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班顿——一位澳洲的“维权”英雄

曾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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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13日讯】十二月五号,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为死于癌症的澳洲人班顿(Bernie Banton)举行隆重的州葬,所有州政府部门下半旗致哀,新当选的总理陆克文、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总督等政府要员都出席了葬礼。盛大隆重的葬礼可说是“备极哀荣”。

因为自发参加葬礼的民众多达三千,没有任何一个教堂能容纳,所以葬礼选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体育馆里举行。总理、州长、反对党领袖、死者家属等都发表了极其感人的讲话。


班顿的州葬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宏基体育馆(Acer Arena)举行(Lisa Maree Williams/Getty Images)

总理陆克文称班顿为“国家英雄”, 他说:“班顿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决心成为一位不平凡的人,也因此在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成为一名时代英雄。他打动了澳洲人的心……班顿,我怀念你,澳大利亚怀念你。”

班顿是一名怎样的澳洲人,能享有这样的荣耀呢?

套用一个来自中国的流行“术语”,班顿其实可以被称作一名“维权人士”。他原是一名普通工人,今年六十一岁。近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四年这六年间,曾在澳洲大建筑材料公司哈迪(James Hardie)工作过,在没有足够劳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直接接触过石棉。一九九九年他被查出患上由接触石棉引起的间皮癌,从而走上一条向哈迪公司索赔的漫漫“维权”路。

与班顿有着同样遭遇的不只一人,当时与他一起在哈迪公司工作过的工人共有一百三十七人,到二零零四年,这一百三十七人当中只有十个还活上世上。仅哈迪公司的受害人就有七百多人,全澳洲则大约有三万人可能在以后患上石棉引起的致命疾病。

由于癌症的影响,班顿的肺部工作能力只剩下20%-40%,走到哪里都需要带着氧气瓶。但他没有躺倒在患病的悲痛中,也没有只为自己奋斗;相反,他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组织起来,与澳洲总工会一起,发动强大的攻势,要求哈迪公司赔偿损失。

他们组织过万人规模的大型集会游行,多方游说,寻求媒体曝光等等;媒体对这批“弱势”受害人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以至有段时间,班顿在电视上露脸的频率比总理还高。到后来连州政府都表示,如果哈迪公司不赔偿受害者,州政府也将抵制哈迪的产品。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州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处理这起索赔案;而哈迪公司则在二零零一年将公部迁到荷兰,据说就是为了转移财产,逃避责任。但是,到二零零四年,在媒体、政府、公众和受害人的四方压力下,哈迪还是不得不同意在未来四十年中拿出高达四十五亿澳元(约合二百九十五亿人民币)的赔偿金,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每年的赔偿额与公司收入挂钩,最多不超过当年可支配现金流的35%。这是澳洲历史上金额最高的一起个人赔偿案。

因为这起金额最大的索赔案,班顿成为了许多澳洲人心目中的英雄,总理陆克文在发表当选演说时专门提到了他。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悉尼家中去世,有关他的报导再次牵动了澳洲人的心。

其实在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都享有公费医疗,医疗费可以报销。哈迪公司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成为上市公司,现在拥有两千五百多名员工,年收入达十五亿澳元。与“有钱有势”的哈迪比,班顿作为一名个体真所谓“势单力薄”,要证明近四十年前所受伤害也不是一件易事,但他不畏艰难与哈迪对峙,为的就是一个社会公义。他不屈不挠寻求公义的精神感动了澳洲社会。事实上,在班顿最后的日子里,他表示已经原谅哈迪公司。

陆克文在葬礼上说:“他有着坚强的意志,那就是要为工人们寻求正义。他提醒我们,我们应该相互关爱,让所有的人,而不只是一部分人享有公正。”

也可以说,班顿的“维权”之所以能够取得与中国的维权人士大相径庭的结果,与整个澳洲的社会公义感以及对于生命的珍视密不可分。@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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