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7日讯】邓小平生前迈不过“六.四”这道“坎”，使他无法“完美谢幕”。邓小平身后，“六.四”更是评价邓、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于是有人痛心疾首发出既像慨叹、又似惋惜的声音︰“邓小平一世聪明，晚年却犯下如此重大错误（指六.四屠杀—-笔者注）——甚而叫罪行，令人叹息。难怪他不留下遗体而将骨灰撒向江河。我认为就是担心有一天人民给他算账，看来“老爷子”心里是明白的……”。
其实，民众的心里比“老爷子”更明白！
历史无法改写，议论则可有假设，但必须缜密求证。现在我们就假设六.四开枪杀人前邓小平就已撒手人寰，自然责不在他。难道邓小平就可不担心“有一天人民给他算账”，他就可庆幸自己“一生真伪有谁知”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现在我就抛开六.四不讲，略举大端来看看邓小平其人其事。
首先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如果说毛泽东是制造那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字狱、言论狱、乃至思想大冤狱的“主刀手”的话，邓小平则当之无愧是其“第一副主刀”，第一得力助手。高层的和省一级以上的“大右派”基本上都是经过邓小平之手打入“右册”的。而这些人正如大家都已知道，中共自己也已承认了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都是所谓“错划”，说白了就是乱冤枉人，乱整人。如果说，当时邓小平是迫于老毛的淫威，违心作“案”，伤害了人的话，那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仍坚持“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那就是为了集团和个人的私利，存心作恶，恶不可恕了。难道其人的真伪还不暴露无遗吗？
下面再看邓小平“复出”已手握党政军大权以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国内、国外干的两件大事。对内，先是为了搞垮华国锋及“凡是派”一伙，他先是支持北京民主墙运动。可是等到华国锋及“凡是派”土崩瓦解大势已去后，邓小平几乎与毛泽东如出一辙地玩起了“鸟尽弓藏”，过河折桥的“阳谋”游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对“民主墙”的热血青年，有识之士大加打压。最典型的就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魏京生冤案。一个北京市的普通工人竟被定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而判刑入狱。在中国，一个普通工人能拥有什么“国家机密”？这与老毛的信口开河，“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邓氏此举，也可说首开了滥用“泄露国家机密罪”的恶劣先例，此后这个“罪名”就像萨司（SARS）一样在大陆如瘟疫般地流行了。紧接着，老邓更一不做，二不休，他一句话就把已写进宪法里的公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给“废”了。与毛之独裁，视宪法为“手纸”有何异哉？
而在对国外，邓先生更搞了个“大手笔”的动作，那就是所谓的“对越反击自卫战”。其实所谓的“自卫反击”是假，“围魏救赵”才是真。斯时也，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邪恶政权，正在柬埔寨进行反人类的族群灭绝大屠杀。杀了一百多万人，杀人“比例”之高，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残暴。就是这样一个千夫所指，万恶不赦的邪恶政权，由于越共的出兵进攻而面临灭顶之灾。而我们的邓小平先生，却为了给波尔布特“解围”，竟然用中国青年军人的生命，去“上演”一场现代版的“围魏救赵”大戏。为此，有多少中国人倒在异国他乡血染的“风采”中？这恐怕才真正属“国家机密”，咱老百姓岂敢多嘴？但根据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而根据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的《越南人民军50年(1944-1994)》（军事谊文出版社有中译本）称︰2月17日中国出动60多万军队，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数千门大炮在广宁至莱州的整个北部边界全线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经过30个昼夜(2.17-3.18)的战斗，越南消灭和重创了中国3个团18个营，击毁和击伤550辆军车（坦克装甲车280辆），击毁115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缴获了大量武器。越南方面称中国伤六万余人，两万多被击毙！——“越南鬼子”的话，很可能“报喜”，多于“报忧”；昆明军区的话是否“如法炮制”只有请您去问上帝。反正死人不少，则是双方的“共识”。
