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3日讯】（新唐人热点互动采访报导）联结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晓旭。两会正在中国召开，关于两会的宣传，中共定了一个调子叫“轻政治”、“重民生”。那什么叫“轻政治”呢？“轻政治”能够达到“重民生”的效果吗？“轻政治”能够使中国百姓摆脱新三座大山的压迫吗？在今天节目里我们特别请来了一位嘉宾，就是“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柏桥先生跟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个问题，唐先生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
唐柏桥：谢谢。
主持人：我想首先请您分析一下什么叫做“轻政治”？因为政府强调“重民生”，很多人就觉得政府现在很注重我们民众生活的改善，这是不是政府特别的一种宣传策略？
唐柏桥：其实“轻政治、重民生”真正的用意，从字面上看，从表面来说是我们应该轻政治、重民生，就是要强调“重民生”，政治我们不须要谈。因为政治对我们老百姓，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老百姓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它真正的目的是用所谓的“重民生”来强调、达到它“轻政治”真正的险恶用心。
因为它认为这个政治就是垄断政治、一党专制，它不想推行政治改革、不想还政于民，它为了它的统治，所以用一些小恩、小惠来重民生。所谓小恩、小惠就是推什么物权法，还有其它的一些个案、一些法案来掩盖这一点。所以它真正的用意是…它所谓“重民生”是为了“轻政治”，它想达到这个目的。
主持人：那您能不能具体谈一下，它想“轻政治”是有哪些政治方面的敏感，它不希望人民涉及呢？
唐柏桥：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大家都知道，全球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已经民主化了，它还是一党独裁的统治，而我们一旦谈政治的话，首先就要谈还政于民。因为它是1949年以后打的江山、坐的江山，从历史某个特别时期来讲，它可能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所以它当初有政协会议各方面的什么协商。
但是如果半个世纪都已经过去，你还是一党独裁，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八九年以前共产党自己也提出来，像赵紫阳提出要“党政分开”，他认为这个党已经凌驾政府之上，这已经是很过分了。像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从来没有说党要管理政府，所以这是两回事。
从八九年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了，它还不谈政治改革、还不谈还政于民，甚至温家宝前阵子还提出“维持共产党统治一百年不变”。这就跟中国真正的现代化背道而驰，就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发展到百分之二十，如果政治不改革的话，中国迟早会出大间题，中国老百姓也不能生活在真正的幸福环境中，这是毫无疑问的。
比方说言论自由。人除了吃饭以外、除了有好的住房以外，还需要能畅所欲言，是吧！还有幸福指标、还有信仰自由。像西藏很多人有宗教信仰的需求，如果你不允许我有信仰自由，你天天给我鸡啊鸭啊、给我什么东西，我也不觉得幸福。这个幸福指标是每个人都不同的，国际上有统一比较规范的指标，这包括很多所谓的精神文明，在中国的话这方面是极为贫乏。
前两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一篇报告，说中国的网络封锁现在是世界最恶劣的、最厉害的，这让我很吃惊。以前阿拉伯国家封锁的也蛮厉害的，现在中国已经跑到第一名去了，这跟现在所谓的“中国走向现代化”，这样的环境就是背道而驰。
我觉得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提出所谓“轻政治”这个东西，这是真正的要害。我们现在应该要大谈特谈政治，要重政治。
主持人：说到“重政治”，其实根本的问题就是民众有没有选举权的问题，因为像您刚才谈到中共的一党专政，如果民众有选举权的话，他可以把共产党给橇下去的。
唐柏桥：所以我刚才就说，你一旦要谈政治，那你就要谈还政于民的问题，就要谈民主化的问题。民主化、还政于民第一个指标就是直选、选举。
现在我们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化了，首先就谈这个国家的总统是不是直选的，这个国家的民意代表是不是直选的。或者看它有没有多党存在，有没有媒体监督这些指标，而选举是最重要的指标。
