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0日讯】吹捧领袖，实际上是害了领袖。
大家天天唱着、叫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实际上，这不能提高毛泽东的水准，而是害了他，使他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最近看了本写“七千人大会”的书《变局》，深感震惊。当时，已经饿死数千万人了，但伟大领袖还在考虑自己的得失。七千人大会上几乎所有干部都在批评，不少干部由于难过而泣不成声。当时，只有林彪，仍还在吹捧领袖，所以，他后来成为毛主席的革命接班人，这不是偶然的。据说，文革中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就憋了气（大意）。而毛泽东自己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也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倾向……”（大意）。可见他对1962年的事，多么记恨在心，以至发动了一场毫无道理的文化大革命。我实在不明白，他太自私了吧！这样的人何以成为“伟大领袖”？
饿死数千万人，就是皇帝，也要下“罪己诏”吧。
毛泽东对于“七千人大会”那些一点也不重的“批评”，竟然这样耿耿于怀，对不起那数千万亡灵，实在谈不上伟人。
所以说，人们要警惕啊：“赞美”可不是好事，更别说“溢美”了，很少有人能不被夸得晕头晕脑的。毛在开始闹革命的时候，未必不谦虚谨慎，但是，经不住一年又一年的赞美，经不住亿万人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声浪席卷中国，人，哪里会有那么多“自知之明”的？
所以，不卑不亢，不吹捧，不溢美，只向上级或高级人物们讲道理，才是真有意义的。这，也确实很不容易。
人们吹捧领导，千百年来，已经成了中国最强的“习惯势力”。
所以，中国后来的领导人们，仍然只能收获“吹捧”。他们也的确喜欢这些。
拒绝吹捧、而寻求批评的皇帝，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一人而已。所以，事情也实在太难了。
文革中的1969-1970两年，我在天津葛沽原4701部队农场劳动，接受再教育。由于我有“政治错误”，当时被扣了工资，只发生活费。我现在想起来，那时连队里经常开大会，有一次全连开大会，指导员（解放军）说，现在北京有个写匿名信的反革命案子，线索是：写匿名信的人对“七千人大会”比较熟悉。后来我发现，这个线索，似乎是要指向我了。班长也找我谈话说，现在呀，就是李志宁不觉悟，如果你李志宁觉悟了，我们真的可以挖出几个大案子！
我一听，心里很生气，但又说不出什么来。人家也没有明确说，就是你李志宁作的案。
但是我知道，我对“七千人大会”一点不熟悉，我从来就没有听到父母亲讲过这件事。这个“线索”是白搭的，而且我其实也根本没有给党中央写过匿名信。
我知道，当时的他们，也挺想能破个案，好立个功什么的。
我未能满足他们。我不能胡说八道。
七千人大会，现在，人们全清楚了吗？也不一定。材料是不少了。刘少奇勇敢地讲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与毛之间，是非功过也都很清楚了，但我总觉得《变局》这本书，写得不错，材料不少，但缺乏的，就是看历史问题的高度。
我认为，当代人不能总是从当时的观点和感受来看问题。而应有历史的高度。例如毛泽东的脾气和气量问题，非同小可，而不仅是个个人的优缺点问题。在一个专制制度下，这成了绝大的问题，他可能因为自己的不满，而把全国抛入灾难。小布希也很专横，但他在民主制度下，他不能对反对者再搞第二次“麦卡锡”运动，他也不可能开枪镇压反战游行的数十万民众。
所以，在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下，个人的品质特点，作用是不一样的。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社会现在竟会变得这么糟。如果说，大家在其中，都“知道”这种风气很糟，只是个人没办法改变它，那倒也好，问题是现在很多人似乎已经不“知道”中国目前是个不正常的重病国家。一些年轻的人们，也没有见过别的社会、也没有经历过去的世代，他们还认为正常的社会就应该这样，或只能这样。这是很让人深感无奈的。邓小平的改革，到底是把中国“正常化”了，还是“腐化”了、使之不正常了？这是50岁以下的人不能用“经验”来回答的问题。这是真正可怕的现实。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