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6日讯】十多天前，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一位名叫邬书林的副署长在图书出版订货会上又宣布了一份最新的禁书名单，上面有章诒和写的《伶人往事》，有从个人经历视角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的中国历史的《沧桑》，有讲述民权活动人士姚立法经历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有介绍40年代下半期以来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经历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有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有回顾50-80年代中国大事的历史丛书《年代怀旧丛书》，也有长篇小说《如焉》和介绍中国新闻界幕后人情世故的《新闻界》。
这个最新的禁书名单被披露后，不夸张地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对于那些了解中国的人，这个新闻会引起他们的感叹：这个国家在这些事情上怎么还是一点都没变？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但听说中国正在崛起的人，这个新闻是对“和平崛起”这四个字打上的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连本民族的作家和书籍都不能善待的国度，又怎么可能在“崛起”之后被“和平”缚住手脚呢？
这个禁书令之所以特别令人吃惊，是因为当今中国有两句最时髦的最的意识形态口号。一是“和谐”，有胡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另一是“说真话”，这是温总理前不久在参加作家协会大会时语重心长地提出的，好像中国的作家从来就不懂说真话，不会说真话，现在要党来培养。如果说胡总书记“和谐”论的潜台词是承认中国社会不和谐，那么这份最新的禁书目录就是一个注释；如果温总理苦口婆心劝中国作家说真话，那么这份禁书目录就是给他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这些禁书大部分说的都是历史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如果连这些都不让出，那要在现实生活中说真话不是难上加难了吗？到底是中国作家不会说真话，还是他们不被允许说某些真话呢？
新闻出版署禁书的权力无疑是中共最高层授予的，但禁什么书，何时禁，禁多少，这些可以相信完全是这个衙门里的判官根据自己的好恶和猜测上面的旨意来掌握的。此外，人们不要忘记，任何官僚机构都有维持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本能，为此哪怕无事也要生非。新闻出版署的本职工作就是审查书稿和新闻，所以隔三差五就要枪毙一批新闻，禁掉一批书稿，否则就成了尸位素餐，这个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就有疑问了。因此，这些书籍的被禁，既是中共控制意识形态和文化传播的传统的延续，更是官僚体制下衙门本性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2007年一月就是这么一个关口，新闻出版署已经闲了一段时间，耐不住了寂寞了。
在当前现实的中国文化市场上，没有人相信这些书会真的因为这个禁令而消失。更有可能的是这个禁令会把这些书从合法书市上驱赶到黑市和非法书商那里，因此书仍然在市场上公然销售，甚至销量大增，但作家和原出版社却分文无收。这个后果新闻出版署比别人更清楚，但它并不在乎，因为它本来就不过是要通过禁书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罢了。改用一句西方哲人的话，这叫做“我禁故我在”。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