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日讯】 非常感谢各位冒着初夏的暑热来到这里，首先让我对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编《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这本书。我个人是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学术杂志《当代中国研究》的主编，这个杂志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家面向中国同时面向海外的为独立知识份子提供学术自由的一个论坛，这个杂志不仅在中国国内有大量的读者，同时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也有大量的读者。美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各大学的图书馆全都订阅，包括法拉盛的皇后去图书馆也有这本杂志。美国国会有一个“美中关系执行委员会”，它的网站上列了若干个大学出版的跟中国有关的学术刊物，我们这个刊物也是它选的六个刊物之一。可以说这个杂志目前在中国国内和海外享有的声誉相当高，因此它在国内有相当多的作者。特别是很多国内的作者作了很深入的分析研究之后，由于国内没有学术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无法在国内发表，这个杂志就成了他们发表真知灼见的唯一论坛。他们很多人写的文章不是杂文，杂文可以在各种网站上贴，他们写的往往是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成果，具学术特点，所以他们希望在合格的、有份量的学术杂志上发表，因此往往把文章送到这个杂志来发表。
西方的中国问题学者是否更权威
大约在六、七年以前，我们开始刊登一些国内作者分析和评价中国改革问题的文章，最早我们刊登了何清涟女士的几篇文章，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向我们提供比较深入的分析中国改革的文章。在这里我提供一个简单的背景，住在美国的人往往会以为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比较权威，我不这么看。这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大家想的到的，那就是，美国的学者要想充分深入地了解国内的变化，特别是深入了解各种细节及其背后的含义，难度太大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他们没有一条说中文的舌头，所以没有办法直接了解，得要通过别人的帮助，即便有一点中文能力，这个能力也不足以让他们对中国社会作细致精确的观察；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共对国内学者的学术自由的剥夺同时延伸到海外，他们对美国学者、西方学者有同样的限制。
如果一个西方学者经常到中国去接触和研究一些中国政府不喜欢他们碰的问题，被中共认为是有损国家形象、有损党的形象的、或者可能触及到中共认为是疮疤的问题，凡是这样的学者，第一，他们在中国的座谈、交流、调查都会受到一系列限制，第二，当他们在西方发表了这一类的文章之后还想去中国，就会在签证等问题上受到刁难，于是就去不成了。中共用了这种手法以后，很多西方学者就只能顺应中共的限制，中国政府不喜欢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不做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很多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就和在国内顺应当局的学者的做法越来越接近，所以两者的看法也就越来越接近。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深入地了解中国，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一个论坛，有一些报纸和书籍、杂志，为那些能够讲真话、愿意讲真话、而且又具有学术分析能力的人提供这个机会，我们这个杂志实际上就发挥了这个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对中国改革的重新认识，是中国国内的一部分具有前瞻眼光、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的一些领先的学者们逐渐形成的一个共识。
本书文章的来源
我个人在八十年代直接参加了改革政策研究，当时我所在的中国改革政策研究所是赵紫阳建立的一个智囊团，我是该研究所的综合研究室主任。这个研究室主要从事与改革有关的政策研究，我本人经常代表研究所与赵紫阳和其他一些高层官员讨论经济政策。有过这样的个人经历和经验积累，我能比较清楚的体会到，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一些国内学者对中国改革的分析和判断为什么很有力度、有远见，常常在事情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提前三、四年预见到可能的结果。我们这个杂志从98年开始陆续刊登这样一些文章，到去年时已经刊登了很多。由于它是期刊，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把它们攒在一起，虽然网站上有，但是国内的人要访问我们的网站需要用代理服务器，并不方便。还有很多人希望通过印刷的形式把这些文章集中在一起，不仅阅读方便，还有利于传播，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互相传阅。
