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8日讯】【魏京生基金会注：文中第三段魏京生提到的物品不是照相机，而是一个当时鲜见的日产小型录音机。是当时魏京生的法国友人（现任魏京生基金会董事会主席）玛丽侯芷明女士赠送的。在魏京生入狱后，这个录音机幸存了下来，并得以用于记录下魏京生在法庭的自我辨护词。当时为此提供重要帮助，乃至付出自己自由为代价的人士来自民主墙的不同组织，特别要提及的有：刘青、路林、北岛、赵南、李楠、徐晓等。】
专制需要伪装，邓小平在七八年权力不稳固的时候也需要民意，也需要“自由”的空气，西单墙固然有无数热血青年的无私奉献，但是，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也必然有权力者的默许。邓小平的一句：“西单民主墙是个新生事物，好的很”，把民主墙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兴奋的人们为此欢呼雀跃。可伪装就是伪装，早晚要揭去，如果伪装的没有瑕疵，可以永远的欺骗下去，我宁愿相信那份伪装是真。邓小平在权力得到巩固后变脸了，他不再说好，而是将刚刚腾空的监狱填满。平反过去不是为了昭示未来，仅仅是换一种奴役的方式，换一批被奴役的人。很不巧，在右派彻底摘去帽子，获得赔偿，而不再成为“运动”对象，专制对像时，我接替了他们的位置。总得有人成为专制的对象，没有对象，专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千万别天真，也千万别为自己不是对像而欢喜。
撕下伪装需要技巧，变脸也是艺术，可别小看。一，要消除警惕，让多数人相信不会“秋后算账”，至少，不会算到自己的头上，二，先动那些有瘴的人，不那么纯洁的人。比如，像张文和卖表，卖相机可疑，比如，我偷车，让同情我的人闭嘴，比如，付月华是个“疯子”，疯子还搞什么“反饥饿”、“反迫害”游行？又比如，北京市民都是“害群之马”，只会拿砖头说理，不杀你，杀谁？三，把握时机。没有充分暴露时，动无益，等充分暴露后才能一网打尽，五七年有效，文革有效，七九有效，八九有效，似乎，现在依旧适用，只是很少有人信了。
三月十五日，我去魏京生家探听一下他是否有危险，看到他一切正常，谈起昨天的经历，他道：“看来危险来临了，你们先走，我留下，总得有人负责，与其大家一起负，不如一个人承担，只是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比如，平妮的事不能说，外国人给相机的事不能说”，我问：“车还在幸福三村的事如何处理”，他建议：“最好取回，因为换牌子时留下了你的手印”。于义在场，他说：“外地有朋友，我们可以去那里躲躲”，经商议，下午五点我与于义在北京站见面。
离开魏京生家，我去了趟单位，十五号正是取工资的日子，我领了四十一元钱，也正是这笔钱，使我在看守所半年的时间里经济上变的很宽裕。到幸福三村找到了那辆偷来的车，上车时还特意观察了一下周围，未见异常，可就在我准备打开车门时，对面一辆212吉普驶过，我犹豫了一下，但是，当我看到前排坐着一位为女士后，放松警惕。上车后很顺利的打着火就更让我放下悬着的心，如果他们想人赃俱获，在发动机上做些小文章就会使我坐在车内却打不着火，坐在车上可以说不是为了偷车，可打火的事实就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偷车了，偷又偷不走，抓捕的危险性就小的多。
