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5日讯】1968年4月初的一天，我在学校军训团蓝干事的桌面上见到一份《申述书》，是学校原教导处庞主任写的。内容是为自已因“历史反革命”之罪名被押送回乡而作的辩解与要求。该教导主任的这一“身份”，在66年7月运动之始由“内部掌握”而被公开。
我当时20岁，66届高三毕业，因“史无前例”的到来而留校“革命”。见到这份《申述书》，立即与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右倾翻案”的论述联系起来，（当时是“杨、余、傅事件”之后），想到了“紧跟”。所谓“紧跟”，就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之谓也。一天晚上，我纠集了几个“战士”到教工宿舍及学校的当眼处，刷上了几条“不准庞**翻案”诸如此类的标语。然后煮糖水吃去了。
几天后，竟然传来了庞主任的死讯，他是被“主义兵”打死的。据军训团蓝干事说，头天晚上，“主义兵”把庞主任叫了去，一伙人围成一圈，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见人不成了，急忙从墙头拖过去，扔回家里就跑了。庞主任当天晚上就咽了气。
这就把人打死了啊！？开始时我是感到了某种震惊。但是，在当时打死个“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一件完全不值一提的事，蓝干事压根就没有往上报呢，估计上头也不要求上报。我内心稍萌的“罪恶感”很快就平息了。
为首打人者郑某，我的同届邻班同学。郑某“根正苗红”，颇得“政治”眷顾，在校学生竟然去当过“四清运动政治学徒”；文革狂飙扫到学校，则荣任“文化革命工作队”队员之职。到了1967年，其母被“揪出”，据称是“叛徒”。郑某就从天上跌到了地下。同校如花似玉的妹妹，竟也因之精神失常。郑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犯下了弥天大错。
打人者郑某，下场亦甚凄惨。80年代初曾在某国有大公司党政部门工作，后因此事被揭发，受到了处分，随后患上了不治之症，终年不及四十，他受到了上天的惩罚。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一个普通的中学也变成了“绞肉机”。二年多的时间里，“非正常死亡”的学生有七人，教师有四人。《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枉死的庞主任，打人者郑某，以及“有幸”降生在这一年代的人，哪一个不成了摆在圣人神坛前的“用草扎成的祭祀用的狗”（刍狗）呢？
我把这一秘密埋在心底32年，自已也从毛头小子到瞭望六之人。此事再不提起，将会湮灭在冥冥之中。假如不是我当时的无知，“主义兵”或者不会知道有人在 “翻案”，事情有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虽然庞主任很难躲得过随后“清理阶级队伍”的屠戮，但事情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清夜扪心，深感痛疚，我诅咒自已的过错，诅咒这一年代。愿庞主任在天之灵安息！
(以上文字发表于2000年6月2日《南方周末》，发表时黑体字被删去。现稍加整理恢复)
这是一则“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故事的现代版。
80年代初，学校清查“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教师的情况，找到了我的一位同学，我也知道了。本来最清楚前因的我，最能说清情况了。但是，我怕影响自己的“前途”，怯懦的没有主动前去。虽然可以用“当时环境”作遁词，却实在是再一次对不住死者了。
在此一并忏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