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9日讯】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记者对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访谈，刘鹏对于奥运会后海内外高度关注的举国体育体制进行了回应，称将坚持举国体制，反驳了其劳民伤财说。
雅典奥运会后，有一篇文章写道：“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50亿元。如此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就要花费200亿元。如果这次中国队获得30枚金牌，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差不多是7亿元，真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刘鹏对此反驳说：1988年，国家对国家体委的财政拨款为2.36亿元，到2004年增长到8.8亿元。这笔钱并不仅仅是竞技体育投入，更不仅仅是金牌支出，它包括体育总局直属系统5000多人的工资、办公费、群众体育经费等。8月24日，刘鹏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透露，国家每年对体育的投资为8亿元。“如果以此平均，本届奥运会中国共获51金，每枚金牌的投入不到1570万元；以100枚奖牌计算，每枚投入为800万元。”（8月26日《新京报》）
刘鹏先生指责那篇文章的作者杜撰数字，荒诞不经，但是他两次提供的数字也并不一致，而且其算法也不准确。一来既然算投入产出，体育官员们的工资、办公费用等当然必须算在内，不能只算训练费用；虽然其中可能包含了群众体育费用，但众所周知它充其量只能“叨陪末座”。二来国家每年投入国家体委8.8亿元，而奥运会是四年一届，因此不是8.8亿元产出51枚金牌，而是35.2亿元产出51枚金牌，平均每枚成本不是刘鹏先生所说的1570万而至少是6900万元。三来这部分投入只算了国家级投入，各省、各市、各县总量更为庞大的投入没有算在内。众所周知的常识是，最高一级的优秀运动员队伍都是从全国各地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层层选拔上来的，一个成功者的下面，埋没着无数不成功者。综合起来，基层的投入总量远大于国家一级的投入。
既然要算经济成本，前提就是要信息公开，公布全国范围内国家财政投入竞技体育的成本到底是多少；纳税人也有权利要求有关部门公布真实成本。在此基础上的讨论才是公正平等的。但是迄今为止，官方对国家投入竞技体育的成本始终未予公布。这与纳税人权利要求、与公共财政要求相距甚远。而举国竞技体育最大的经济逻辑，就是国家的巨额投入，产出却微不足道。而产出部分，全部成了极少数体育尖子、体育官员和教练集团的集团利益。这正是他们极力维护举国办竞技体育的原因。
当然，对于竞技体育，我们要算经济账，也要算其他账。但是其他账算起来，可能对“举国体制”更为不利。一是要算人文体育的账。举国竞技体育的一个重大弊端是魔鬼训练使绝大多数专业运动员（请与国外的职业运动员区别开来）落得一身伤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终生与奥运金牌无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因伤痛和知识贫乏在退役后缺乏一般人的谋生能力。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当起了搓澡工，自行车冠军贾根萍则生活在被垃圾包围的简易平房里，马拉松冠军艾冬梅摆地摊想卖金牌谋生。因媒体的强烈关注才获得改变。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冠军尚且如此，其他运动员呢？
有人认为，体育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牌在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等方面更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是在算“政治账”。但体育的政治作用不可过分夸大，体育应该回归体育本身。一个国家的进步，归根结底是制度的进步。体育金牌充其量是一个国家弱小状态下短暂的“精神兴奋剂”，它不可能把广大民众的热情引导到“推动制度进步”这个理性诉求上来；而且，随着金牌数量的增加，人们对它的兴奋度和敏感度却会递减。
—转自作者博客，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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