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讯】读了铁流先生的《二十年，逝不了的记忆》（见09年5月23日《观察》以下简称“记忆”）一文后，首先为我几十年的“右派”文友铁流先生在“六.四”二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发表回忆性文章感到高兴。中国近代史上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确需要更多当时的知情人和亲历者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作用是任何卫星拍摄的照片都无法代替的。
铁流先生近年来，因主办《往事微痕》民刊，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反右”运动史料而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此次他在“记忆”一文中，以当年记者的目光，记实的笔融，概述了1989年6月3日午夜至4日晨他所见到的军队开枪、坦克碾人、学子无辜丧命，市民见义勇为，直至义愤填膺……等一系列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镜头”，同样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因此，我要为铁流的勇气叫好，向铁流先生表示钦佩与祝贺！
不过铁流先生在“记忆”一文中，有的论述却使我感到失望和无法苟同。无论作为今日的读者或是当年的“右派”难友，我都感到有责任和义务向铁流先生诚恳地提出，既就教于铁流先生，亦请读者、编者、方家指正！
铁流先生写道：我认为“6.4”问题要想得到公正解决，首先各方都要认真地进行反思。政府反思：为什么动用数十万军队向学生市民开枪？当事者反思：为什么在争取民主自由中不讲妥协？一个劲的往刀上碰就是“革命”么？我反对用“人血呼唤民主”的奇谈怪论。不然何至有“鱼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结局。
铁流先生这段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法，看似“公正”的立论，完全混淆了是非黑白。首先必须肯定，1989年学生的民主诉求，是一场自发的、真正的爱国民主运动。我之所以要在爱国一词前加以“真正”二字，是因为那时的“爱国”一词，和今天官方媒体、帮闲文人，以及等而下之的愤青之流所谓的“爱国”（实则是爱执政党、权势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是爱人民，爱弱势百姓。痛恨当时刚刚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的、以“官批、官倒”为代表的贪腐现象。所以学生仅仅是要求反贪反腐，根本未向中共提出诸如全民普选，实行民主宪政一类的主张。我不是说这类主张不应提，而是学生根本就没提。对执政党，要求很低，根本没有挑战中共未经民意授权的统治。正如鲁迅说的，焦大先生骂贾府“并非要打倒贾府，到是要贾府好”（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而且当年学生的要求，只是如鲁迅调侃的那样：“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同上）。学生的这点要求，不仅完全是爱国的（爱民众之国，而非党国）而且非常理性、，几乎低调到了可怜兮兮的程度。
然而，当时我们亲爱的党，是如何回应学生这一完全正义合理的要求的呢？请看“我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著名的、一时震惊全国的4月26日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请看，是谁对学生完全正当合理的“反对官批、官倒”反贪腐的要求，毫无让步妥协之心，唯有“硬过三关”之意。一切置学生于死地的诛语都用上了，“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棍帽齐飞，杀气腾腾，恐怕就只差“反革命”三个字没有“出口成章”了。已是十足的“敌我矛盾”，这除了镇压，还有妥协的余地吗？因此可以说，当时搞这个4.26社论是党内以陈云、王震、邓力群一帮子死抱着既得利益和毛教条不放的朽翁老人帮极左份子，趁党总书记赵紫阳访北韩之机，假借中央名义抛了出来。其目的就是要有意激怒学生，就是要用毛“引蛇出洞”的故伎，用毛的话来说，就是要让“阶级敌人跳出来充分表演”。越把你这些学生嫩娃娃激得大怒，他们才好找机会“师出有名”痛下杀手。
而在后来，学生的主要要求也就是要官方否定撤消这个堪与当年“反右”时老毛御笔撰写的《这是为什么》的“六.八”社论相“媲美”的“四.二六”社论。学生就是这么一点要求，其他并未要求“道歉、索赔”（我并无意贬低、否定道歉，索赔之类的正当要求），可是一贯以“伟光正”自居的小平同志也好，李鹏先生也好，谁表现出了半点政治家的气量与风度。有的只是僵硬再僵硬，顽固加顽固，这能去指责学生（铁流先生巧妙地用了个“当事者”一词）不愿妥协吗？无理而又一点不肯退让的是官方。“妥协”必须是各退一步，无理一方半步不退，那就只能叫有理的一方“检讨、认罪”，像当年我们这些“右派”、“反革命”那样，这叫“妥协”吗？当年“反右”时或被捕后，铁流先生和我都和人家这样“妥协”过，又检讨，又认罪，结果怎么样？不是最后还是“碰在刀上”了吗？“4.26”社论，就是57年《这是为什么》社论的克隆版。“刀”，仍然是那把“刀”，鲜血淋淋，锋利而凶狠，到了“秋后算账”时，当年怎么“砍”的“右派”，同样可以用来“砍”搞“动乱”的学生。别人连“刀”都不愿放下，博闻疆记的铁流先生难道会不明白，还用得着尔等来“碰”吗？当年的学生不像今天的那些80后，90后，被党文化和拜金铜臭，犬儒主义彻底洗了脑，只关心找钱发财，吃喝玩乐，自我阉割了灵魂的“聪明人”。因此他们不愿跪下“认罪”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正如别人没有理由骂我们“右派”当年不该“鸣放”一样，我们没有理由妄指学生“不妥协”。
