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百年真相:杀人历史
对社会不同成分进行分类和消灭的狂热慢慢地达到了政治集团的最高层。如上所述,越南人的真正支持者如胡荣(Hou Youn),很早就被消灭了。“王国政府”的外交官于1975年12月被召回。并非其中所有人都是共产党人。除了两个人外,其他人都被酷刑折磨并处决。但由于柬共似乎从未有过任何有规律的行为模式,且由于不同地理区域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因此不断存在相互猜疑的气氛...
红色高棉胜利后金边的完全疏散,既让该市的居民也让世界其余地区非常震惊,这些地区开始首次意识到,柬埔寨正在发生异常事件。该市的居民自己似乎接受了其新主人所做的解释。后者声称,疏散是一种安全措施,可确保免受美国可能的轰炸袭击,且人们在其它地方会吃得更好。该政权无疑将因城市的疏散而永远被铭记。
驻扎这一带的日军因其上层早与共军有口头协议,所以隔山观虎斗,他们为共军消灭其侵华主要劲敌暗中拍手称好。
尽管有一种相当敏感的民族主义,但理性的柬埔寨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实际上是一场纯粹的本土悲剧的受害者,这场悲剧即一小群理想主义者转向邪恶,且可悲的是,传统的精英们无力做出反应来拯救国家或他们自己。这种组合在亚洲或其它地方远非特例,但只是很少会导致革命。也应归咎于其它因素,包括该国独特的地理环境,特别是与老挝和越南的漫长边界以及那个历史时刻。自1964年以来一直...
从毛泽东到波尔布特的传承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使红色高棉革命如此难以分析和理解的悖论之一。这位柬埔寨暴君的平庸无可置疑,他是富于想像力和老练的北京独裁者的苍白翻版。他在无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政权。该政权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持续蓬勃发展。波尔布特有其局限性,但足以让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看上去就像只是一场社会转型的试验或预备草图,而这场转型可能是最激进的...
中共政权是由前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长期听命于苏联的卖国傀儡政权,前苏联不仅向中共输出共产党专政和暴力夺权的理念、战略、制度和技术,而且还提供金钱、武器、顾问、情报和基地。中共是依靠内战、恐怖和谎言等非法手段夺取政权的。
共军逃进敌后,抢占被日军侵占的沦陷区,在那里装模作样地东打一枪西打一枪,大做宣传文章欺骗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在借日军的力量大规模扩地扩武,不打日军专打国军的勾当,为抗日胜利后抢夺国民党江山作准备,用意十分恶毒。
军队是最先组织“整风”的。1951年,在军中,“整风”与其说是压制性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性的。从1952年到1956年,“整顿”一直未变。一些再教育营气氛高度紧张,以至于刮胡刀和刀具不得不被没收,且通宵都亮着灯,以防止囚犯中发生自杀事件。然而,正是军队首先完成了清洗工作。迫害深深冲击了它自己的干部,以致于很多人开小差逃到南方。这一趋势使当局感到忧心忡忡。他们...
二战后,共产党人的压制性暴力重新部署为对法国殖民者的武装抵抗。关于法国远征军士兵被关押的监狱营地,有许多目击者的证词。许多人在那里遭难并死亡;在1954年签署日内瓦和平协议时,两万人中仅9,000人还活着,有待获释。印度支那山区特有的可怕疾病夺去了大批囚犯的生命。
承认共产主义在越南造成的伤害,今天仍是许多西方人厌恶的事情。他们反对该地区法国的殖民主义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并与越南共产党站在同一阵营。当时,想当然地认为,党是人们建立友爱和平等社会的希望及愿望的一种表达,似乎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其吸引力因胡志明(胡志明创建了党,并领导它直到1969年)的个人魅力、党员不寻常的坚持以及党对海外宣传狡猾的操纵而得以增强。
这次开办的江南集训班目的是派更多的共产党人潜入江南发动群众,为推翻国民党政权作准备,所以只学习二个月便结束,立即把他们派到江南,坑害江南众生。
尽管边境戒备森严,一些朝鲜人仍成功地逃脱。自战争以来,已有约700人穿行到南方,估计有数千人去了中国。自1993年以来,抵达南方的人数增加了4倍,并继续增长;1997年,约100人到达那里。他们中大多数人要么正逃避某种惩罚,要么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外部世界的经验。一些外交官和党内高官都在逃亡者之列。
在朝鲜,甚至是营地以外,都几乎不存在个人选择的自由。根据1996年1月3日一位电台评论员的说法,“应该将整个社会融合成一支坚固的政治力量。这支力量在一个人的领导下,作为一体去呼吸、行动和思考。”该国当代一句口号称:“像金日成和金正日(Kim Jong II)那样思考、交谈和行动。”
春夏秋冬四季的花应有尽有,阵阵花香美不胜收,使人陶醉。花开过不久,宅前宅后的桃李梅杏枣柿等树就结出各种鲜美可口的果子,远处看去好像挂在门前后院里满天的大小灯笼。
现在可得的另一份不寻常的证词,是中国边境附近会宁区一名营地看守的证词。此人于1994年先逃往中国,然后逃往首尔。多亏了他,我们现在对朝鲜集中营世界的了解才大大增加。据这位名叫安明哲(An Myung Chul,音译)的证人说,“坏臣民”被挑出来处决:“反叛分子、罪魁、杀人犯、孕妇(所有囚犯被禁止发生性关系)以及宰杀牛只、家畜或破坏生产用材料的人,在小小的牢房...
