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9日讯】如果只盯着中共政治局，中国是无望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目光转向民间，那么中国就是有希望的。
一
中共十七大将近，越到这时候人们对十七大的议论、猜测就越多，而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谁上台谁下台，谁和谁斗，哪派最终掌握了大权？人们对十七大的议论猜测，一方面是出于好奇，高层权力斗争永远都给人乐趣，如宫廷剧；而另一方面人们对十七大的关注，也倾注了人们对国家未来命运的忧虑。作为极权制度，最高权力掌控国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乃至物价和民众的生活。毛时代，毛认定了一个政敌，或一个突发奇想，乃至一时情绪都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和数亿人的生存。八十年代，中国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就是因为邓替代了毛，如果不是邓，是周恩来取代毛， 那么中国肯定完全是另一副样子。这就是极权制度的特点，最高统治者个人决定国家和社会。这是可怕、可悲之事；中国人对高层权力斗争的特殊兴趣，也由此而来，这也是可悲的。极权制度培养了中国人特殊的政治心态。
极权制度大多不会长久，因为其违反社会存在的规律，进一步说是违反人性，人不能长久承受。极权制度的败落通常是很迅速的，因为其前支付的成本太大了，超乎正常权力的可能，是超透支。因此，其一旦疲弱，就迅速衰落，甚至瞬间倒塌。前苏联统治半个世界，强大之至，但寿命也只有70年，作为一个庞大帝国，它是很短命的，而它的垮台不过数十天之间，脆弱得不可想像。毛也是不可一世，但他一死，其制度也就走向灭亡，只不过比前苏联，中国的极权制度是衰变。邓权力较毛权力弱了一大块，而江较邓就更不可同日而语，而到了胡、温就更不行了。胡、温是弱势中央权力，几乎是政令不行，这不仅仅是胡、温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极权衰败的必然过程。胡、温不行，换上别人也不行，中国的极权权力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极权权力走到了尽头，由三点可以证明: 1、中央政令不行，这说明中央已经指挥不动地方和下级权力；2、官员普遍的贪污腐败，禁而越甚，这说明大多官员们已经不再对党和社会负责 ，唯谋取个人权益；3、地方政府与社会日益黑社会化，这说明国家权力和法律失效，社会退回自然形态。党内、坊间都有这个说法，变是找死，不变实等死，中国极权社会走到了尽头，这已是全民的共识了，只是官方不愿认账，百姓不好明说而已。
在此大形势下，观十七权力争夺的戏剧可以，但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十六大，人们对胡、温寄予变革的厚望，结果是失望，其实人们的期望本来就是一厢情愿。江在位十几年，完成了权力利益化，党结为利益集团，胡、温接位只能维护、代表这个集团，这是他们的“使命”，违“命”则全党讨之。十六大后，胡、温无所作为；十七大后，他们也不会有所作为；后者只会是前者的延续而已，他们的“使命”依然是看摊。
胡、温不可能推行政治变革。首先，中共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最需要的是维护既得利益，而维护既得利益，最重要的是维护他们的权力统治。在这点，这个集团是一致的，坚定不移，否则大家全玩完；即使胡、温要变革，这个集团也不会许可。再，胡、温是弱势权力，其想推动变革也没有力量，因为各地方利益在那儿，各高层帮伙的利益在那，数百万官吏的利益在那儿，胡、温政令尚不得行，何况变革。可以预言，不管政治局怎么争斗，谁上谁下，十七大后，中央权力不会有大作为，而且将会继续衰落，前面所说的地方权力扩张、官员普遍腐败、黑社会化将继续发展。极权制度有致命的弱处，中央权力极度强化，是以牺牲社会有机秩序为代价的，其中包括权力的制衡机制、社会的调节机制、社会的有机秩序——法律、文化、传统、道德等等，因此中央权力一旦弱化，整个社会便散架，恶性发展。所谓后极权社会，就是极权制度散架，走向完结的阶段。
二
因此，中国社会的希望不在十七大，不在最高权力，不再胡、温，而在民间。一党执政要害是权力没监督、制约，超乎法律，这就导致权力胡作非为；而且极权制度走到了尽头，官员就更无顾忌，要在最后大捞一把。在此情形下，胡、温就是真想反腐败，想控制住官吏，也是无能为力。中国90%的官吏贪污腐败，小至村官，高至政治局，上下勾结，官官相护，一个中纪委能有多少人马，有多大力量？如蚍蜉撼树。因此，中央反腐败只能是做做样子，或借其清理政敌。单一权力不可能依靠自身监督与制约，权力的监督制约只能依靠外部。要制约住中国官权，需要靠民间，靠民众起来说话、抗争，形成公共舆论和力量，以民制官。
胡、温这几年最大的“政绩”就是中国维权运动蓬勃发展。官吏横行，社会腐败，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民众，权力直接掠夺他们。为此，民众被迫起来维护自身权益。民众维权是双向的，对民是维护自身权益，民权增长；对官权是制约，抵制官权对民权的侵害，消减官权。90年代以来，中国的腐败急剧膨胀，大多数民众的权益都受到侵害。只有民众普遍地起来维护自身权益，才能有效地制止官吏横行和腐败。王怡先生称维权是民众的自我训政，他说得很好。
1、民主社会就是保障每个公民的权益，而维权就维护民众切身的个人权益；2、民众在维权中，争取和获得其正当的社会权益，由而他们也就有受压迫受掠夺的小民而成为社会公民；3、民众维权就是相对制约官权，将横行的官权逼到法律之内；4、民众维权是民权与官权的博弈，经博弈建立公正的社会规则，即法律秩序的建立； 5、维权运动，是民众寄予保护自身权益，自发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其是社会腐败和黑社会化的一个反动，民众在维权中，诉诸法律，呼吁舆论，建立群体联系，求得公正，这正是中国社会有机生成和重建的过程。
