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6日讯】第十六章 王光美、江青、孔庆东与五类分子
在大陆，40年前，王光美是大恶人，江青是大美人；过了十多年，江青成了大恶人，王光美变为大美人。在海外，反共圈内视王光美江青都是大恶人，拥共圈内则与大陆一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海内外，无论反共者拥共者，都视王光美、江青为阶级斗争的物件，而绝然忘了她们首先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人性；恶的人性，善的人性；丑的人性，美的人性；装假人性，示真人性。纵然是桀纣、嬴政、杨广、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这些杀人魔王，也总会在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时闪现出人性的光辉，王光美、江青其能外乎！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完全没有必要去诉说去强调王光美、江青有人性美，但是，在论及阶级斗争文化时，论及人性时，是不必讳言说王光美、江青也有人性美的。
笔者曾在06年10月王光美去世时撰文“王光美大处不糊涂”，末段曰：“王光美作为一个妇人，较之许多完全匍匐在毛泽东脚下的党国要人要硬朗得多；王光美作为一个妻子，对得起患难与共的丈夫刘少奇了！至于往后的作秀，大做文章的苛求者应该首先看到王光美对丈夫的大节。从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对一个经历了九死一生、夫死子亡的未亡人和母亲，我们还是应该多一点悲悯和宽容。”拙文引发了一些言正辞严冠冕堂皇的批评斥责。
为什么对手或敌对营垒中的人就不可能有人性中的善、没有真与美呢？这同党文化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头顶长疮、脚底流浓”，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异曲同工、一脉相承。阶级斗争文化的毒素确实已经渗透到血液和每一个毛孔细胞里了，只要是对立方就万恶不赦，连舔犊之情、亲子之爱、夫妇之贞……这些最基本的人性都要予以践踏。我们的社会生态就是如此的扭曲、悖情、乖戾和反动！
江青处于强势时，践踏蹂躏王光美，我们跟着起哄；王光美处于强势时，践踏蹂躏江青，我们也义愤填膺。五类分子、江青、王光美是阶级敌人时，我们践踏蹂躏。现在我们不践踏蹂躏五类分子了，因为我们不再视五类分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开始多少视他们为人了。可为什么我们还要视王光美、江青为阶级斗争的对象，继续践踏蹂躏王光美、江青呢？最近有北大教授孔庆东者宣称“她那个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共产党对他们是极其宽大的，但他们仍梦想变天”，“改革开放后都平反昭雪了，但大右派还百倍疯狂地向人民索取，比当年凶恶十倍”。这是阶级斗争说的卷土重来。这不奇怪，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如此，孔庆东不过憋不住帮凶，抢先献媚说了真相出来而已；如果真的改了，倒是奇事一桩了。应该奇怪的是海外以民主自由为追求为鹄的的知识人，为什么会与孔庆东一样，视王光美为阶级敌人、视共产党为阶级敌人呢？这不是赞同认可阶级斗争的理论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视对方为人，哪怕是要杀我们的情况下，也视对方为人，而不是阶级敌人。我们可以反抗，应该在死亡的威胁下反抗，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对方视为人，是恶人，而不是阶级敌人。如此，我们就能从人性的角度去对待理解社会、人生中的善恶、真假、美丑的矛盾与抗争，而不是继续沉陷在阶级斗争的泥坑里。如此，积微积渐，潜移默化而导致良性循环，从根本上将万恶的阶级斗争党文化予以改变，才有可能。
请看一些被视若无睹的现象。笔者称它们为异数文化。这种异数文化以及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正是笔者上述怪论的印证，也是堕落末世的征象。
坚持的异数