我们选择何清涟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这篇文章的标题作为这本书的标题，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很多网站、个人博克都贴出来了。《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这本书是《当代中国研究》出版的系列丛书的第二本，第一本叫“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主要是对从1949年到80年代中国历史中一些长期被官方掩盖的真相的披露，这里面的很多文章都是国内的作者经过大量的研究而撰写的成果，涉及到若干重要问题。这本书这本书两年前已经通过博大出版社出版了。
被神化的中国改革
过去二、三十年来，在中国社会上通过当局的宣传出现了一种对改革的神化，似乎改革是天然合理的，好像什么事情放在这个旗帜下就是不可以碰的，不可以批评。似乎一提改革，什么都是对的。早在90年代末期就有人提出质疑，在《中国改革报》（国家体改委的一个机构编的一份报纸）上有一篇短评，说“改革不是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在改革旗号下、塞在这个旗帜下、被这个旗帜掩盖的种种似是而非的政策措施，其实很多都是都是损害社会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而老百姓正是在改革神话已经深入民心二十几年、三十年的情况下，似乎对什么是改革、什么不是改革、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已经失去了判断力。所以很多人一听到（对改革的评价）就说，“哎呀，你怎么能批评改革呀”，似乎改革已经神圣到了不可以批评的程度。
那么，究竟对改革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从改革一开始就被误导的。改革只是一种政策措施，一种措施该如何评价，不应该由决策者说了算，不能由政府说了算，也不应该由那些智囊说了算，它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客观的评价标准就是：这个改革的经济效果、社会政策究竟是怎么样的。经济效果是说这个改革对经济的作用是什么；社会政策的含义是说，这个经济政策在设计和推动的时候，它是不是包含着社会正义、社会公正的考虑，还是政策设计一开始就偏向某一个集团，偏向某一个社会阶层，故意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若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样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不正义的，缺乏社会正当性的。
中国在八十年代推行的改革政策中，可以讲具有正当性的改革政策比例比较大；而从九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政策挂着改革的旗号，越来越缺乏改革的正当性。具有改革正当性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一直到最近，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新三座大山”，指的是医疗、高等教育和住房。我记得国内有一首老百姓编的民谣， 说的是“教改是把二老逼疯”，教改实际上就是高校大幅度提高收费标准。
这样很多家长为了把子女送进大学去，就不得不把全部储蓄掏出来；“医改是让人提前送终”，因为现在医疗改革的结果是把医疗的社会保障功能取消了，变成大部分人看病全部要靠自费，而医院的收费大幅度提高，很多人一生的积蓄看不了一场病；“房改是把口袋掏空”，好不容易分来的一套公房，本来已经分给居民的房屋又实行“买断”，很多人为了买下现在居住的房子，把大部分储蓄都掏出来了。其实，现在官员们仍然能够享受公房分配，或者用很低的价格住很高级的、面积很大的奢侈住宅，而普通的公务员、普通的工人、农民，就只能花高价买房子，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住房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一家子怎么样辛苦一辈子，都不够钱买一套很小的住宅了。这个“新三座大山”的出现本身就反映了从九十年代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改革的正当性被政府采取的改革措施破坏了，换句话讲，中国今天的改革越来越偏离民族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越来越偏离大部分民众的需要。那么它符合谁的需要呢？符合这个统治集团的一小撮人的需要。改革被统治集团劫持，成了他们剥夺民众的工具。
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如何认识改革就成了一个帮助大家重新认识中国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个人认为，可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八个字：认识改革，认识中国。因为在今天，改革神化在国内仍然存在，很多人还是觉得不能批评改革。其实，如果不能真正认识改革，实际上也无法真正认识中国为什么存在一系列问题。还有，在目前的状态下，中国可能向什么方向移动，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想，这一切都离不开认识改革。这本书其实就是帮助读者分析认识这些问题的。@
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购书信息
本书在香港和北美等地书店均可购买。读者也可以直接和美国博大书局(Broad Book USA)联系购买。电话：免费直拨1-888-268-2698 1-718-886-7080 电子邮件：order@broadbook.com 网上购买：www,broadbook.com
注：本文是程晓农在五月二十六日纽约新书发表会上的演讲，由晓彬整理，程晓农博士校阅。为便于读者阅读方便，编辑附加小标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