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1日讯】中共无意政治改革，已表现在十七大保守封闭的组织程序中，开成一个地下党式的一言堂大会，比之五十年前的八大，是明显的倒退。
中共十七大曲终人散。在香港观察中共党大会，从十二大起至今已是第六次。每次都令新闻界忙得人仰马翻，但除了人事之外，评论都难免“了无新意”之感。这次十七大，纵观大陆内外的反应，公众的冷漠，达到新的低点。平素敏于政治思考的北京知识界朋友，都心如枯井，连我们热心追踪的接班人变局，都引不起他们丝毫兴趣。最近一封给我的电邮写道：
“试想，当十三亿大陆人民和几千万中共党员，包括十七大代表还蒙在鼓里的时候，海外早就知道中共核心的人事安排，这是多么荒唐，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啊！”
中共和亲共媒体大肆吹捧十七大的成功，说什么胡锦涛的报告提了六十几次“民主”，获得四十次热烈鼓掌云云，海外自由媒体则历数大会的浮华、隐藏的权力斗争和对政治改革的失望。本文试图从中共党代大会的历史演变这一角度，来剖析其政治保守的由来。
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党章明定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如全国人大、议会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一样。它有权制定党的纲领、政策，决定最高人事变动。由于中国的一党专政性质，中共的党大会比全国人大更重要，已毋庸赘言。因此，观察党大会本身的议程和开法，便足以评估它的政治承诺，尤其在民主化这方面。遗憾的是政论界往往忽视这一点，尽管人们都知道，从美国到香港、台湾，一个会议没有合理的程序和议事规则，就谈不上民主。
总书记高度集权的由来
中共执政前的一大到七大，另当别论。一九四九年建国后的历次党大会则是可以置评的。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是其执政后的第一次党大会，也是中共标准上最好的一次大会。迄今五十一年，曲折往返，党大会已开了九次，以开放和民主的形式而言，八大都是不可企及的样板。以至于“八大研究”在大陆长期成为禁区。因为八大深受同年二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影响，大会反对个人崇拜，不提“毛泽东思想”，提出经济建设应取代阶级斗争 …… 这条被毛完全背弃的政治路线，文革之后虽得到平反，但是，八大的组织路线的恢复与重建，却至今差之甚远。
首先，是它的分权主张。毛尽管当时已是一言九鼎的主席，但他身边的一批老战友，还有一定的发言权，刘少奇倡议设副主席，毛欣然同意，还主张多一些，设四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政治局设常委。八大照办，客观上这是权力分散的良性发展。后来，毛的独裁本性发作，不甘于大跃进失败而发动文革，建立赤裸裸的个人专政。毛死后，邓小平才有意回到八大路线。扳倒华国锋之后，在八二年“拨乱反正”的十二大上，废了主席制，恢复总书记，在八十年代构建了一个真正的分权体制，党政军大权由不同的人分担。但一个六四事件，他们又旧病复发，回到权力高度集中的极权体制，搞核心制，这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由来。
这次十七大的接班人之争，江泽民强力干政而胡无力还手，盖出于此。
废除大会发言，十七大成一言堂
八大的开放性，也为其后各届望尘莫及。最突出的表现是，大会发言。八大的中共党员已达一千零七十万人，大会代表按一万党员一名产生，有一千零二十六人。会议开了两个星期，以大会为主，除了三个报告外，有六十八人在大会发言，每人限二十分钟，另有四十五人书面发言和七十人准备了发言稿，共计一百八十三篇。发言者有各级责责人也有普通党员。虽然发言稿要送秘书处审阅，但至少有这么多人可以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发言，谈各种意见。那是今天党代会不敢想像的。
由于毛的独裁建立，直到十一大都再没有这种景象出现。十二大有意回潮，但也只让叶剑英、陈云、李先念上台讲话，加上邓小平的开幕词，胡耀邦作报告，五人有大会发言权。从十三大以降，就更莫名其妙，如此盛大的会议，开幕、闭幕无人致词，连修改党章也无人上台说明。整个大会，只有总书记一人有发言权，上千代表洗耳恭听他二、三小时的背书。二十年前，我曾为文激烈批评十三大是“赵紫阳一言堂大会”。今天十七大亦复如此。
也许有人说，代表太多，分组开会，不是一样发言吗？不错，分组是必要的，八大也有约十个代表团，分头开会讨论若干议题。但这种小会毕竟不能代替大会。中共这类大会都用“简报”作分组间沟通，但早有报导，大会简报不仅挂一漏万，而且，稍有敏感的话就会删去。甚至规定各组只能谈本地区的事 …… 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化整为零”严控会议言论的措施。现在二千代表，分三十八个代表团开会，全局大势，代表们只能“瞎子摸象”。这种“中国特色”要习惯于代议制的台湾人香港人接受，恐怕得先把脑袋洗干净才可能。
