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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2日讯】毛泽东是中共官僚集团——这个犯有重重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的首犯。毛泽东的罪恶不止于“文化大革命”,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可以发现毛泽东的重大罪恶。不过,“文化大革命”,这段凝结着中国人无尽血泪的历史,仍然被囚禁在黑暗之中。迄今为止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研究,基本上按照中共当局政治意志的节律起舞。中共豢养的御用文人则用精致的谎言,把属于中国人民的悲剧,伪化为“品德高尚的老革命家”的受难史。

正是中共当局,企图利用思想专制铸成的铁的墓穴,把“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永远埋葬在黑暗的沉默中。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的“文化的革命”,本质上是由无数惨绝人寰的反人类罪行构成的历史,是沐浴在中国人滔滔血海中的历史。中共当局完全清楚,把“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永远埋葬在谎言深处,乃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逃避历史审判的唯一途径。

用坚硬的理性和激情,撕裂铁铸的墓穴,让重重反人类罪行呈现在历史的聚焦之下——这是一切有价值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价值的起点与归宿。

因为,反人类罪行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真实,揭示并控诉罪恶,是重建正义的前提,而失去了真实的历史的民族,只能永远生活在谎言之中;

因为,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逃脱正义的审判,死于“文化大革命”的无数冤魂,就永远不会停止响彻漫漫长夜的痛哭,中国民族的良心也永远不会得到安宁;

因为,真实的历史才可以为鉴,有能力直视真实罪恶的民族,才能够避免罪恶的循环。

基于以上理念,与求索真理一致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应首先把探讨的锋芒指向下列重大课题:

一、“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这是御用文人刻意使之变得最不清晰的问题之一。他们极力想让历史相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基于某种理想主义的思索。而事实上,中共暴政的本质与历代皇朝并无二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动因,在于毛泽东建立绝对皇权的心理冲动,以及专制政治逻辑与这种心理冲动的一致性。

二、“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高级官员的实际行为。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共欺骗宣传雕刻出的毛泽东的道德形象。“文化大革命”后,为继续欺骗历史,御用文人们开始竭力塑造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道德形象。但是,这种道德形象是彻底的伪善。周恩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帮凶;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面临个人政治危机时,曾背信弃义,试图牺牲或嫁祸于他人。或许正是由于此,邓小平才要求“研究文革宜粗不宜细”——一旦“细致研究”,中共官僚集团的整体道德形象便会崩溃。然而,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必须对中共高级官员“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作细致入微的研究。

三、“文化大革命”中各项重大社会悲剧。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悲剧连绵不绝的过程。无论对于汉族,还是蒙古族、回族和藏族都是如此。这些凝聚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的重大社会悲剧,才是“文化大革命”最真实之处。但是,它们却正在被中共暴政阴影下的时间所埋葬。任由血写的社会悲剧被时间抹去,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将愧对历史。

四、由太子党组成的“联动”红卫兵的反人类罪行。

太子党组成的“联动”红卫兵,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反人类罪行的序幕。他们在六六年“红八月”中的罪恶,并没有真正被全面揭露。这些反人类罪行的罪犯至今仍逍遥法外:有的利用腐败的权力攫取的金钱,在海外纸醉金迷;有的甚至还在中国国家权力体系中身居高位。因此,研究这一问题的价值,不仅在于重现真实的罪恶,更在于提醒人类,如德国法西斯分子一样罪恶深重的罪犯,迄今还未受到法律的追究。

五、“文化大革命”受难者名录。

“文化大革命”中,难以计数的“现行反革命”和其他政治犯,被处死,被虐杀,或者被迫自杀。即使“难以计数”,也要上穷碧落,下入黄泉,寻找到他们生命的踪迹,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精神宇宙。记住这些死难者,是为了表达对生命的尊重。一个不尊重生命的民族,不会尊重真理,也不会相信道德。

六、“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迫害人民的反人类罪的罪犯名录。

记住罪犯的名字和他们的罪行,是重建正义的前提。忘记罪犯的名字和罪行,历史就丧失了一半的真实。而残缺的真实有时候比纯粹的虚假更具欺骗性。

七、“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精神价值的危害。

在伪善的“神圣”理想的旗帜下,把疯狂的兽性发挥到极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特征之一。达于极致的疯狂的兽性究竟给中国的民族人格、民族心灵、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是一个仍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能力对属于自己历史的兽性,作深刻的反思,兽性的轮回就不可避免。关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精神价值的危害的研究,正是对兽性的历史最深层次的反思。

八、“文化大革命”中自由人性的意志和良知对暴政的抗争。

“文化大革命”中与专制暴政及其意识形态的兽性肆虐无度,但是,自由人性的意志和良知同暴政和兽性的搏斗也从未停止。这或许正是“人民文革”概念的客观基础。忽略自由人性同暴政和兽性的抗争,就忽略了对中国命运的信心,忽略了对中国民族人格的信心,也忽略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

上列八个方面问题的研究,是拯救真实历史的过程,也是民族的灵魂忏悔罪恶历史的过程,还是书写把毛泽东和中共暴政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控诉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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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22 10: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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