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日讯】差不多已有十年，不曾回到老家那熟悉的环境里过新年了，2007年新年临近的时候，打量四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乡下的父母和宅院，会在鞭炮声响起时接受我，便收拾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
没有什么比政治迫害更有力地割断一个人与其历史的连结，而流浪的生活则使过往的记忆恍如隔世。我一直在躲闪，试图不再靠近那些熟悉的人和事，但活在亲缘关系中的肉身，又如何能够摆脱他曾经在世界上留下的脚印？没有什么比故土上的鞭炮声更让人直面一生的完整性问题，哪怕生活早已断裂为一些破碎的残片。
北方的冬季，水泥马路一直修进偏僻的村庄，它坚硬地向我提示着世界的变化。只有人是不会变的：我，一个永远的漂泊者；父母，依旧贫穷而苦愁。37岁，对于死亡，这不是一个紧迫的年龄，但对预示一生的命运，已经足够苍老。这些年，济南、深圳、杭州、北京，怀揣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和一份不肯低头的孤傲，把青春挥霍已空。37岁的年龄，应该支撑起事业和家庭，而不是逃避和空泛地想像。我承认，我是一个失败者。
不想回答难堪的问题，因此，我试图躲避，但亲朋故交的关系，终究是逃不开的。在这个人情和世故都浓到化不开的世界上，即使肉体腐烂，我们的名字也会顽强地从别人的口中再次吐出。因此，我必须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接受所有善意和嘲讽的劝喻。
一位混出了些身份的长辈单独与我饮酒，不经意间告诫我：“千万不要再搀和政治上的事。”
父亲言辞闪烁间与我提及为他砌坟的打算，从他苍老的脸上，我读得出老年人的悲切，以及对我的失望，尽管父母总在尽量掩饰什么，不想给我任何压力，但我知道他们望子成龙的希望已经破灭。
而中学同学则直截了当地说：“跟共产党对着干，没有结果，民运分子的话全是扯淡。”
好友对我说起不久前的一次同学聚会，在那次聚会上，几乎所有的同学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老杨”的惋惜与蔑视，这个曾经无法超越的“高考状元”，如今已被漫长的时间证实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一个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人。这样的评价反而使我感到轻松，对曾经的同学圈子来说，一个中年人的成功应该显现为一个副县长以上的官位，或者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如今我早已放弃了这样的念想，早一点被宣布失败，就早一点从别人的期许和压力中解脱出来。
或许，应试教育中的传奇经历以及为“大老板”做马仔的短暂经历，使他们在我身上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想像。但他们并不知道，在我被学校开除的时候，我的户籍已经回到农村，要求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升官发财自然有点异想天开，因此，这些年来，每当接到旧友们打来的电话，要我为家乡的招商引资做贡献，或者为他们在城里办点什么事，我总会哑然失笑。
我是不可能升官发财的。六四之后，我的决绝态度，已使我无法见容于这个社会。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越来越走向穷困潦倒的结局。
曾经与朋友戏言：世界所有的职业都是有前途的，惟独做一个中国的民运分子，却几无任何前途可言。无论是民运也好，政治异议也好，投入的真诚和心血，远非一般职业能比，但从个人生存上，它甚至连个职业都算不上，说是慢性自杀也不为过。
失学、流浪、求职、入狱、监控……，在六四的巨大震撼之下，实际上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延续着一种声音的存在，在这个声音的组成中，若论付出和牺牲，排出一千个人的名字，都不应有我，但坎坷的经历和痛苦的遭际，对遭受政治迫害的朋友来说，都是相同的。没有户口，没有学历，甚至连赖以为生的商店都被警察悄然设计端掉，直至开始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爱情也戛然而止……。去年，与一位身处海外的朋友电话交流时，我很肯定地说：“如果知道参与八九民运的结果最终是这样一种悲惨的个人结局，我不会参与。”那一刻，我能感受到朋友语气中的愕然和失望，但我没有收回这句话。如果人生可以从新开始，我会选择另外的道路，我不愿把一生以一种无法言喻的痛苦，无声无息地打一个水漂。
但是，会有其它的命运选择吗？十五岁时，在乡里的粮站，收粮的工作人员上班时间漫不经心地与别人聊天，而无视我急等着卖完粮食，拿一张“口简”的纸片回到学校读书，第一次，我对这个体制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也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乡党委门口的十字路上，站在寒风里，五个小时等不来一辆去县城的汽车；正是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我在县城中学里经常忍饥挨饿，却听说财政局长家中的点心（那时候的贿赂大概还停留在这个层级）吃不完，只能用来烧火，过了油的点心在炉膛里比无烟煤燃烧得更为火红。。。。。。
我至今没有忘记，1988年11月11日，我在日记里记下这样的句子：十几年来，我竟是生活在一个骗局当中。。。。。从那天开始，我不再抱持我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此之前的一年多时间，图书馆成了为我输送自由思想的电源。
