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7日讯】车停在北京蓟门桥旁，许志永推开车门，说了这样一句话后离去。“最坏的结果是抓我坐牢，这也没什么”。不过，我们没把这话太当真。在之前晚餐上，他似乎保持了一贯的乐观与信心。他领导的维权律师组织公盟在九天前遭遇到查封，官方的理由是来自税收问题，但事实上谁都清楚——它是又一次以经济名义进行的政治压迫。
自从二零零三年的孙志刚案以来，三十六岁的许志永逐渐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维权律师之一。他为上访者提供法律援助，为毒奶粉的父母索赔，探访京城的黑监狱，他挨过打、被粗暴的拘留过，全因他试图为一群已经受难却失语的人群寻找公正。
而他参与创办的维权律师组织公盟，则是中国最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之一，旗下几十名律师，几乎全部是以免费的身份为不同的群体提供法律咨询，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到为邓玉娇案的辩护。它像是过去六年中国法治进程的某种缩影，一群青年人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帮助普通人获得基本的权利和尊严。他们推崇的是建设性，用一个个具体的行动，推动公民权利的增长，为充满绝望和嘲讽的公共空间中增加希望和信心。就像许志永在三个月前的一次演讲所提到的那样，他们寻求的是团结、共识、参与、奉献，他们要通过点点努力，来改变中国长久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一些时刻，他们成功了，另一些时刻，则失败了。他们当然也开罪不少当权者与利益集团——当他们为受害者寻求公正之时，特权者的特权也因此减少了。
在许志永和公盟的不懈的努力背后，是一个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中国。经济进步不再能给全社会带来普遍性的福利，财富差距迅速扩大；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达成了新的联盟，使得一种垄断利益集团出现，普通人的机会不仅减少，而且利益经常受到侵害；金钱催生了政治权力的扩张，造就了一个扭曲的经济结构；扭曲的经济结构带来了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也践踏了道德伦理，造就了更多的受害人群……于是，在中国这台庞大的经济机器轰然向前时，很多人跌落在车轮之下、被碾过，但他们的叫喊声却经常被轰鸣声所淹没。
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叹息，拥挤在上访村里徒劳地等待希望，举着伸冤的牌子默默的站在法院、检察院乃至中央电视台的门前。媒体很难给予他们空间，它们不仅被意识形态控制，也加入了娱乐化的潮流；社会精英很少关注他们的存在，精英们要大谈中国的全球领导力、经济增长率，弱者们不过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牺牲；官僚机构当然更不会有兴趣，这个政权建立的最基本哲学就是漠视人的尊严，人是工具、是材料，它曾经的国家主席都曾如此惨死，何况这些普通人；至于广阔的公众，他们看到身边的不幸者会有多么不幸，所以要拼命向上爬升，以获取少许的安全感……
一个新的现实已经形成，权力、金钱被顶礼膜拜，而公正、同情、良知则被弃之不顾。而对弱者抱有仁慈和责任，反而是傲慢和冷漠；弱者则心生怨愤和仇恨，他们可能丧失自尊而变得不择手段；而更多的人，没品尝过权势的傲慢，也没有体验过弱势的卑微，却有一种普遍性的玩世不恭和嘲讽心态，而在其背后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现实难以改变，只能默认它的存在。
许志永和他的同志们，是这个时代一个清亮的异端声音。他们不是追随着昔日知识分子的轨迹，仅仅通过自由、民主、宪政这样的名词与宣言来改变中国。他们深知，倘若不经由具体而微的行动，这些美好言辞只能空洞的浮在社会表层。他们也从未用大胆挑衅政府的姿态，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因为他们推崇的现实态度有可能改变很多个体的命运，而过分姿态感却仅仅成就少数人的自我目的。他们为这个充满混乱与愤怒的社会，注入了程式和希望。他们相信比起破坏，建设才尤其富有力量。
但这样一种力量，却仍旧遭遇了如此困境。在公盟于七月十四日被查抄后，七月二十九日的凌晨，许志永被警方带走，原因不明，去向也不明。我们二十三日夜晚的随性谈话，却不幸成了真。我记得那天夜晚他依旧的乐观，他相信中国社会在整体上仍旧是朝进步方向发展的，公众情绪的觉醒、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资讯扩散，都使得政府不得不放下昔日的傲慢。
许志永喜欢强调团结的重要，倘若专制体制的核心是要摧毁社会组织，让每个人都变成独自的沙尘，从而陷入孤立无援。那么，结成互助的团体，让每个人都为他人思考与分担，则是反抗专制的最具体和有效的手段。让我们用各种手段声援许志永，帮助公盟的重新运转，来告诉他们——你们并非孤立无援。
原载《亚洲周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