共产党在江西和其他根据地的肃反运动中,被杀害的人不计其数,他们都是被诬陷的好人,都是上当受骗,积极跟着共产党叛乱造反,为建立共产主义天堂而来的革命者,但却被共产党扣上莫须有罪名而杀害。
李舜玉(Li Sun Ok,音译)太太是劳动党成员,负责一个专供干部使用的供应中心。她沦为一场清洗的牺牲品,并与她的一些同志一道被捕。她长时间遭受水和电的折磨,被殴打并被剥夺了睡眠,最终对她被问到的任何事情供认不讳,包括特别是侵吞国家财物。然后,她被判处13年徒刑。
更可恶的是共产党还要把他们扫地出门,教唆逼迫民众用棍棒(翻身棍)打、绳索吊、开水浇、冰水冻、河水淹,以活埋和四马分尸等极其残忍的酷刑折磨杀害他们。凡搬不动的土地房屋和家俱等,就假扮好人,分给穷人。凡能拿走的都进了共产党的口袋,当作它叛乱谋反的经费,美其名帮助农民翻身。
朝鲜与斯大林的苏联一样,党内清洗的受害者名单将会极其冗长。一个人权组织统计,首届朝鲜政府的22名成员中,有17名被暗杀、处决或清除。
西藏是邓小平时代一些最严重暴行的发生地,毛泽东的长期影响比在任何地方都感受得更强烈。虽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政府赋予了少数民族特殊权利,并赋予较大的少数民族一定的行政自治权。但400万至600万名西藏人在其历史地区被分成西藏自治区之前,就已很明确地表示,他们不乐意成为中国国家的一部分,渴望回到他们曾经掌握自己国家的日子。
当毛泽东最终于1976年9月去世时,他在政治上已经过气一段时间了。对于他的死亡,大众反应默默无声,足以证明了这一点,他明显无法确保自己政策的连续性,也是如此。与他在意识形态上非常接近的四人帮,在他去世后的一个月内均遭到监禁。
天一亮,士兵们就开始搜查房屋并抓人,与此同时,通过扩音器大声喊出指示。此前,他们拟定了一份包含10项罪行的清单。这些罪行包括攻占监狱、劫掠银行、袭击军事设施、强行进入安全部门设施、突袭火车、参与武装斗争。
该运动的第二阶段始于1967年1月初,当时权力问题浮上台面。毛氏中央知道,与前领导人刘氏的对抗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后者在北京处于困境,但在大多数省份仍然能依靠强大的盟友。为了决定性地将它消灭,造反派不得不夺取政权。由于作为比赛主要参与者的军队坚决拒绝介入,显然主席的新部队将拥有所需的一切回旋余地。上海在1月份发出了第一个信号。很快,所有市政当局和党委都被...
长期以来,西方有一个颇受推崇的传说:红卫兵只不过是1968年法国革命者的一个稍微更狂热的版本。四人帮倒台之后,一种说法在中国流传:红卫兵是一群政治投机者的地下法西斯主义帮手。但这种传奇式的说法远非事实真相。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年轻的红卫兵于1966年和1967年在社会其它阶层中盟友相对较少,而对他们来说,在北京的体育馆内抨击和批评党的领导人,甚至将他们折磨致死,却是何等容易。天津党的领导人和上海市长的案例也一样。后者被系在有轨电车抢修车的吊车上,并遭到毒打,同时宣布他宁死也不愿坦白任何事情。
一旦作出判决,囚犯就被送往劳改营,比如国营农场、矿场或工厂。在这些劳改营里的学习继续进行(但不那么紧张),囚犯偶尔会遭遇“批斗会”以提醒他们自己所处的位置,但至关重要的还是劳动。术语“劳动改造”中的“劳动”一词绝非虚设。按照一天靠两顿伙食来坚持12小时的能力,人们被分成等级。
任何认为指控有可能不成立或者受审者有可能被宣判无罪的想法,在该系统中都没有空间。在中国,人们不是因有罪而被捕,而是因被捕而有罪。所有逮捕都是由警方进行的。警方是由共产党领导、受毛泽东掌控的“人民政府”的一部分。
食物可以拥有什么力量──这是整个监狱系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快乐和最强大的推动力量。在引入定量配给作为审讯过程的一个正式部分仅一个月后,我就不幸去了草雾胡同(Grass Mist Lane)(北京最大的拘留中心之一)。
无法回归社会的监禁与刑罚系统大肆吹嘘的目标根本矛盾。该目标声称,要对在押者进行改造,并把他们转变成“新人”。正如让-吕克.多梅内克所指出的,该系统不断声称:“拘留不是一种惩罚,而是罪犯改造其习惯的机会。”安全部门的一份内部文件阐明了新被拘留人员面临的这一过程:“一个人只有在首先承认其做法是错误的情况下,才能遵守法律。接受和顺从是必须教给囚犯的头两堂课,他们必...
中国共产主义有很多见不得光的秘密,令人惊讶的是,它们长期都未引起世界的注意。巨大的集中营系统也不例外。有近1000个大型营地以及无数的拘留中心,但在这个人民共和国的诸多历史中,甚至在一些较为详细和近期的作品中,它们均未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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