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7日訊】車停在北京薊門橋旁，許志永推開車門，說了這樣一句話後離去。「最壞的結果是抓我坐牢，這也沒什麼」。不過，我們沒把這話太當真。在之前晚餐上，他似乎保持了一貫的樂觀與信心。他領導的維權律師組織公盟在九天前遭遇到查封，官方的理由是來自稅收問題，但事實上誰都清楚——它是又一次以經濟名義進行的政治壓迫。
自從二零零三年的孫志剛案以來，三十六歲的許志永逐漸成為中國最著名的維權律師之一。他為上訪者提供法律援助，為毒奶粉的父母索賠，探訪京城的黑監獄，他挨過打、被粗暴的拘留過，全因他試圖為一群已經受難卻失語的人群尋找公正。
而他參與創辦的維權律師組織公盟，則是中國最著名的非政府組織之一，旗下幾十名律師，幾乎全部是以免費的身份為不同的群體提供法律諮詢，從推動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到為鄧玉嬌案的辯護。它像是過去六年中國法治進程的某種縮影，一群青年人如何用法律的武器來幫助普通人獲得基本的權利和尊嚴。他們推崇的是建設性，用一個個具體的行動，推動公民權利的增長，為充滿絕望和嘲諷的公共空間中增加希望和信心。就像許志永在三個月前的一次演講所提到的那樣，他們尋求的是團結、共識、參與、奉獻，他們要通過點點努力，來改變中國長久以來惡劣的政治生態。一些時刻，他們成功了，另一些時刻，則失敗了。他們當然也開罪不少當權者與利益集團——當他們為受害者尋求公正之時，特權者的特權也因此減少了。
在許志永和公盟的不懈的努力背後，是一個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的中國。經濟進步不再能給全社會帶來普遍性的福利，財富差距迅速擴大；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達成了新的聯盟，使得一種壟斷利益集團出現，普通人的機會不僅減少，而且利益經常受到侵害；金錢催生了政治權力的擴張，造就了一個扭曲的經濟結構；扭曲的經濟結構帶來了環境和生態的破壞，也踐踏了道德倫理，造就了更多的受害人群……於是，在中國這台龐大的經濟機器轟然向前時，很多人跌落在車輪之下、被碾過，但他們的叫喊聲卻經常被轟鳴聲所淹沒。
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嘆息，擁擠在上訪村裏徒勞地等待希望，舉著伸冤的牌子默默的站在法院、檢察院乃至中央電視台的門前。媒體很難給予他們空間，它們不僅被意識形態控制，也加入了娛樂化的潮流；社會精英很少關注他們的存在，精英們要大談中國的全球領導力、經濟增長率，弱者們不過是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犧牲；官僚機構當然更不會有興趣，這個政權建立的最基本哲學就是漠視人的尊嚴，人是工具、是材料，它曾經的國家主席都曾如此慘死，何況這些普通人；至於廣闊的公眾，他們看到身邊的不幸者會有多麼不幸，所以要拼命向上爬升，以獲取少許的安全感……
一個新的現實已經形成，權力、金錢被頂禮膜拜，而公正、同情、良知則被棄之不顧。而對弱者抱有仁慈和責任，反而是傲慢和冷漠；弱者則心生怨憤和仇恨，他們可能喪失自尊而變得不擇手段；而更多的人，沒品嘗過權勢的傲慢，也沒有體驗過弱勢的卑微，卻有一種普遍性的玩世不恭和嘲諷心態，而在其背後是一種深深的無力感——這現實難以改變，只能默認它的存在。
許志永和他的同志們，是這個時代一個清亮的異端聲音。他們不是追隨著昔日知識分子的軌跡，僅僅通過自由、民主、憲政這樣的名詞與宣言來改變中國。他們深知，倘若不經由具體而微的行動，這些美好言辭只能空洞的浮在社會表層。他們也從未用大膽挑釁政府的姿態，來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因為他們推崇的現實態度有可能改變很多個體的命運，而過分姿態感卻僅僅成就少數人的自我目的。他們為這個充滿混亂與憤怒的社會，注入了程式和希望。他們相信比起破壞，建設才尤其富有力量。
但這樣一種力量，卻仍舊遭遇了如此困境。在公盟於七月十四日被查抄後，七月二十九日的淩晨，許志永被警方帶走，原因不明，去向也不明。我們二十三日夜晚的隨性談話，卻不幸成了真。我記得那天夜晚他依舊的樂觀，他相信中國社會在整體上仍舊是朝進步方向發展的，公眾情緒的覺醒、互聯網技術帶來的資訊擴散，都使得政府不得不放下昔日的傲慢。
許志永喜歡強調團結的重要，倘若專制體制的核心是要摧毀社會組織，讓每個人都變成獨自的沙塵，從而陷入孤立無援。那麼，結成互助的團體，讓每個人都為他人思考與分擔，則是反抗專制的最具體和有效的手段。讓我們用各種手段聲援許志永，幫助公盟的重新運轉，來告訴他們——你們並非孤立無援。
原載《亞洲週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