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日讯】2008 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公安局和政府大楼被民众的怒火点燃，官方喉舌谓之“打砸烧事件”，这样的论调分明让人感到，官方越来越弱智了。当今民谚云，说谎的最高境界是，说到自己都相信。官方早就达到这一水平了，在拚命愚民时，终年累月浸泡在谎言里的他们，也把自己的残存无多的良知、理性、智商洗荡殆尽，说起谎来，竟然如此幼稚可笑，充其量是骗骗自己的弱智脑袋。“打砸烧”，用在许多匪徒般的警察身上还差不多，素来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大陆百姓，羔羊般柔弱，甚至见了警察都绕着走，一俟公安上门，多半是先挤出笑脸，陪着好话沏上好茶伺候着，惟恐敬之不及。尤其警界败类，本暴虐之徒，复枪棍在手，俨然虎狼之群也。向来只有他们对老百姓“打砸烧”的份，岂料乾坤易位，今日，轮到他们抱怨了，口口声声说，老百姓对他们“打砸烧”。
官爷大人们未免太高抬小百姓了。多少次，老百姓被“人民警察”滥施酷刑，被屈打成招，竟然连个“冤”都喊不出，平白无辜被判刑，甚而至于被执行枪决，然后“平反昭雪”，可给婊子般的文人逮住机会歌功颂德了，口称“法制进步”云云。了不得，在西方社会，碰人一手指头都可能会触犯刑律，在大陆，警察竟然可以“先斩后奏”，有时也不奏，打死人就埋了。有“尚方宝剑”在手，这么厉害，如此威风，老百姓能有几个脑袋，安敢去招惹此辈。经常上访的老百姓更清楚，除了酷刑和栽赃是警察的专利，“劳教”也是其杀手锏，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只要是官们看你不顺了，一个电话，警车立即倾巢而出，随便想个什么点子，诱逼着你按手印画押，再不然，就随便用点什么刑，也不劳检察官费神，连法庭都不上了，取一纸“劳动教养决定书”，直截了当地将人推入牢笼。真是了不得，这样的一伙人，老百姓别说惹不起，就是躲，也未必躲的起。小小百姓，别说见了警察畏畏缩缩，就是见了城管，要是跑慢了一步，连小小的吃饭本钱都得被抢了砸了。另外，还有“警匪一家”的潜规则，黑社会以警察为老大，有恃无恐，害起人来更是没得商量。
这回，老百姓竟然往枪口上碰，往虎嘴里塞，竟然对公安局和政府大楼“打砸烧”起来。“逾万民众冲入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一个小县，竟有数万人出动，城里的男女老少都感奋了，激动了，同仇敌忾。不这样也不行。警察们不仅袒护罪人，且对前来述冤的百姓“大刑伺候”，竟至于唆使黑道暴徒将鸣冤者打死，这样的险恶情形，去少了，不够塞公安局的牙缝，等于是白送死。老百姓手无寸铁，必须用人海战术，对付一个拿枪的，至少得有几个赤手空拳的，如果他敢对一个开枪，其余的趁其射击之机，一拥而上，缴夺其械，只有人多才能保证关键时刻损失最小。不过老百姓是自发而起的，自然不会有任何的战斗计划。老百姓因怒而聚，顺势而起，既然没有组织，也没有纪律约束，不免进行些破坏。官们的办公场所越豪华，越引起老百姓的愤怒和破坏欲望。放火，因为心里久抑的怒火喷射出来，不可自已了，非要借助现实的火才能完全发泄。其实老百姓烧的还是自己的东西，县公安局、县政府、县委大楼，都是民脂民膏之所聚。单看此点，“非暴力”理论确有合理处。不过，待其卷土重来，自己的血汗结晶还得被他们霸占、践踏，那时，老百姓定然会有深憾。这不，黔省震动，各路军警向小小瓮安压来，一副必欲血洗之势，老百姓也只有后退一途，重回到奴隶的位置上不说，说不定还有灭门之灾。愤不可抑的百姓“打砸烧”，其实是潜在的“同归于尽”心理的歪曲反映，如果说这是以暴制暴，已是“暴民”，也是暴政逼出来的。从事件的前因后果看，老百姓可选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强势群体整死，死了也白死；另一条，虽然白死，也要拉几个恶徒陪葬。这是专制体制酿出的莫大悲哀，无以复加的痛，逼得我中华儿女，除了缩着头当顺民，就是站起身当暴民。大概，百姓的激进，有些学者是不能认同的，但，就是这样的绞肉机般的人间，才能产生这样那样的绞心绞身的痛，巨大痛苦带来的最本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抗争。百姓们没有学者的远见卓识，他们只是认为，这是起义，这是官逼民反，这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西方有《圣经》维持着道德底线，教堂里时时回荡着往圣先贤穿越时空的谆谆教导。“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对神的虔诚，实质是对令人仰止的道德高度的默认，长久潜移默化的道德熏陶使民选官员们多能自律，加上完善的法律和监督体系，和强大而独立的舆论，使政治运作良性发展，而民意又能通过四通八达的渠道反映出来，形成对社会公正的根本性保护。是故，西方社会罕有不共戴天的对立，鲜有非此即彼的矛盾，少有殊死相斗的惨烈。“而专制社会则是怒火累积而成的火药桶，随时可能被引燃，爆炸，在硝烟中产生一个新朝代或新时代”（引自本人之《是“疏”还是“堵”》）。在《圣经》“启示录”上，有这样的文字：“羔羊的忿怒”，“因为他们忿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圣经》的这些文字，不好在西方社会寻到相应解释，尤其是美，澳，加等，无论是据其国的历史还是现实，均不好挂钩，惟在大陆这是非之地，这剧变之际，能让人产生最多的相关猜想。这些猜想，有的又很合拍，令人宁信其有。