六四之后的环境下，一次政治迫害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失去了大学宿舍里的那张床，就只能开始永不停息的流浪生活。流浪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我的道德标准，为了明天的饭钱，我学会了向最小的官员点头哈腰，学会了向有权者送礼献媚。在孤独无助地身陷城市，口袋里连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我甚至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女人，那样，我至少可以加入卖淫的队伍，由于这样的刹那感受，我至今尊重拿身体换钱的妓女；我甚至真切地动过为警察做内线的想法，毕竟他们不止一次地拉我，而我也曾半真半假地写下保证，对个人来说，出卖良心或许胜似肉体消灭，更重要的是，鸡毛蒜皮的汇报未必会伤害谁，但是，最终却无法突破自己的道德底线——除非死掉，否则，我总是要生儿育女的，我可以失去尊严，但不能让孩子因为他的父亲而失去尊严——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剩下异议圈子里的几个真朋友，出卖他们就是出卖我自己，就是自寻死亡。
我要说出我对中国人权及刘青的感谢，我不了解海外民运的内情及人事纠葛，但中国人权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分两次向我提供了700美金的援助，使我度过经济上最艰难的时刻。
2006年是我的本命年，据不完全统计，有四次自杀和一次杀人冲动，好在狗年已经过去，小猪的蠢笨形象从来没有这样亲切可爱过。在此鼓励自己，要坚信：没有什么是不会结束的，人生仍然值得留恋和期待。。。。。。
友谊提示着另外一层人生的意义：刘晓波、陈青林、潘强、欧阳懿、赵达功、王丹、莫之许、李智英、江棋生、康玉春、孙文广。。。。。。他们的关心令我感动。2007年新年之初，失去联系多年的黄翔夫妇也意外地发来关心和鼓励的信件。
在新年这种传统节日里，面对写在家谱上的自己的名字，传统和现实的压力逼迫人思考生存的价值与道路选择。如今，当年的好友不乏局长、处长、书记、县长，我知道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却很少知道我过什么样的日子。有一次，连吃一个星期的方便面和速冻饺子后，赴一个非吃不可的宴席，旁边的官员弟兄推脱说不爱吃，定要我把属于他的那份鲍鱼和王八吃掉——他是唯一到过我住处并见识过我真实生活的旧友——难得如此理解，我便毫不客气地享用了两份王八，正如同样流浪在北京的王金波弟兄向我所描绘的：整整一个月的方面生活后，终于找到一份工作，上班第一天正赶上公司开会，午宴时，面对一桌子鸡鸭鱼肉，他忘记了一切，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回可逮着了，要猛吃。”一个经常以方便面充饥的人，如果说不羡慕别人的大鱼大肉，那是虚伪，一个从来没有找到正式工作的人，若说不羡慕官员的那份威严和尊贵，那是矫情，过新年了，旧友间无论穷阔胖瘦的聚会，很容易让作为叛逆和疏离者的异议分子们，产生强烈的失落感，看到老同学作为县委书记在鲜花簇拥的主席台上就坐，并感受到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在当代中国所能拥有的权威和利益后，不禁有些怀疑自己的道路选择，这是十分真实的感受，甚至禁不住设想自己如果按部就班地象老同学们一样走下去，可以如何如何享用这县长书记的生活。
最后的结论是：让我做一个星期的县长，我会趋之如骛，立马上任，若让我整天坐在会场上讲话，宴会上祝酒，老子不干。如果重新回头，我仍然内选择自由的道路，但会更懂得保护自己的技巧，仅此而已。
自由，意味着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意味着不想喝酒的时候就不去应酬，意味着可以不顾任何一级领导前来视察而蒙头大睡，意味着我可以读县长书记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书籍，意味着我写完一篇文章就从此忘记，不用每天千篇一律地重复性照本宣科，意味着想读什么书就可以一气读完，意味着不用昧良心做事，意味着我不蔑视比我低的人，也不当面接受官位更高的人当面蔑视我，意味着我可以与真正的朋友倾心交谈而不顾忌利害得失，意味着想去哪里转转的话可以拔腿就走，意味着可以逐渐积聚起不怕坐牢的勇气。。。。。。在37岁的年龄上谈论理想可能有点好笑，但在2007年新年过后，我还是对前妻谈起了18年前天安门广场定情时的理想与价值观，我请她为此而原谅我这么多年的失败与顽固，已经许多年不再与她谈论这些话题，但我不觉得在今天再谈起来有什么好笑。
上一次的本命年是在1994年，经历了又一次沉重的政治迫害后终于迎来1995年，本以为日子会过得好一些，却不料1995年被警察抓进了班房，如今，当又一个本命年过去，满怀希望地迎来猪年，希望之余，不敢忘前车之鉴，2007年，会比2006年更坏吗？
我要说：生活在自由的今天里，今天就是美好的；生活在友谊中，无须孤独地自怨自艾！
最坏的状况也不过是入狱，但与1995年不同的是，对于入狱，此刻，我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如蒙警方青睐，监狱将会成为我漂泊中的港湾，或许我需要那样一种休息，可以不必为每月支付房租而苦恼。据说监狱也提高了一些人道待遇，应该不会长期不让我读书吧。
长期的漂泊生活中，短暂的新年回乡之旅逼迫自己审视完整的人生道路，使人失落惆怅，也使人更加决绝：横竖就这样了，为了自由，为了内心的美学选择，走到底！年前拜会刘晓波老师，我问他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否源自某种美学支撑，他说：“不是，是责任伦理。”以他的名气和学识，即使在六四之后，他仍然可以到国外寻一个正常的生活，但为了天安门广场的一幕，他留下来，承受了此后的两次牢狱之灾和终年监视，记得1996年他到济南，我在分析局势后提醒他说，我感觉又快要抓他了，问他有无思想准备，他很肯定地说“有”，果然不久就是三年的劳教等待他，而他也因为有了思想准备，平静坦然地度过了三年监禁。我无法达到他那样的高度，对我来说，坚持，是因为无从逃避，这个政权在惩治他假想的敌人时毫不留情；坚持，也缘于自己近乎自恋的根本人生态度：人生可以成为审美的素材，即便是钻牛角尖，能把这份固执坚持到极致，也可能作为精美的一笔留给后来的观者。
在37岁上，那个假想我为敌人的权力体系可能已经完成了对我的塑造过程，我不想在任何情况下逞英雄，我不想战胜任何人，但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或许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可被打败的人了。
————————–
原载《议报》第29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