“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受审时，江青不认罪不认错，大闹法庭，公开宣称“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所有的舆论都不齿她的这句话。其实，说这句话的江青，江青说的这句话的涵义比起所有风吹两边倒、永远骑墙、最后仍然匍匐在毛泽东脚下的党国要人包括邓小平都要坦率、实在、有担当甚至道德得多！江青确实是一条狗，但江青虽然是一条狗，却不是那种断了脊梁的癞皮狗！对于毛泽东来说，江青是一条忠狗义狗！人性中忠义的品德是美德。江青具有这一美德！全中国、全体知识人没有看到或绝对讳言江青的这一美德。制度文化不许可不允许不可能肯定赞颂江青的这一美德。制度文化反倒肯定鼓励朝秦暮楚朝三暮四反戈一击重新做人的“美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正是这种颠倒文化的具体延伸、化解和表征。
中国古代的章回小说中有“降汉不降曹”、“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故事。赞的就是忠义、不背主。关羽为保全二嫂一侄，忍辱负重，降汉不降曹。单雄信被李世民抓住了，一心忠主公王世充，死不投降。李世民手下许多大将军是单雄信的拜把兄弟，其中秦琼还曾受惠单雄信甚深。开刀问斩单雄信的法场上，秦琼、程咬金诸拜把兄弟来送行，单雄信喝了程咬金的断头酒，却不理秦琼。秦琼感佩单雄信的忠义，自知理亏，负疚甚深，遂用两把短刀插在自己的左右腰肋间，以此来送别兄弟单雄信。单雄信和秦琼忠肝义胆、两肋插刀的故事千载流传。当今之世，已没有人对此感兴趣了，知道的人也很少了，新式的人还会嗤之以鼻。忠义之美德恐怕应世而斩。
张春桥在审讯期间一言不发，对任何问题都一言不发，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这些中共的核心人物，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整肃杀害过许多人，手上沾着许多无辜者的鲜血。他们十分清楚明白一旦被决定整肃，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完蛋的命运的。这是他们自己参与创立的制度、扭曲的文化所决定了的。千千万万被他们整肃杀害的冤魂就是明证。可是一旦他们自己“入瓮”时，却几乎全然忘了这“瓮”正是自造自设的。人性的最后挣扎冀其万一的希望大约是每个人都逃不脱的劣根性吧。刘少奇徘徊在毛泽东家门口，冀其邂逅，乞怜求恕；彭真高呼自己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陈伯达在秦城声称自己救过毛泽东一命；所有被批斗者都匍匐认罪、乞求恕免。无一人因乞求而得到宽赦。这是阶级斗争的党文化在原则上本质上确定了的，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能得到例外。当代史上，唯一明白此理而不作任何乞求的是“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在这一点上，
张春桥的人性较之中共任何其它的党国要人是有高下之分的。有参加审判“四人帮”的法官回忆文章说张春桥在预审时也是很会说的，恐怕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事后补救功夫。张春桥确实是一个异数！
江青的坚持、张春桥的沉默，这里有没有人性的美？相对来说，应该是有的。
扭曲的异数
说到扭曲，王光美是异数中的显例。人多以王光美安排毛刘两家后人相会为题目议论纷纷，或讥其忘了夫仇，或赞其大度，或责毛刘乃一丘之貉，或哀其无可奈何。所有这些见仁见智都不错，独未见其极端痛苦扭曲之心灵的咬啮。王光美也是人，人性的善恶真假同样具备！
评剧大演员新凤霞在文化革命中被打致残，半身不遂，轮椅代步。王光美坐了七年的秦城监狱，拟判死刑，毛氏不只哪根筋动了，笔下留人，才虎口余生。新凤霞王光美劫后惊魂，邂逅某处，王对新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这是海外《开放》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里说的。应该是可信的。论者多以此诟病王光美。
然而，王光美未见报刊的另一面是：1980年，中共中央平反刘少奇，悼词和生平简介颇费周章，其中有一句当时的套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按照党文化的惯例，这是对刘少奇的最高颂扬和肯定。