对“羔羊”两句，我的理解便是：神州宛如羊圈，羔羊时可受戮，世世为人吞食，有朝一日终于狂怒，羔羊们“忿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不怒则已，怒则惊天动地；不争则罢，争则蹈死不顾。愤，可将羔羊变成狮子；怒，能把弱者变成强者。拿破仑说过，一头雄狮率领着的一群绵羊，会战胜一只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貌似柔弱的民众，能出现少数愤怒的狮子就够了，当然，事实更令人乐观：瓮安县可谓是全民皆兵了，万众齐呐喊，怒火冲九霄，有明末江南诸镇抗清的味道。而彼方，连县长、公安局长都仓皇而遁，此类党官平时看似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不可一世，其实分明鼠胆，以此辈将众，就算是果真率领一群狮子，也不足为惧。何况，平素如恶匪般的警察，其实只会欺软怕硬，个人利益至上，意志薄弱，贪生怕死，遇上以死相拼的百姓，血红的怒目和暴烈的呐喊足以使他们的拿枪的手颤抖不已，未必扣得动扳机，这些人最多是些仗势欺人的狂犬，决无狮虎之勇。
当今大陆社会，早已濒临崩溃的极限，只是由于种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在极限上下做着可怖的变动。快了，快了。突破这个极限，甚至只需一指之力。熊秉坤、金兆龙对其反动上级的两枪，其结果是将大清帝国打得稀烂；昔日罗马尼亚当局对托克斯神父一家人的迫害，导致了齐奥赛斯库暴政的垮台；射向阿基诺的子弹，彻底摧垮了菲律宾独裁统治。专制是顽固的，又是脆弱的；正是顽固坚持罪恶制度，坚持与民为敌，坚持欺世盗名，坚持鱼肉苍生的害人害己害民害国的愚顽不化的劣根性，使专制政权的各种能量消耗几尽，仿佛将熄之火，一点微风足以使其永远死灭。专制统治者的下场多半很不妙，齐奥赛斯库被枪决，还连累他妻子一块赴黄泉；几内亚的独裁者多伊，因拒绝交出所贪污的巨额赃款，被凌迟；南韩独裁者朴正熙被其亲信射击，倒毙在妓女怀里；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被人民赶出了国门，连其遗体葬身国内的要求都被菲律宾政府拒绝。但独裁者在“反人民”方面都有惊人的顽固，不到最后关头，不到濒临身败名裂的时刻，是决不会向人民低头的。清末便有绝好的例子：武昌发难，1911年10月29日，第20镇统制张绍曾与协统蓝天蔚联名发动兵谏，奏请清廷立即实行英国式君主立宪政体，提出12条政纲，要求清廷参照执行。几天内，清廷竟然命资政院按照张绍曾所提出的12条政纲，拟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于11月3 日批准，并宣示天下，11月5日，又发布上谕“即行召集国会”。立宪派多年来泣血陈词、上书请愿未能得到的东西，处于危机之中的清廷，顷刻之间，竟然全部答应，但，为时已晚，回天无力了。顽瞑固执的专制，在愚民残民之时，也使自身失去了正常的思维和健全的智商，在最关键时刻，连毫微的妥协让步都不肯，对于弱势力量提出的无关自身存亡的要求，都拒不答应，终于全盘皆输。“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里面有高妙的政治智慧，遗憾的是，独裁者不肯认真思量一下这句话。
大西南，川黔滇，历来都不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历朝历代，皆处于军事政治浪潮的边缘。然而，局于一隅、处于边缘的西南地区，是中国政治军事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敏感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的走向。明末，李定国在川滇的惨败，便是大明无法起死回生的最后注脚。袁世凯称帝，是西南首先发难，形成全国性的反袁浪潮。封建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如西晋、元朝等，也是先平蜀地，而后顺江东进，推向下游，削平偏安东南的政权。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政权统治中心）的各种联系都很密切，有着相似的社会矛盾，但西南毕竟远离统治中心，险山恶水的分割阻挡，加上专制力量的相对薄弱，和民族成分的复杂，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所以有利于夺取政权，有利于社会变革的产生。同样的矛盾，在中原地区能够暂时被专制压制，在西南地区就很有可能爆发出来。同样的力量，在西南会大有用武之地，在中原就可能会被消灭。比如，官商经济和专制腐败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殃及民生，在瓮安事件中，杨先生说，“矿山贪污的问题，还有水被污染，现在煮饭吃的水都没有。老百姓上访，就被抓。有7个人都被判刑了，说是扰乱社会治安，最重的还判了6年。”我可以断言，单单是在反抗环境污染方面，瓮安百姓就比大多数内地百姓做得好，偏远山区的环境污染都如此严重，况内地乎？但内地百姓的抗争力度未必强于偏远的瓮安。而公安胡作非为，与黑道沆瀣一气，鱼肉百姓，各地俱有此种情况，但瓮安百姓先起来了。内地百姓，就安于观望吗？将来的社会走向，殊难料定，但只要专制统治一天不停止和民众作对，民众的反抗就一天不会停止。我希望本已多灾多难的华夏百姓少流些血泪，以代价最小、破坏性最小的抗争，推动中国的民主变革，使中国人民的民主之梦早日实现。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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