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2日讯】以暴力反抗异族统治，酿成血光之灾，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并不鲜见。自1745年清军横扫新疆，开始互相仇杀，两百多年间，国家暴力和民间暴力事件不断。今年7月5日在乌鲁木齐发生的“打游击”式的城市暴乱，是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流血悲剧。
不少识者因此检讨中国的族群关系和民族政策问题，其观点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在笔者看来，维汉两族并没有化解不了的深仇大恨，最根本的症结，还是一个民族尊严和民族自治的问题。不管代表大汉族的中国政府给予维吾尔族人多少具体的优惠政策，都不能安抚一个民族的深切之痛——自治权利的损失。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他人任意主宰，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维族人要浴血反抗的根本原因。
使用武力可以暂时压服不肯驯服的弱势民族，却会留下更大的后患。要想获得真正的稳定，还得另谋良策。去年笔者在台湾旅行访友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即日本统治台湾时曾一度创造了和平安宁。这个例子可能令中国人不太愉快，但可以给中国维汉民族冲突的解决提供一点借鉴。
1895年，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台湾人民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抗日运动由此兴起。然而，台湾的武装抗日运动只持续了二十年，在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后基本熄灭。当时台湾人放弃用武力抵抗异族统治，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已经成了被祖国母亲抛弃的“亚细亚孤儿”，孤悬海上，无处可以投奔。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却是，此时日本本土已经开始民主化进程，这个进程也影响到殖民地台湾，使台湾知识分子有了合法抗争的机会。于是，台湾人放弃暴力，开展了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殖民地的民主化一度出现曙光。
议员半数民选，日本释放自治权
在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治时期——“大正民主”。这个时期由原敬内阁主导，以“政党内阁、普遍选举、特权的限制”为特征。日本国内充满了比较自由的社会气氛，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关注殖民地台湾的不公平处境。
受民主思潮的影响和鼓舞，旅日的台湾知识分子组织了“新民会”，推动台湾的政治改革。其行动之一是要求撤销“六三法”，取消该法赋予台湾总督的立法特权，要求在台湾适用日本本地法律。这即是说，原来被视为次等公民的台湾人，要求平等享受日本的国民待遇。“新民会”的另一个重要主张是，要求日本帝国议会同意台湾人设置自己的议会。由此酿成了一个“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该请愿运动持续了14年。
就在旅日台湾人一次又一次发起请愿时，台湾岛内的社团运动也空前活跃。其中有蒋渭水等人倡导的“台湾文化协会”，以展开文化启蒙为宗旨，提出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反抗殖民统治的口号。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团体有“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民众党”、“台湾工友总联盟”、“台湾共产党”和“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等。
由于各种社会运动的抗争，日本殖民当局不能不考虑台湾人的自治要求。为缓和台湾人的情绪，日本人于1935年修改制度法规，公布《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正》。新法规定，台湾的州会、市会议员和街庄协议员，均由全部官选改为半数民选。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经由民选方式产生议员，虽然尚属不完全的自治，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可惜后来日本结束了“大正民主时代”，走向万劫不复的军国主义，台湾渐进改良的议会道路也因此中断。
比较起来，当今占领新疆统治维吾尔族人的中共当局，从未考虑过维族人的自治要求，从未在新疆进行过民主选举，也从未允许各种自由的政治团体为自己的权益发声。这样一味以强权压迫异族的结果是，把维汉两族人民推向仇杀的血海之中。
从吴凤神话看日本人怀柔治台