刘被毛直接残害惨死，惨到疯癫，惨到70斤重的赤身裸体，惨到全身没一处好皮肉，惨到烧化时没有名字……现在竟又是“毛主席亲密的战友”！所有参与者上至最高当局华国锋邓小平，下至秘书打杂者，谎言制造的顺当随便和接受的泰然自若，另当别论。且看王光美是如何对待的。王光美凛然拒绝，中央做工作，还是拒绝，并且以如果不删掉这句话，将不出席追悼会相要挟。最后，中央妥协，删掉了这句话。这段隐情，笔者得之于梁漱溟先生的孙子，他讲述其祖父去世后全国政协发表介绍其生平文字中发生了类似问题，提到了刘少奇王光美的前例，应该是可信的。我查阅了刘少奇的悼词和生平介绍文字，果然如此！由此，我们知道，王光美在凡能使她想起毛泽东的时刻和场合，会是如何的痛苦和扭曲。她只能只得如此作假，如此酸苦辛涩里说甜蜜，心碎着演戏！我们为什么就绝然不能稍稍站在王光美的位置上想一想？！这同王光美曾经为虎作伥两码事。不能在说这事时务必要先把王光美的老底臭一番，才算公正，才是爱憎分明。这也未尝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扭曲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非要像中共对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那样对王光美们呢？1957年后，我们才来说地富反坏右好话的历史不要重演。现在就不要把王光美们当作阶级敌人，视王光美们为人，一个复杂的人，一个既曾为恶也有善心母爱的人，同地富反坏右一样的人，同我们一样的人。
如果是笔者美化了王光美，过了头，那么，能否当作是矫枉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在这个扭曲的时代，或许真需要矫枉过正啊！
贵为曾是国家主席夫人的王光美逃脱不了制度文化对她的制约，对她人性的扭曲！
57年的谎言朦昧愚民打磨威吓杀戮，57年的灌输教育培养训练，已经深入渗透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中了，并不在腠里，在膏肓了！除了脱胎换骨，别无他法。几代人的脱胎换骨，也就是毁灭与重生。制度的毁灭可能一朝瓦解，文化的更新则决非一蹴而就。或者是旧文化也随着旧制度毁灭，人性得以复归、重光。但愿如此。检讨的异数。
写检讨，是毛泽东整治知识人的一大发明，是侮辱、摧残知识人的无上妙方。给你一丝希望，认识、挖掘、坦白、交代、检举、服罪、求饶，跪下去，趴下来，求饶，求饶。他居高临下，俯视着你，开怀、讪笑、冷笑、狞笑、大笑……知识人的人格、尊严、精神、灵魂被糟践的体无完肤，许多人就此断了脊梁。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回忆道：
“周新民死的才惨哪！……他上午交一篇、下午交一篇，交待。他写的大概有一房子……（他）在法学研究所……张友渔正的，他的副的。后来死的时候糊涂了。‘我是共产党员，我就相信共产党。’就这么两句话……一直没有醒过来。……天天写，哪有东西写！太苦了。”（摘自：李健生1985年往访梁漱溟谈话录音记录整理稿。）
57年间，大陆知识人写的坦白交待检讨书的文字大约比57年来所有的出版物都要多上100倍。没有一个人不在检讨里全面否定自己以显示党和毛泽东的英明正确伟大、以表明自己的认识深刻真心悔改的。
57年来、千千万万知识人只有一个人成了检讨的异数，那就是聂元梓！聂元梓是十年浩劫文化革命中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是毛泽东钦命的文革第一人，是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九大”的中央候补委员。聂元梓在红得发紫又跌的最惨、关了18年之后说：文革中的错误，“我不能负责；不论错误有多小，一分责任我也不负。”（摘自谢冀亮：《聂元梓口述自传》，载《博讯》。）
这是掷地有声的话！聂元梓的话其最有价值处不在历史事实，而在胆大包天，不自我糟践。这是大陆知识人检讨文化中的第一声金鸡报晓，却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是为什么？聂元梓过气了？聂元梓是刑满释放人员？所有糟践自己检讨过的知识人不好意思？所有知识人的新贵们事不关己、不明究竟、不以为然？都是，也都不是！陶醉了，新贵们只要付出一点听话配合的代价，洋房汽车职称地位名声垂手可得；麻木了，老一代心有余悸导致的习惯性的服从已成条件反射。这一知识人从匍匐而直起腰来的萌芽被扼杀了，被淹没在陶醉与麻木的汪洋大海里去了。全中国如此！全体知识人如此！