至于铁流先生所谓的：我反对用“人血呼唤民主”的奇谈怪论，不然何至有“鱼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结局。——此言真叫人听了觉得匪夷所思。所谓“人血呼唤民主”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歪曲学生领袖柴玲的一段内心独白和对政府的警告。人家的原话是：“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正如吴庸先生在《支持柴玲》一文中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段内心独白，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面对着复杂局面所能想到的最真挚的回应。我揣摩着这段话的含义，思索着它的答案的真实性，不由得被它说服，我以为这位天安门广场总指挥、23岁的女研究生说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道理。专制者对民众的暴虐屠戮是必然的，民众只能从被屠戮的血泊中认清专制者的罪恶，从麻木中惊醒……”。说得多么好啊！可是有人却把专制者对觉悟民众必然会有的镇压，（就像当年镇压“右派”）说成是你“一个劲的往刀上碰”，言下之意，你早点检讨、认罪不就行了吗？铁流先生，真不愧是个聪明人。
至于所谓“鱼蚌相争，渔人得利”完全是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民众要求肃贪惩腐，是正当的诉求与维权，不是与谁争利。也不存在什么站在一旁的“渔人”。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人“得利”的活，6.4一开枪，贪官污吏，奸商骗子，莫不弹冠相庆。从此腐败之门大开，势如浊浪排空，益发不可收拾。当年的“官批，官倒”如果比之于肝炎、结核，闹到今日，贪腐已势成癌症、艾滋了。这难道能叫“渔人得利”吗？
说句题外话，我与铁流先生多年相交，忝列知末。故早知铁流对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素有微词。正如他“记忆”一文中所说，他当时就可利用老板的权力，不许其员工去天安门。事后诸葛亮可以说你是为了保护员工，实则当时就是不支持，不赞同学生的行动。甚至（恕我冒昧说一句）认为学生妨碍了他正热衷的发财梦。去年我在成都与几位当年的“右派”朋友喝茶。其中朱国干与曾伯炎二位“右友”，对铁流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称，“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关键是“反右”问题，六.四算个什么“？他们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而朱国干先生知我要去北京铁流家作客。请我务必将此意见转告铁流。并请我在北京见到另一位在国内、外都深负重望的学者时，也务必谈一下这个问题。后来这两件事我都给人家办到了的，算是“不辱使命”吧。那位学者同意我的观点。而铁流则固执其见。
至于铁流先生在“记忆”一文中称：“‘6.4’事件的利与弊，它到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是加速了国家民主的进程还是滞后了国家民主的进程？那些政治人物，上至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以及鲍彤、陈一咨和学生领袖们，功与过，罪与错，是与非应怎么评说？不能用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什么叫“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铁流先生语焉不详，我不敢妄测。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铁流先生，1989年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必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而永垂青史。学生没错，开枪有罪。不仅如此，这场伟大的运动，对全世界也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两年后的苏联崩溃和东欧的解放就是最好的明证。正如当代作家舒心和孔捷生所指出的那样：
“历史没有终结，记忆还在燃烧”。
“89民运改变了世界，传递火种的前驱却倒在血泊之中。这是中国人最辉煌的记录，亦系最耻辱的一页”。——仅借此言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2009年5月24日完稿
（2009年6月4日首发《民主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