日本人治台的怀柔感化政策，在他们宣扬的“吴凤神话”里体现得比较充分。吴凤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不管是大清帝国，还是日本殖民当局，甚至光复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都一致把吴凤定位为“宽大慈爱、自我牺牲”的典型化身。自1935年后台湾的小学国语读本里，都有吴凤杀身成仁的故事。
该故事的大致梗概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汉人吴凤，被派到阿里山当通事。为了杜绝当地邹族人猎取人头祭神的恶俗，吴凤身穿红衣红帽让邹族人猎头。当邹族人发现这次被杀的人竟然是他们平日最敬爱的吴凤时，大为懊悔，被吴凤杀身成仁的伟大人格所感动，从此不再猎取人头。
在日治时代，日本学者在台湾详细考察这段历史之后，编写了《杀身成仁通事吴凤》一书，对吴凤化番的事迹进行了艺术加工。殖民当局盖起了吴凤庙，由总督亲自主祭，颁发匾额，还把该故事编成歌舞剧、拍成电影。如此隆重地宣扬一个清朝汉族官员的英雄业绩，日本人显然是别有所图。他们特意呈现出文明和野蛮的对立，将殖民当局的“理蕃政策”正当化。这是日本在对台湾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同时，为了巩固其统治，所实行的柔性的文化教化活动。
不管日本人构筑神话的动机如何，其手法还算高明。一方面，他们以清朝的官员吴凤做榜样，教育自己的官吏对台湾土着要宽大仁慈；另一方面，他们向台湾人显示，日本也弘扬中国的圣人之道，这样就给殖民统治涂上了一层友善的色彩。同时，日本人撰写的吴凤传记，还批判清朝官员擅离职守，不负责任，贪污受贿，纵容奸人，治民无方，治番无策等劣迹，这就巧妙地告诉台湾人，他们日本人的管治要比前朝更清廉更有效。
“王胡子”神话和库尔班大叔
一个社会流传什么神话，多少会反映其现实的一面。在中共治疆六十年间，流传下来的一个最恐怖的传说，即著名的“王胡子”神话。“王胡子”是共军将领王震的外号。1949年，凶狠的王震率领十万官兵进军新疆，杀人如麻。他甚至用大炮轰平维族村庄，大批维族人惨死。后来新疆人用王震的外号来吓唬哭闹的小孩，每当小孩子哭闹，大人就吓唬说︰“王胡子来了！”于是小孩害怕了，立刻停止哭泣。
据中共的历史资料，王震在新疆大开杀戒，杀得连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习仲勋也看不下去。习仲勋要求王震立即停止牧区“镇反”，王震不服，还发生过严重的争论。后来王震离开新疆，直到晚年，他对自己的杀人罪孽仍然毫无悔过之心。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北宋岳飞的《满江红》中的“胡虏”和“匈奴”，都包括维吾尔族。这种杀戮异族的豪情壮志，几百年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汉族将领。受王震崇拜的晚清名将左宗棠在率兵入疆时，也曾有“左屠夫”之称。在“精忠报国”的口号之下，毫无人道的杀戮被视为英勇的爱国行为。比较起来，日本人在台湾宣扬仁慈的吴凤，即便被视为伪善，也比中国汉族的这类杀戮神话少一点血腥。
关于维吾尔族的一个喜剧性的神话，是“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故事。1958年，新疆和田的一个农民库尔班‧吐鲁木，在北京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后来这个故事被加工成神话，在国画大师黄胄的画笔下，这位维族老汉骑着毛驴，弹着冬不拉，唱着赞歌，迎着朝阳向东方走去。就在中共大肆宣扬库尔班大叔北京朝圣的幸福之时，新疆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伊犁事件”（1962年），维族人民因饥荒而抗议，因抗议而遭到屠杀，几十万人悲愤逃亡他乡。
为了独裁堵死和平解决途径
从上述各种不同的神话，可窥见新疆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它既有一部历史的血泪帐，也有维汉两族的现实冲突，更关键的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如果不变革现行的一党专制制度，只空谈族群和解，以为调整一下民族政策就可以解决麻烦，那就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当今中共不愿放弃专制实行民主，只想通过给予维族人优惠和财政补贴的办法，来和维族人做政治交换，让他们接受现存的专制制度。这次乌鲁木齐的流血悲剧表明，这种交换已经行不通了。
半个世纪以来，五十多万维吾尔人被迫逃往他乡，顽固的中共当局拒不理睬他们的政治诉求。1998年，笔者曾采访欧洲“东土耳其斯坦联盟”主席艾尔肯先生，新疆维族流亡者中主张“和平非暴力”的代表。当时艾尔肯想要在流亡维吾尔人中建立一个议会，其诉求类似八十年前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民主自治主张。
艾尔肯先生至今未能回到家乡新疆去建立议会，而在北京致力于民族和解、反分裂反暴力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最近被拘押。看来，为了保住一党独裁，中共宁愿堵死一切和平理性解决新疆问题的途径，就连当初日本帝国给予台湾人的部分自治权，也不准备给予维族人。那么，当年吓得小孩不敢哭的“王胡子神话”，还会在今日被军管起来的新疆，以新的版本继续流传。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8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