而最终邪恶的“赵”（赤柬）也并未得“救”，象波尔布特这样的政权不灭不亡是必无的天理！无辜的中国青年人的血却为挽救赤柬而流，真是白流了，为了去救一个遭全世界痛恨的邪恶政权而死，是死不得其“所”，比鸿毛还轻。我为这些可怜、可悲、身不由己的青年军人一哭！而邓小平先生，不仅“赔了夫人又折兵”，更欠下了中国民众的一笔大债。那些为邓小平“晚年犯下如此重大错误”而“叹息”的人莫非对此一无所知？仅凭此一点，人民就可找他邓小平算账。
而人尽皆知，19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导火线”是胡耀邦去世引发群众悲愤的抗议。而耀邦的英年早逝，邓小平则难辞其咎。胡耀邦、赵紫阳当年执政期间，是中共统治中国60年中政治上最开明，学术上最自由，新闻言论最宽松的时期。却因此也遭到了高层极“左”保守派的妒恨，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与既得利益，必欲置胡耀邦于死地而后快。因而以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莫须有的罪名发动突然袭击，逼耀邦辞职。此时的邓小平虽无毛泽东那样一言九鼎的权威，但仍是党内一号人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胡耀邦不仅深得民心，有大功而无过，而党内更有赵紫阳，胡启立等诸多改革开明派的支持。只要邓小平不“倒戈”，几个朽翁“老人帮”要扳倒总书记胡耀邦谈何容易！但关键时刻邓小平的出卖胡耀邦，倒向反改革势力，便使政局的天平向保守派倾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氏出卖与背叛自己培植的接班人的行为。使胡耀邦腹背受敌，反改革保守势力侥幸得逞。也说明在邓小平的心目中，骨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国家人民，只有特权私利。当然更没有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起码的认同。他处处考虑的只是他一党统治的稳固，和既得利益者如何更好的“先富起来”罢了。
如果没有胡耀邦“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画卷，就不会引发出八九年爱国学生们“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愤激烈，那么6月3日午夜至4日凌晨，北京城内也
就不会酝成“时时卧街血，处处戒严兵。恸哭连千户，随风撼古城。”的浩劫悲剧，肯定也不会有今日全球无数有良知的爱国华人与国际友人，每逢六.四夜的烛光摇曳星河暗“几处今宵垂泪痕”的哀思。自然也就免去了当局草木皆兵的紧张与“过敏”……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看清邓小平的真伪面目么？还值得去为他的“晚节不保”而叹息吗？
我向来喜爱白居易的诗。但他的“假如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放言五首.其三》），我则总觉得其历史虚无主义的气味太浓。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政治大人物，决不可能因一时一事的存废，便无法判定其人的真伪善恶。因此邓小平虽然不同于毛泽东的一世作恶多端，终生怙恶不悛。邓小平也为中国人作了一些好事（如否定文革、终止“阶级斗争为纲”、下放土地给农民“承包”、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等），但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指出的那样︰世界上任何好事都不可能将其存入“银行”，将来取出来为自己的作恶“还债”。所以即使没有六.四开枪一事，邓小平也早已盖棺论定。他在政治上仍是一个毛式的独裁者，是半个毛泽东，在经济领域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市场道路（即所谓改革开放），却将其异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贵式的市场经济。结果，只有少数权势者及其奴仆才可“先富起来”。对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农民与工人得到的实惠极其有限。而权贵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工、农、贫民，弱势无权，道德良知，江河日下……以至有人发出惊呼︰若长此以往，中国将“国将不国”矣！
邓小平生前自称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话是说得很好，但作起事来，非但不像“儿子”，倒更像“君权天授”的“慈父领袖”。因此，在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已成为时代主流意识的今天，难道我们还有必要去为一个专制独裁者没能“完美谢幕”而献上一声廉纪的惋叹吗？！
2009年6月16日完稿
《新世纪》首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