附带说一下“等级的异数”。公候伯子男以至当今名目繁多数不胜数的等级分类、分别、分配，如党籍可代几年徒刑，如何级可配汽车、司机、秘书，如何时何事到中央委员一级止、到政治局委员一级止、到政治局常委一级止……这种等级文化已为大陆全体接受、习以为常，视为天经地义了，不论也罢。所谓“等级的异数”是指这种文化遍及渗透到任何角落和大脑中枢的每一条神经末梢，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坐牢分等级不奇怪。我该坐什么牢，不给我坐什么牢就愤愤不平，认为受了委屈遭到不公歧视，这种心态才是“等级的异数”。请看聂元梓口述自传里神叨叨的牢骚：
那些人就是要整死我。按我的资历，我的级别，我应该是进秦城监狱的。解放以后第一次给干部定级，我就是12级，是高级干部。后来晋升级别的时候，我还发扬风格，把晋升的机会让给别人。不管怎么说，我的级别是可以进秦城监狱的，那里的居住条件和伙食都比普通监狱要好得多，那里关的都是高级的政治犯啊。斗争我的时候，宣判我的时候，把我的问题说的那么吓唬人，进监狱的时候，却让我进了延庆的普通监狱，和小偷、流氓、杀人犯们关在一起！
这使我想起了乡谚：讨饭人也说自己的米白一些。沦为囚徒了，斤斤计较埋怨撒娇的竟是此。这比讨饭人说自己米白的等级心态远过之。我们的等级文化力量神奇到如此“异数”的地步。最可悲的是，经历了这一切的浩劫后，遭受了如此深重的个人苦难后，聂元梓的这种心态依然故我，国人尤其是那些有类似坐牢经历的党国要人几乎无一例外的如此心态。异数文化，也就是党文化，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性折腾成如此模样。夫复何言！
欺骗的异数
林彪吹捧毛泽东是明着撒谎，两造都心知肚明。“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吹捧与肉麻的颂扬不同。无论“我们永远跟着你！”、“难怪阳光格外明亮，原来机舱内外有着两个太阳。”还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三忠于”、“四伟大”，都是文学性的夸张、象征、比拟的手法，或浪漫或撒娇，郭沫若们自己心里其实是很明白的，也说不上就是撒谎欺骗。“顶峰”诸论的出台，则牵涉到哲学、人文的基本常识，明白无误地与常识拧着干了，明确不易地告诉你：我就是要这样撒谎骗人。林彪吃准了毛泽东需要这种吹捧，他摸透了毛泽东异于常人的心理状态，他笃定毛泽东会一时接受。都说是林彪迎合毛泽东，其实，骨子里是毛泽东配合了林彪。没有毛泽东默契的配合，造神运动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庞大完备疯狂地席卷神州大地的。林彪与毛泽东闹别扭后，五一节上天安门城楼迟到早退，不与毛打招呼；在大会堂与毛泽东一起接见外宾时独自坐在一个角落，不辞而别，也是一种明白无误的表示：我与你尿不到一壶了。林彪确实是一个大骗子，但也是一个公开堂皇的骗子。制度和文化成就了这种明目张胆地对十亿人的欺骗。这种公然的撒谎欺骗文化——异数文化，国人懵懵懂懂、似知不知，若明不白。既然没有清算它，它的变种自然继续、延伸。“四个坚持”、“三个代表”、“稳定压倒一切”、“和谐社会”即是。不过比起“顶峰”诸论来，那气魄、气焰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麻木的异数
麻木，当然是指芸芸众生的无知觉，其异数，则是自以为觉悟者的阿Ｑ化。这是当世独有的景观。
在海外见多了关于大陆灾难、贪墨、堕落的报导，就以为满中国满世界都应该知道这些，其实你只要一接触其它层面上的人群，就会明白满不是这么回事。大陆的朋友总是或明确或暗示应该多看到光明面。西欧南欧的各首都城市，现在都有许多中文网吧，笔者因自己计算机故障，多次进去上网浏览，顺便做了一下粗略的调查，结果是：进网吧十次，网吧里人数在38～89，平均56人，95%的人在30岁以下，40岁以上的人极少见，50岁以上的人除我外没见过。网吧里所有的人都在聊天、打游戏、看在线的电视剧，没有一个人是看时事新闻的。海外目前计算机还没有任何屏蔽，网吧也没有任何驻华使馆势力渗透控制。西欧南欧华人以浙江青田县人历史最久、人数较多。我在青田人里做过调查，我问过相处的遇见的青田人是否知道他们的乡贤章乃器，被询问的人里有大学生、中学教师、侨团负责人，十年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却基本都知道青田人的陈诚、陈慕华。陈慕华在外贸部长任上时回过家乡。陈诚的儿子陈履安90年代回过乡祭祖。