我是挺聪明的，为他们想的很多，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的不聪明反而使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他们不抓我。我将车开上马路，就感到有些异常，所经之处都是红灯，我只好选择右转，在进入工体北边的那条马路后严重的情况发生了，在一个路口的警察岗楼里，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发现我的到来后迅速跳出岗楼，站在路口拦截我。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油门不减反加，高速冲向他，他还是怕死，及时的躲闪了，躲闪后迅速的上了212吉普车，尾随追我。当时的那条马路很窄，两辆车会车没有问题，三点相会不可能，后面车离我越来越近，前面又有一辆公交车不紧不慢的行驶着，对面也有一辆相同的通套车驶来，怎么办？必须超！我加大油门，逆行驶向对面的车，唯有这样才能避开“三点一线”，也唯有这样才能摆脱后面的追踪。对面司机的表情异常的不屑，他不相信一辆小车敢撞向他，看来他丝毫不准备让道，我没有选择，加速冲向他，就在惨剧发生的瞬间，对面司机终于明白这是真的，而无奈的选择了向右打轮，上了“马路牙”，只听的咯登一声，我顺利的通过，身后却传来声嘶力竭的骂娘声，我暗道：骂就骂吧，谢谢了。超车后，追踪我的车辆至少被我甩下五十米，反光镜中也没有了他，可是，我没有来得及高兴，就清楚的看到前面的路口被卡车封死了，唯一的选择就是迅速靠边，弃车逃跑，手刹、脚刹并用，车还没有停稳就跳下车，窜入胡同之中，这次我可没有那么幸运了，钻进死胡同。
在警察将我押上车时，我猛然想起盲人算命先生的告诫：走背字的最后期限是三月十五号，过了这一天就没事了。我真后悔，怎么就忘了今天的日子那，人家再傻也知道蹲守车辆呀，昨天好不容易摆脱跟踪，今天却送上门来了。人的大脑总是这样，常常会犯一些低级的、事后怎么也不能理解的错误。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命”，命中有此劫，逃不过的。
最初，我被押到了位于老北京站附近的“传板”，在进行简短问讯之后，转送到位于鼓楼附近的“炮局”。押解途中警察对我说：“你小子可以，车开的够快，我的车九十马力，是改装的，八十麦速度，竟追不上你”，我此时的心情还没有恶劣到崩溃的地步，还能很不屑的答道：“我是开公交车的，天天在人堆里跑……”，没等我说完，警察就耐不住了，冲着我的屁股就是一脚：“还他妈挺牛X”，我暗道：反正开着车你是抓不到我。不过，我也真够倒霉的，怎么就进了死胡同那？
刚领完工资，我就买了两盒烟，一盒“天坛”，一盒“牡丹”，“天坛”是留给自己的，已经打开了，“牡丹”本意是“走面儿”的，还未打开，眼瞧着这么好的烟将被扣押，实在有些不甘心，我很少能抽上这样的烟，大着胆子与警察商量：可否吸口烟？“你他妈事儿还挺多，忍回儿吧”，警察的答复几乎让我绝望。可还是厚着脸皮乞求道：“刚买的牡丹，还没有开包那，多可惜，就抽一根”，警察露出了笑脸，“行呀，你小子还挺有钱，还他妈抽牡丹”，“不是刚开支吗，奢侈一下，我平时只抽天坛”，我还在努力争取着。“你小子不是第一回吧，话他妈还挺多，得得，抽吧，别他妈把车给点了”。拿出烟，我诚心诚意的递给警察，他不领情：“别他妈来这套，抽你的”，我弄了个没趣。心里想：还真不想给。猛然，想起阿Q，真不知：“诚心诚意的给”与“真不想给”哪个是真？那烟抽的真舒服，深深的吸着，就是不想让烟再从鼻孔里流出来。真的有些醉了，麻麻的，轻飘飘的，昏昏欲睡。
从书本上，我早就清楚的知道“自由”，“幸福”，“珍贵”，也会熟练的，恰到好处的将它们码放在适合的语境中。可是，当我抬着头走进看守所的那一刻，才深切的感触道：阳光，草木，平凡，琐事，甚至于不快都可以被此刻的我解读为自由，幸福，珍贵。只是因为我曾过多的享有，没去珍惜。
离别是痛苦的，但是，痛苦程度因人而异。我更多的遗传了母亲的多情，所以，最怕离别。离开父母，离开姐姐，离开恋人，离开魏京生，离开陆林，杨光，于义，马文都，使我极度伤感，孤零零的我将如何面对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熟悉的一些人和事，还能否再重复，再相见？@
刘京生2007，6，20.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个别细节略有更正。)
——魏京生基金会供稿(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