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0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黄季宽台北特稿）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将于二零零八年八月在北京揭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但是在硬体建设的表相之下，中国社会却没有因为奥运的来临而更和谐，反而此起彼落出现各种维权声浪，令人不禁要问北京光鲜办奥运，人权不及格，究竟孰以致之。
中国当局为了争取奥运主办权可谓费尽心思。犹记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三日，北京申办奥运代表团在莫斯科向国际奥会全体委员作最后陈述时，代表团成员、当时的北京市长、如今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声言：“北京如获准主办奥运，将有助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将促进人权的进一步发展。”
六年过去了，刘淇当年画的大饼有没有兑现？
今年四月份，“国际特赦组织”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正利用主办奥运的机会，允许强硬派以维持社会稳定为名，镇压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的异议人士。被镇压的对象包括维权人士、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以及企图报导维权事件的人。
“无疆界记者”组织则在二零零七年的年度报告中表示，中国当局对媒体的管制已经更加严格，“媒体被迫自我检查，网路遭到过滤，外国媒体遭到密切监视。”
的确，简单回顾申奥成功六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即可发现，情形比之以往并没有什么改善。
例如四川汉源、广东汕尾、湖南永州分别在二零零四年、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发生大规模民众示威抗议事件，中国当局都出动武警镇压，开枪杀人。
而个人因触怒中国当局被关押的案例更所在多有。
例如二零零五年四月，原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被中国当局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师涛获罪，只不过因为他向海外“民主通讯”披露中国当局限制言论自由。
又如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去年十二月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今年四月，高智晟透过爱滋人权工作者胡佳讲述家人生活遭遇困境，引起各界极大反响，胡佳却因此遭到软禁。
另如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因揭发山东临沂政府以暴力手段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遭判刑，目前在监服刑。
再如一九八九年营救民主运动人士的“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今年六四前夕首度露面接受媒体采访指出，六四事件已经过了十八年，如今回想起来，仍坚信当年所做的一切没有错，也相信终有一天六四会获得平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黄雀行动的具体细节，陈达钲表示目前时机仍不适宜公开，这反映中国当局对八九民运依旧持敌视态度。 此外，赵岩、李大同、章诒和、程翔、张林、郑贻春、杨天水、许万平、任自元、靳海科、杨子立、李元龙、热比娅、郑恩宠……一大批难以计数的名字，诉说着中国异议人士的泪水。
或许中国政府知道人权纪录不良会给北京奥运造成压力，因此去年底宣布放宽海外记者采访奥运新闻的限制，并且在今年允许老牌民运人士任畹町、陈子明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
不过，这是北京一贯利用人权议题的手法。任畹町就指出，他相信自己和陈子明之所以获准赴港，与北京奥运前中国当局要营造轻松气氛有关。
曾经撰文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前北京大学新闻学副教授焦国标，最近在台北中央社演讲时指出，即使因为主办奥运，中国在人权与自由方面也不太可能开放。他表示，放松海外记者采访奥运的限制主要是做样子，“官方对媒体的监控只会更紧、更周密，同时也会更努力呈现给国际社会一种开放的观感。”
种种事实说明，北京大张旗鼓办奥运的背后，中国的人权状态仍晦暗落伍，与奥运所代表的人道、自由、平等、和谐等崇高理念背道而驰。回顾中国当年申奥的信誓旦旦，投票支持北京取得奥运主办权的国际社会，今天都有资格要求中国兑现“奥运承诺”。
国际特赦：中国人权问题没有改变
MTV《自由》(Freed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