浸淫在民主自由讯息中的人们，以为世人都像你一样渴望民主自由，了解你所了解的动态讯息，就大错特错了。人们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不愿意知道，不屑于知道。十五、六岁的孩子不知道孙中山的十之八、九，20岁不知道“6．4”的几乎是全部，30岁不知道文革反右的凡问皆是。他们最关心的是眼前的利益、自身的利益。所有可以感动人的事例都不过是故事，所有说“脊梁的有无，应该自己去看地底下”的话都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也许，这说的有些过了，但非常悲哀，这基本上是确凿的实情。精英们总在自己的圈子内转悠，思维习惯已很自然地适应圈内文化、以圈内文化为主，几乎没有或很少接触底层大众，却又几乎个个自以为“秀才不出门，已知天下事”，全局在握、成竹在胸，讲话著文，大言炎炎而难及边际。
谎言与遗忘是相辅相成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回荡着57年期间每时每刻每分每妙的谎言，空前绝后地成就了遗忘的功用，成功了全民的麻木、冷漠、自私和痴呆。
海内外每天网上为自由民主发议论的、摇旗呐喊的、跟班的，满打满算不过百余人，十余年来，基本上也就是这些老面孔。为什么？为什么惨不够？为什么打不疼？为什么不知耻？为什么唤不醒？觉醒的人又为什么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自欺、夸大、陶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句毛泽东的名言、党文化的正统麻木异数的鸦片烟，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吸食进去了，我们步履踉跄，思维沉迷，总也走不出这一党文化的怪圈、跳不出陈旧的窠臼，脱不出佛祖的五指山！
堕落的异数
毛泽东时代的知识人其愚忠、受辱、匍匐、自责超古迈今，亦堪称神州一绝。陈徒手作“午门下的沈从文”：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1962年范曾来到历博当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此间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有一天天刚亮就敲沈从文的家门：“昨晚梦见沉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沉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沉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曾的名字。
萧乾在去世前曾出版过一本《风雨平生》的口述自传，赫然记述着宅心仁厚的沈从文也曾用类似的方式对待过自己的右派学生萧乾。反右期间，在批判萧乾的大会上，沈从文站起来积极发言说，此人早在1929年就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这样的揭发出人意料，但萧乾只是把它看作是在阶级斗争面前自保的一种方式，没有过多去计较。他们的关系还一直维持下去。文革期间，萧乾亦想走沈从文的老路，也曾服毒自杀未遂。1972年萧乾从干校回京后去看望沈从文，见它住房困难，出于好心，就想托当时市革委的一位朋友帮助他解决一下。沈从文得知后，勃然大怒，电话里痛骂萧干干耽误了他的政治前途，并质问“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因为此事，两个有着几十年师生情谊的友人，断然绝交，不复往来。
画家范曾的堕落不论也罢。因早逝而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沈从文最与世无争了。他大约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了，让他获得瑞典皇家文学院垂青的都是1949年前写的湘西乡土文学。49年后，沈从文总是挨批挨斗，活得很卑微很窝囊。他只是要求安生地活着，与他小说中的那些小人物一样。如此卑微窝囊甚至猥琐地活着，却需要他付出心灵人格堕落的代价。沉的堕落与范曾迥异，是为堕落的异数，正如巴金、冰心在屠戮面前沉默一样。这是时代文化的特征。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太多，已成为常例了。一个时代，知识人几乎全然如此，而在整体上绝不反省绝未反省不能反省，这种堕落的异数其实也就是“常数”了。究其因，当然是制度文化人性三者的综合作用。
忏悔的异数