新华社报导，胡总的报告经过了多少次集思广益、字斟句酌，如何含意深远，而没有一条批评和异议。其实，可议之处甚多。例如香港左派媒体报导过，北京官方专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是“弱势群体日益贫穷与特权阶层日益富裕的贫富的悬殊矛盾”，但胡的报告对待共产党最重视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不敢着墨，只是套用老话“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显然与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事实，和当前社会冲突的事实相违背。胡对特权腐败的轻描淡写是：“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通篇回避“贫富悬殊”一词。
票选结果成为党的重大机密
甚至堂堂大报告有文字不通的地方。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其中语病可能小学生也看得出来。小事一件，却反映中共内部的庸碌，折射出胡这样的水准独揽一个大国大党的最高权力是很不正常的事。八大不仅有毛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有周恩来的五年计划报告和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毛刘周邓，一代强雄，且共襄盛举，你胡锦涛何德何能敢于独霸舞台？夜静思之，能不羞愧？若是体制问题，你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去面对！
在中央层的选举上，也是今不如昔。八大有迄今为止，最开放的记录，它发表的中央委员当选名单，是“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当时中委九十七人，得票排名前十名者：毛、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像康生这等恶人，排到四十九名。
今天十七大的选举有了百分之八的差额，但是，一切只限于内部黑箱作业，害怕按得票多少排列，会暴露党内矛盾。八大的做法已成绝响，五十年来，除了候补中委外，从未公布过得票顺序。事实上中央领导层的威望，也确实在八大时是一个高峰，使他们具有自信。八大之后，毛开始倒行逆施，四面树敌，内斗暗涌，自然不敢显示得票多少，今日亦如此。票选结果成了党的重大机密。
拒绝外国政党出席的尴尬
最后，邀请外宾问题，值得一谈。十七大新闻发言人张志军宣称，中共八大后，再没邀请过外国政党出席，按照惯例，十七大没有邀请外国政党出席的打算。
共产党的理论强调“国际主义”，认为一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过去有过“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是其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解散，并不影响中共服膺苏共的领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仍然是一个神圣的口号。中共在苏共大力支持下夺权成功，更是公认的事实。因此，中共八大时，遵循国际共党的惯例邀请了五十六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出席大会。这些党的代表还在会上致词，会下又和中共高层会谈，讨论许多国内国际问题。因此，和外国党的互动是八大一大景观，也富有实质意义。后来由于中苏分歧，毛一意孤行，从九大起，就干脆关起门来开会，自绝于国际共运。文革后，中苏关系仍然冻结，开大会不请客，就形成了“惯例”。到了苏东变天，国际共运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大家庭只残存若干与中共友好的共党小兄弟，惯例还得延续下去。
更为难的是近二十多年，中共奉行一条独特的走资路线，挂羊头卖狗肉，频于和西方拉关系，已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共产党。专营国际左派统战的中联部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从邓以来惟有抱着中国特色，孤芳自赏，自拉自唱。邀请外国党，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请金正日吗？面子挂不住；请卡斯特罗吗？人家不一定买账；请久加诺夫吗？不如请普京 …… 反正老子十三亿人口，天下第一，更兼银包鼓鼓，财大气粗。国际主义，靠边站吧。因此，闭门谢客不是“惯例”，而是换了人间。
不过，真正被冷落的是国内的“民主党派”。八大时，他们也是被邀的嘉宾，李济深还上台向大会献礼致敬。现在，他们仍是有中国特色的货真价实的统战对象。然而，十七大也没有给他们一点面子，新闻官对他们已不屑一顾。现在特邀的是一批党内元老和精英。当然，这不自十七大始。
这些对外关系虽可体谅，但党的对外联络事关中共的开放形象，却是事实。这次十七大的自我封闭，被香港记者称为“地下党大会”，令人失望也令人失笑。开口闭口“改革开放”已三十年，这样一个应该是大秀开放的好机会，竟弄成如临大敌，究竟有何家丑怕外扬？又为何如此害怕人民？
这种自外于人的统治者意识，正是社会冷漠的根源，也透露朝廷内心的虚弱而不自知。
本文如此恭维五十年前的一次共产党大会，并非出自怀旧的怪癖，而是深知中共党内都没法民主，人民更不必异想天开。也深知那个垄断权力和资源的群体，看不起台湾，也看不起美国的议会政治，但是八大的范例，他们不能视而不见。那时的党大会，可以那样开，今天为什么不可以？中国五十年究竟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谁来回答？
──转自《开放》2007年十一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