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3日讯】去年年底（２００７、１２、２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在近两个小时激情洋溢的讲话中，至少有22次讲到“解放思想”。由此，发出了“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动员令，掀起了引人注目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民主是个好东西》作者俞可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特别是制度的改革，通过一些制度改革去具体实施，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能够增加我们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我留意到，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在广东解放思想学习论坛上提到解放思想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其中政府创新是重中之重，我很赞同他的观点。”（《思想解放不能空谈，关键在于制度创新》2008年2月27日《钱江晚报》）
“解放思想关键在于制度创新”的论断，是颇有见地的，但在这里，不管是汪洋，还是俞可平，还是高尚全，我们都没能从他们口中得知“解放思想”究竟需要哪些“制度创新”。即怎样的“制度创新”，才算真正的“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有没有评判的标准呢？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解放思想”，应该有评判的标准。
那么，“解放思想”的标准是什么呢？
１让每一个国人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
言论无罪，言论自由。这，本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常识，然而，这样的生活常识，在我们国人的生活中，却成了一种奢望。每一个国人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本是一个人活着的最基本人权。可就是这样的最基本人权，在我国却成了一种高不可攀的奢侈享受。
孟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位卑而言高，罪也。”孔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中华民族这两大“圣人”的言论，几乎都指向一个方向：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言论，应该是被一部分高高在上者垄断的，普通百姓是不应该对国家大事说三道四的。由于这样的对待民众言论的思想占据了我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致使言论控制成为历代的一个常态。
言论跟思想直接联系在一起，所有的思想都体现在各种各样的言论当中。可以这样说，离开了言论，也就离开了思想。历史，是非常苛刻的，留存在头脑中的思想，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只有将头脑中的思想外化为言论，才能被历史记住，才能被广泛传播。因此，没有言论的自由，就说不上思想的解放。给思想框上一个框，给思想划定一个范围，这只能是思想禁锢，而绝不能说是“解放思想”。
所以，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解放思想”，首要的一条评判标准是，看我们国人的言论自由还是不自由。只要言论自由的春风还没有真正刮起来，没有刮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那么，我们的思想还没有真得解放，还处于禁锢状态。
２在制度设计上，让国人拥有对官员的取舍决定权
我国的制度设计，历来的一个最大弊端就是：“官权”过大，“民权”过小，甚至于无。自从清末康有为等提倡维新，进行君主立宪的尝试，其目的就是希望实现对 “官权”的抑制和对“民权”的伸张。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官权”过大、“民权”过小的状况，还有待于我们国人继续努力争取“民权”的伸张。
“民权”的伸张，就是对人权的保障。“官权”过大、“民权”的实质就是侵犯人权，就是对人权的漠视。而要保障人权，要伸张“民权”，最好的做法是：在制度设计上，让国人拥有对官员的取舍决定权。
国人拥有对官员的取舍决定权，即让每一个国人都能对官员的取舍升降说得上话，用得上劲，其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国人用手中的票来说话，用选票来决定官员的取舍升降。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已经雄辩地说明这样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用选票来决定官员的取舍升降的制度设计，是当今世界上最可靠的官员制度。离开了这，还没有另一种对官员权力能够起到真正约束、监督、限制作用的制度。
“解放思想”，无疑是要在制度设计上，让国人拥有对官员的取舍决定权——让国人手中的选票真正运作起来。
３…… ……
“解放思想”的评判标准，肯定还有很多，但我想，上述两条是“解放思想”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连这两条都做不到，那么，何来的“解放思想”？
画地为牢，还是“解放思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真正“解放思想”，谁在禁锢思想，人们将拭目以待。
２００８、３
于速朽斋
──转自力瑾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