人性在特定的制度、文化陶范制约下，其丑陋的一面会膨胀至丧失人性而不自知。流亡法国的四通公司的前总裁万润南回忆在清华大学读书闹文革时高干红卫兵的疯狂：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
如此完全悖情悖理悖常识悖语文的话为什么就能喊得如此理直气壮毫不动摇毫不知耻？大革命的文化狂飙使人失去理性，制度保证了安全、安然，于是人性中的自私、冲动、欺负欲、表现欲、杀人欲就借着这一股狂飙狂热地发泄出来。
1966年8月18日，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得到是文质彬彬的“彬”字回答后，笑着说：“要武吗！”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对阶级敌人再不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了，代之以狠斗、狂打，往死里打。风闻宋彬彬挥舞着军用的铜头皮带抽向了地主、地主婆、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牛鬼蛇神。专门抽打要害，鲜血淋漓，皮开肉绽，哀嚎震天，死去活来，不死不止。据当时和后来的传言、报导，宋彬彬就这样亲手打死了五、六个人。时隔近40年，美国人拍了部电影，再现了那一段历史。于是，网上出现了宋彬彬是否真打死了人的议论。无论真假，对宋彬彬个人很重要；对于被打死的人来说，则并不重要了；对于历史来说，则是更加惨酷庞大的画面。历史已经记录了在那个时代，以宋彬彬为代表的高干、军干子弟组织了一个叫“联动”的团体，在北京城制造了“红色恐怖”——这是“联动”自己公开呼喊、公开涂刷印制的口号，这是以阶级敌人的鲜血、生命终止为标志的“红色恐怖”，这是对毫无还手之心、还手之力的老弱病残妇孺极尽欺凌、污辱、毒打、折磨肉体至死方休的最懦弱最卑怯的“红色恐怖”。就两个月的时间，北京城内被如此活活打死的达几千人。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遇罗文：大兴县屠杀调查──载：香港《开放》）
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师大女附中的宿舍，一天有人问她：“喂，听说你在红8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三个人。”（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红色恐怖”之风刮向了全国。这一段历史已经记录在案，无论是中共，还是任何帮闲，都无法更移和否认了。那么，宋彬彬是否真的打死了人，重要吗？不要再为此纠缠了！
应该“纠缠”的是这些“联动”红卫兵为什么如此疯狂毫无人性？事后为什么不知忏悔？
“联动”红卫兵开始成立时不坏、不恶，只是愚昧！他们从一开始，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天职，以出身革命家庭为自豪，以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为自许。这一切，是他们父辈的传承，是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无论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子女，还是宋任穷和元帅将军们的子女，概莫能外。当时的全中国大众，又何尝不是如此！其深度、自恋自许的程度有别罢了。发展到打死人的地步而且是如此疯狂惨无人道地打死人的地步，人性的恶膨胀到无穷大，表现得淋漓尽致时，他们本身才难辞其咎。
十年浩劫，痛定思痛。如果作俑者中共，如果全社会检讨错误、忏悔罪责，那么，这些当年的孩子们人性中向善的一面会苏醒，会随着检讨、忏悔。但是始作俑者文过饰非、瞒天过海，把文化革命的罪恶归咎于造反派，找了个替罪羊“四人帮”，推给了毛泽东的老婆。既然如此昭明显着、天怨人怒的十年浩劫都能变为伟大光荣正确的政绩，中共仍然高踞在“伟光正”的宝座上向全国芸芸众生发号施令宣示宣教，那还有什么不可以赖账什么不可以化黑为白的！人性的善恶有时就系在一念之间、千钧一发之间。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是！既然无须放下屠刀，也能成佛，何乐而不为呢？人性自私的一面，是人皆有，端在合适的条件下发酵。宋彬彬们本就玲珑剔透，聪明绝顶，心领神会，深得个中真昧。谎言遗忘故伎重演，“联动”罪恶成过眼烟云，“联动”这一名词从记忆历史上抹去，“联动”成员改头换面、从政从商从艺著文，几乎全部成了当今的风云风流风发的人物。人性恶的一面卷土重来，父辈化国为私的本领得以延续发展以至登峰造极。清夜不再扪心，辗转仍然安眠。据说美国的新泽西聚居着二、三百华裔，是中共顶级高干的子女，年龄多在三、四十岁。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已延至第三代了。只要中共不忏悔，他们也不会忏悔的。是为忏悔的异数。