那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就规定人民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但同时宪法前言里又有一条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互相矛盾的。
如果大家都来谈政治的话，大家如果重视政治的话，大家马上就会想到这一点，而这两者只能取其一。要嘛取前言，就是坚持中共领导，后面不要再谈那些虚伪的东西了，什么选举和被选举权，我也可以谈国家领导人，是不是？你只要不是共产党党员你就不能当国家领导人，就按宪法前言的说法。
按后面的说法就是比较规范，比较像西方的宪政、宪法，那你就要把前言拿掉。你不能坚持共产党领导，比如说我不是共产党党员，我也可到中国去竞选，但现在那是违反宪法前言的。
主持人：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相互矛盾。
唐柏桥：在共产党当代政治里面是有非常多互相矛盾的地方，所以这种都是马上要解决的。也就是说这个政治非常的粗暴、非常的丑陋，很多地方甚至可以说是无耻不讲道理。比方说，胡锦涛又是党主席、又是国家主席、又是什么军委主席，这些东西都连在一起，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
主持人：但是这一点我觉得中国人现在不知不觉也接受了几十年，有一次我跟朋友谈到中国人的智商问题，他觉得很有意思。就比如说IQ或EQ这个智商问题，他说政治如果有指标的话，那中国人的“政商”非常低，因为就连他自己没有选举权他都没意识到。
唐柏桥：对、对。今天在路上还有人跟我说，假如我小孩长大了，那是因为共产党的扶育。我就说在共产党的扶育下？难道你没有？你是父母，小孩是你养大的，不是共产党养大的，这些都是基本的常识，不是吗？我反问他，他马上就说有道理。
我说，其实共产党没有扶养你小孩，反过来是你扶养共产党，为什么呢？所有各级党委、书记都没有为人民做过任何事情，那政府…比如说我们纳过税为政府服务，那政府也该为我们服务，我们双方是互惠的关系。
那党的话，在中国，党是没有为人民服务的，你想想党有几个机构，中宣部、组织部、统战部，类似这些，这几个有为人民服务的吗？中宣部，是用来管理人民让人民不说话的；组织部，是为了控制他们的组织系统，不要让系统乱掉了，以统治人民；统战部，统战海外人士为它服务，这些跟民生有关吗？共产党的党委哪一个部门是跟民生有关的？没有！
这些东西就很明显的可以体现出来，现在大家必须要重政治。今天这个话题是非常影响视听的，所以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点。
主持人：如果我们具体来看，现在民众特别关心的新三座大山的问题，也就是说：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这三座大山压在人民身上，您觉得，即使我们狭隘的来看这三件事，如果现在不谈政治，能解决这三座大山的问题吗？
唐柏桥：解决不了，根本解决不了，因为这个跟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我举个教育的例子吧，如果你想使大家有公平受教育的权利，或想使教育真正得到发展的话，这有一个现成的国际社会的模式：应该允许民间来办教育，包括文化事业各方面，提升大家的素质，提升精神层面的素质。
比方说民间拍电影啊、办出版社、办报纸。至于教育，西方的教材都自己写的，大学自己写的，而中国的都是统一的教科书什么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封杀人的创意和积极性。
至于说提高教育水平，你看现在的教育经费、教育费、受教育的学费，有人统计过，去北大上学，现在中国大学的费用是全世界最高的，但相对购买力和收入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前一段时间我还看了一个指标，说清华大学的管理学院，他们要进去的话，一年要三万多美金，将近四万美金，这已经是人民币将近要三十来万了，跟西方是同一个水平。但他的收入跟西方、比美国还差二、三十倍呢，这个就是畸形的发展。
一方面是国家控制了教育体制的管理；一方面它又放任这些人、这些教育产业的人去搜刮民财，没有用保护弱势团体的一些相应的法规。
可是在西方，学校有很多规定，你家里是低收入户，你可以申请教育贷款，你甚至可以免入学费。还有很多很多的相关法规，比方说你要读公立学校，学费很低；私立学校学费高，你就有很多选择的机会。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你可以受到最基本的教育，或者是受到一些相对公平的待遇。
住房也一样，在美国虽然多数房地产是在私人公司手里，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政府补贴的、补助的，你就是再贫穷，你可以向政府申请住房补助，申请到低收入户的地方去。我们以前一些民运朋友，像司马璐先生等很多人，在唐人街的孔子大厦那么一栋大楼、五十层楼，但住在里面都是低收入户，所以他们住的也不错。
