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9日讯】甲午一战，使清政府威信扫地，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昭示于天下，这逼使光绪开始走上维新变法之路。然而，由于慈禧、袁世凯等保守势力的强大，致使百日维新以彻底失败告终。但此时的情况是，变法已经成为不得不选择的一项强国措施，慈禧等的倒行逆施，只能缓解于一时，而不能长久持续。到庚子事变发生，义和团拳匪闹京城，八国联军逼使慈禧二次出逃。清政府终于又一次坐不住了，这次，连保守的慈禧也开始要实行立宪了。清政府在派五大臣前后两次出洋考察后，决定筹备立宪。光绪３２年（公元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３日，清政府颁发了预备立宪的诏旨。在这“预备立宪的诏旨”中，有一段是对清末国势不振的原因分析，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原因分析是怎样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护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府，无不公之于黎庶。”（引自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Ｐ３２３）
这一段清政府自己对国势不振的原因分析，我觉得分析得非常中肯，一针见血。可惜的是，清政府自己虽然对国势不振的原因已经一清二楚，然而针对这原因，等到要对症下药时，却又犯糊涂了：要么不肯服药，要么拖延服药。拒绝服药，拖延服药的结果，大家都明白，那就是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使清政府立宪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觉得，清政府自己对国势不振的原因分析，不但适用于当时的中国，而且同样适用于世界上一切“国势不振”的国家，因为“国势不振”，不管古今中外，其原因都基本上是相同的，那就是：
⒈“上下相暌，内外隔阂”
一国之内，为什么会发生“上下相暌，内外隔阂”的情况呢？一国之政府，怎么对自己属下的百姓会有隔漠之感呢？原因无非有二：①言论没有自由。一国之声音，全是政府自己的歌功颂德，而没有底层百姓的声音，长此以往，自然就形成了在上者不知民众在想什么，虽然他们事实上是知道民众的生活是如何艰辛困苦的，但他们眼不见心不烦，或耳不闻心不乱。自欺欺人地一相情愿地自信自己的统治天衣无缝，完美无缺。想当然地自信百姓的生活是安居乐业的，什么大事都没有。其实，早已经千疮百孔了，只是他们心存侥幸而已。②在上者的自私自利。就像慈禧为了过自己的生日，为了自己的奢侈休闲，会不惜拿海军的军费来修花园一样。在上者的贪婪，是个无底洞，怎么也没有满足的一天。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尽的，在沉醉于自己的权威时，怎么会想到有落魄失败富贵一朝灰飞烟灭呢？只管自己享福，哪管死后洪水滔天。这是一切愚蠢的统治者的通病。慈禧如此，纣王如此，历史上一切昏君无不如此。
⒉“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护国”
要问的问题是：官为何会“不知所以保民”的？民为何会“不知所以护国”的？也就是说：官为什么不保民？民为什么不保官？
先说“官为什么不保民”。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都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官保民都不会是自觉自动的行为，而是被逼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没有外界压力逼迫的情况下，官是不会自觉自动地保民的。只有给官压力，督促官来保民，官才会不得不保民。我国历代的封建专制情况下，都是皇帝一家在给官保民的压力，因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皇力所不及的地方，官就自然地出现不保民的现象了。而当清末的时候，帝力衰微，自然全国更的地方出现官不保民的情况了。
由此可见，由皇帝一家给官压力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包括上级官员给下级官员压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给官压力的权，下放给广大民众，让民众拥有给官压力的权——那就是决定官上下的选票——才能实现官保民的良好局面。否则，一切都是枉然，一切都是空谈，一切 都是换汤不换药，仍旧是官不保民。
再来看“民为什么不保官”。上行下效。民众是向官员学习的，一国之风气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一国之官员的好坏。当官都不保民的时候，民哪还会反过来保官？不对官下黑手扔板斧，已经是不错的了。更多的情况下，民不但会落井下石，还会自动奋起反抗。只有官先保民，民才会有保官之心。在这个世界上，绝不会有官不保民，而民却保官的情况出现。如果出现了那样的情况，那也是反常的，不会持续多久。
其实，只有当官民利益一致的时候，才会真正出现“官保民”“民保官”的良性循环。那么，如何做到官民利益一致呢？很简单，那就是“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只有给民众自由的发言权，民众的需求在上者才会知晓，只有大家的利益诉求都放在桌面上，做出的选择才不会一方得利，一方却失利。只有大家的利益诉求都放在桌面上，双方作公开、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才会有相互的妥协而达成“双赢”乃至“多赢”的结果，才会出现“君民一体，呼吸相通”的理想局面。
清政府自己对国势不振的原因分析，说得很地道，说明他们骨子里是清楚的。然而，说说容易，做做难啊。清政府没有做到“实行宪法，取决公论”，没能做到“给民众自由的发言权”，致使后人哀其不幸。然而，后人就吸取清政府的经验教训了吗？后人仍没有做到“实行宪法，取决公论”，没能做到“给民众自由的发言权”，致使后后人复又哀后人之不幸。如此后人哀前人的历史悲剧，在中华大地上，一再重演。就我所知，秦亡后，就有后人哀前人的感叹了。有感叹而无实际行动，有感叹而无想吸取经验教训之心，又有何用呢？
最后，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今日吸取清政府的历史经验教训了吗？我们做到“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做到“给民众自由的发言权”了吗？笑别人是容易的，在笑别人的时候，最好先看看自己的言行，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再笑不迟。
２００８、２
于速朽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