仇恨的异数
四川一位救助过许多人的跌打医生武术名家赵锦才赴北京参加武术比赛，被来观看的郭沫若认作是20余年前重庆“校场口”事件中动手打他的流氓。于是，厄运降临赵锦才，文化革命中终于被逼至死。香港《开放》杂志的一篇署名文章讲述了这个故事。作者说：“过去，我就没兴趣弄清‘校场口’究竟发生过一个什么样的事件，现在更懒得打听，谁是谁非与我无干。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亲眼见到过的赵锦才以及他遭遇了大人物郭沫若。”
作者的认识与那种表面的仇恨迥然有异。她已经不屑于了解赵锦才是否曾是打手、地痞、流氓头子或被利用的江湖豪客侠士，她只着眼于郭沫若害了人，不管其中有多少曲折，不管深层次的罪魁祸首。这种骨子里的厌恶仇恨透着冷气，绝非能“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这同文革中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已经相近，只是更沉潜了。
这些些微处的人性见出了制度与文化制造仇恨深层作用和效果。没有宽容、不见消弭，有的只是扭曲、只是仇恨！时代的异数导致了仇恨的异数。
贪官的异数
大陆凡法办的贪官没有不养情妇的。被枪毙的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是，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是，北京市市长陈希同是，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是，现职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黄菊是，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是……这是一张列不完的名单。按说，人皆有七情六欲，大官也是吃五谷长大的，他们爱上异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怎么就没有一个贪官被传出美丽的爱情故事。法办前没有，法办时没有，法办后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正面的没有，别出一格的侧面的没有，蛛丝马迹的暗示的没有，可以猜度的揣摩的没有；雄性方面的没有，雌性方面的也没有；当事人方面的没有，记者文人亲友方面的也没有；堂而皇之的公开的没有，偷而摸之地下的也没有。这地下的，是什么都有的，连政治反对派的、大逆不道的也有。这些荤七素八的最能吸引大众眼球的却只有揭短的出丑的色情的斥骂的而没有赞美或实述至危不渝至死不渝爱情的篇章，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其一是确实没有，其二是虽有，却没人敢说敢写。确实没有，反映了全面的堕落与无耻；不敢说写，则证实了制度、文化、人性三者的互相纠缠制约的关系。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落马自杀、北京市市长陈希同逮捕判刑后，地上的地下的平面的网络的描述他们情色生活的文字多如牛毛，其中的津津乐道肯定有夸大其辞添油加醋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成分。不管如何糟蹋他们，啥事也没有，也绝不会有他们自己或亲友对不实诬蔑之处提出控告，恐怕连想都没想到，连想都不敢想！贪官既已被定位为敌我矛盾，沦为党的败类、人民的敌人，那当然不是好东西，也就是阶级敌人了。打落水狗时狠一些出格一些正是对党忠诚的表现。这与文革时期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如出一辙。党文化的根不除，其延续、绵绵不绝是正常的。
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的贪渎在情妇们坚持不懈的上告下败露。其中之一的情妇已经为其诞下一子。他们只有欲的追求、餍足，性欲、金钱欲、权利欲、炫耀欲、变态欲、报复欲。贪官的情色生活中没有真爱或者说非常缺乏真爱，更谈不上被时髦的潮流所一致唾弃的专一忠贞。梁山伯殉情、罗蜜欧寻死，如此荡肠回气令人泣下的故事不会再有，说说都会被嗤之以鼻；安娜．卡列尼娜偷情的真挚和痛苦但愿会有当世的情妇感同身受；聂赫留朵夫为妓女玛丝洛娃的赎罪贪官们大约十有八、九不知道；美国作家霍桑《红字》里的女主角为情人动天地泣鬼神的牺牲精神，当今的全体连梦中也不会再有了；即便是牛虻的生父蒙泰里尼主教那无耻而又折磨了一生的爱情在当世贪官的群体中都会是最崇高最高贵的典范了。