在中国这些体制都没有建立，这些体制为什么没有建立呢？就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是为特权阶层来服务，因为这个制度是一党专制，权力是共产党的，所以这些人都已经成了特权阶层了，他们不会想到为弱势群体去制订一些相关法律、去保护他们。
当然有些人也会作作秀，比方说免除农民农业税什么的。其实它是在被迫之下，也就是说为了“轻政治”这个目的，来搞一些作秀性的“重民生”，这种东西是到不了位的，不能真正到位的。
主持人：你说到三农问题，我倒是联想起来，以往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三农问题曾经是政府最重要的热点，今年忽然间就没了！然后现在变成是三座大山的问题。那按理来说，如果人大代表是一个很正常的机制，或有一个正常的政府的话，三农问题应该是一直在那里，现在不可能转眼间就消失。
唐柏桥：这也反映一个很重大的政治上的弊端在里面，因为农村代表在人大里面、在政府里面的发言权是越来越微小。比方说政协人大有一个规定，农民跟城市的比例是四倍于城市的人，才能选出一个人大代表。而且人大代表发出的声音本来相对就小，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各方面也差很多，所以三农问题就被忽略。
另外一个就是特权阶层。像康晓光就在社科院里面说过，现在是中国的三大菁英联盟起来，一个政治菁英、经济菁英，还有学术界菁英联盟来统治中国了。而这些人的背景都是城市背景，他们都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现在谈的住房问题，就跟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了。所以农村三农问题，只有李昌平等极少数有良知的那些人在谈，形成不了社会的焦点。
而这些问题事实上是最严重的，因为有一个指标曾说，八零年到现在，大部分农村人的实际消费水平并没有增长，一点都没有增长。那么城市呢？至少城市增长好多倍了。但现在这个问题反而不谈了，所以你提得非常准确，就是因为政治机制的不合理，包括人大代表的配额等各方面都显示出极端的不合理。
你看军费增加也是，今年军费增加又百分之十几，每年都增加百分之十几，但其他的教育经费从来没有增加这么多，这些远远超过GDP增长率。军费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军队里面有很多人控制着政治的权力。
主持人：而且很明显的，军费增加是为了提高军队的待遇。
唐柏桥：对，待遇或基本建设，为他们建住房等等，就是为了让他们过得更好。因为他们的配额，相对于配的代表也好、他们掌握的实权也好，都远远大于农民跟其他的族群，形成这一系列非常不健康的现象，根本原因都归于政治。
主持人：大家如果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军队最多就几百万人，而民众是好几亿人。
唐柏桥：他的代表就将近有三百个。
主持人：这里面是非常不合理的。
唐柏桥：就十分之一。军人占百分之一的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中国人口不到，但是他占的代表却超过十分之一。这样的比例非常非常可怕。
主持人：您刚才也提到教育的问题，如果体制不合理的话，民众教育的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比如说农民工到城市里面去，他们基本上没有发声的渠道来源，不能真正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唐柏桥：就说农民工，你看他们今天结合了一种很荒谬的说法，说在人大代表里面也有一部分农民工的代表，这说法本来就很荒谬，因为农民工在中国已经占一亿以上的人口了，现在居然还提出说应该有几个他们的代表，这一亿人原来是一个代表都没有！这一系列全都是由于政治不正确造成的。
主持人：对，包括户口制度。
唐柏桥：你看农民，如果农民到城市里，他们的小孩要上学，就要交人头会费。比方说北京，每个人可能一年要交个十万、八万的，他打工的钱可能一半以上就用来交这个了，而如果拿北京户口的人一分钱也不用缴，等等这一系列待遇是极端不合理的。
还有户籍制度、其他的医疗制度、不同的户口、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干部阶层补助多少，这个比例都是在政治这个范畴里面，而且成为禁区。一旦大家来谈政治的话，这些东西都应该从法规上把它彻底毁掉、取消。然后建立一系列新的、保护弱势群体的、保护地区群体的、保护少数民族的一些政策出来，使人类享受基本的公平的权利，所以这些都应该是归于政治的。
主持人：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谈到这儿，谢谢您深入的分析。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3/13/2007 10:30:2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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