争民权，抗官权，以民制官，这是中国政治的希望。从孙中山到现今，中国人终于找到全民走向民主的道路。民权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思想言论权，信仰权，结社权，游行示威权等等。以随州民办教师的维权案例来看，他们争的是经济权，但能取得成效，是因为有国内外的新闻报导和舆论呼吁；再是他们组织起来，形成群体的力量；还有，他们有行动，即和政府谈判，也抗议示威。最后，地方当局在压力下不得不让步。中共一向讲人权是生存权，但事实恰恰是，如果民众没有言论权、结社权、抗议权，人的生存权就得不到保障，社会权和政治权是保障人生存的前提。土改、镇范、反右、大饥荒、文革中，之所以人同草芥，生无保障，就是因为民众被剥夺了社会与政治权利。一件件维权事例告诉我们，维权离不开媒体报导，离不开组织起来，离不开法律公正，这就是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司法独立。
如果我们只盯着中共政治局，那么中国是无望的，将一路腐败下去，直至崩溃；但是如果我们的目光转向民间，那么中国就是有希望的。首先是中国民众权益意识觉醒，人们充分意识到个人的利益和权利，需要维护和争取。民众权益意识的觉醒是中国社会走向民主的前提，民主社会建立于公民追求个人权益和幸福的基础之上。是由于中国民众权益意识的觉醒，而瓦解了党的意识形态；党意识形态否认个人权益，要求人无条件地“奉献”和服从，今天这一套已没有人再听。中国民众一向惧官，49年后党权力更是不容置疑，一疑就是反革命；而今维权运动蓬勃兴起，民众起来公然挑战党、政府和官员，要求维护自身权益。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变化。民主的实质是民权，以民限官，民权立而民主进。这是当今维权运动的政治意义，争民权即争民主，与以往民主运动不同的是，维权不限于意识形态，而是争民众的切身权益。维权不是知识份子和学生的运动，是全民运动；其不是意识形态运动，而是社会权益运动。由此说，即今天中国的民主诉求有了全民之基础，比之八九，中国的民主事业大大迈进了一步。八九之前，民主只是知识份子和学生的要求，并限于意识形态；但现今民权已是全民的事，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权益。这就是中国民主的进步和希望。
近三十年前，魏京生因为提出政治现代化、警惕邓小平独裁，被重判15年，那个时代，挑战极权制度的仅有很少的人。但是今天，反极权求民主已经是中国的普遍意识；中国的异议者越抓越多，他们已经成为一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坚持对中国专制、腐败进行批评，他们的思想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被视为社会良知，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成为中国未来的领导者。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批维权律师，他们以法律维护人权，不仅涉及经济，也涉及政治，他们在国家法庭公然依法为政治犯、良心犯辩护。虽然中国司法依然被党所控制，但是维权律师代表了法律的良知，以法律挑战国家权力，他们是中国法律公正、司法独立的希望。除律师之外，中国还出现了大批民间维权人士，由著名知识份子，到普通农民、下岗工人。他们有的直接出于公益，有的由个人维权进而为社会维权，有的就是为了一方乡亲。他们在政府和黑社会双重打压下，不屈不挠，为民众权益奋斗，他们已然是社会公义的代表，他们的声誉高于当地政府和党。互联网带动了中国思想言论自由，尽管官方竭力围堵封锁，但是千百万个人博克应运而生，人们借助各种软体阅读国外资讯，也发明各种方式除破网路封锁，表达自由思想，除了一些直接颠覆政府的言语，在中国现今已经没有什么思想言论是能禁止得住的了，人们公开表达异议已经司空见惯。中国的选举始终被官方所控制，是假选举，如今越来越多的公民站出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各级人大代表竞选，要求落实宪法，保障公民的选举和被选举权。也有人干脆发起运动——赎回选票，号召公民抵制假选举。尽管中国政府最怕民众组织起来，百般镇压恐吓，但是中国民间组织的越来越多，合法或非法，有的甚至向政府申请注册政党，有的高举三民主义旗帜。不容忽视的是，中国还有数十万家庭基督教会和其他宗教的基层组织。中国的宗教人数大约已接近两亿。近年来，中国群体抗争时间接连不断，民众已经认识到，维护切身权益，不能仅靠个人，而需要组织起来，需要共同行动，为此才能形成力量，迫使官权后退。今年6月，厦门环保大游行，迫使当地政府暂缓污染工程上马。
以上这些是三十年前，乃至八九之后都是人们所不能想像的。中国的民主进程实际是在进步着，并且不慢，脚步坚实，只是其不体现于政府，而体现于民间。由邓到胡，中国官方政治的变化不大，如人们所说只有经济变革，而无政治变革；但是中国民间社会已经天翻地覆，民权觉醒，逼得官权逐步后退。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希望在民间，就是有朝一日中共真要改革，中国的希望也还是在民间。因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实行，不在条文和总统府，而在其社会形态，特别是基层社会。如果民众都有了权益意识，也都具有用法律维护个人权益的能力，社会有千百万的民间组织和自由言论的网站，那么中国社会就有了自治性，由是中国就具有了实行民主制度的基础。中国无论革命还是改革，这个基础都更重要。因此，我们需要将眼光转向民间，扩大民间的自由，推动维权运动，争取民权，促进各种民间组织的建立，一事一案地抗争官权，这就是中国希望，是民主事业脚踏实的工作。
《人与人权》10月- 2007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