公安部副部长、反贪局局长李纪周的情妇李莎娜据赖昌星所述其丑无比：“她人长得很难看，真的很难看。”（摘自《远华案黑幕》187页，盛雪着，明镜出版社出版。对不起，李莎娜女士，我绝无意贬损你的容貌，实在是行文的需要。）李纪周被判刑后，没见任何他们之间互相揭发推诿的报导，公的私的都没有。这可能是贪官情色生活中的例外。以李纪周的高官阶，找一位年轻美貌的情妇是轻而易举的事，却偏偏爱上了赖昌星说的“很难看”的小警察李莎娜。据大陆人民网报导，李莎娜在法庭上“声情并茂”地表白：“我是一个女人，我知道怎样爱护男人，如果知道公司运的是走私货，我就不会拉李纪周下水”。据大陆中新网报导，李纪周忏悔道：“四是为情所动，因情害己。我在1992年下放广州公安局带职锻练期间与女干警李某接触很多，关系越来越密切最终堕入情网。我是有妇之夫，这本身就不道德，后来又因她而乱用职权，干预下面办案，……”这是贪官与情妇之间很少见也很难得的真情。当然，没有人对此也决不可能有人对此同情欣赏。这是制度和党文化决定了的。其实，李纪周李莎娜在如此特定的境况下，他们人性中的善与美也只能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来。
人性有善恶、美丑。聂元梓、王光美、江青、张春桥、林彪、贪官是人，情妇也是人。不管他们的政治形态如何，首先他们都是人，他们一定都具备善恶、美丑的双重性而绝非一坏到底无丝毫人性的恶魔。在正常的社会中，那怕是回到中世纪的封建皇朝时代，这一点也是昭明显着、确凿无疑的；只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他们全成了恶魔。正同他们得势时地富反坏右、学术权威、走资派……是牛鬼蛇神是“脚底流浓、头顶长疮”的恶魔一样。这种根本性的似是而非混乱颠倒的现象是根深蒂固的党文化所造成的，深入人心、融落血液、化进骨髓了，改变与纠正千难万难。
食子的异数
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湘鄂西红军根据地创建人段德昌被自己人以革命的名义杀掉是在非常时期，不算异数。因为“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子”已是耳熟能详的话了，中外皆然。坐稳江山后仍然“食子”才是异数。例子太多，50万右派就是，举不胜举。其中最冤枉者之一是周居正。
周居正和江姐江竹筠、罗广斌（红岩小说作者）一起被关在国民党重庆监狱渣滓洞。1949年9月，周居正和罗广斌得知中共建政的消息后，撕下自己的被面绣制了一面五星红旗。这个情节后来通过小说《红岩》、电影《在烈火中用生》、话剧《江姐》、歌曲《绣红旗》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典范教材，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血洗渣滓洞，狱中的共产党员策反敌特然后越狱。在生死关头，周居正帮助难友郭德贤背出四岁小孩。周居正是渣滓洞里逃出来幸存者的异数。未料，虎口余生的周居正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往劳改时被弄成右派“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判处死刑，绑缚刑场，执行枪决了。无论是屈打成招，或是真的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周居正都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最热心的马克思主义者。比爹娘还亲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容不了他，一定要吃掉他才放心。后来者刘宾雁，更将这种忠诚演绎成无往而不正确的“第二种忠诚”，还是也被吃掉了才放心。是为食子异数。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异数文化需要如此大器的分配与归属，这种文化、这个社会才会正常起来。但是在当今的大陆以及可见的未来，这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