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前不久一个中国藏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称他们的目的主要是增进交流、消除“误解”。他们所指的误解,主要是指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的误解。毫无疑问,这是目前中共费力折腾的“大外宣”计划中的一个步骤。笔者在接受BBC记者的采访中说,中国政府可以派大批代表团出国广为宣传,但他们却不许国内人民听到达/ 赖/ 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声音,这种做法加深了达兰萨拉和北京之间的不公平。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发现,在半个世纪前的反右运动里遭罪的右派们,其言行和命运,对今天争取自由民主的我们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类的经验是可以跨代传递的,人们需要通过回忆来构建历史,以指导今天和未来。
斯德哥尔摩有一处私人基金会的住房,其出租条件是:“该住房仅仅租给带孩子的单身母亲。”那处市中心地段的住房,其租金之便宜,几乎可以视为一半馈赠。其实,瑞典的单身母亲没有住房问题,不管她们是否有职业,政府住房补贴和其他福利,都足以让她们及其孩子住得宽敞舒服,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法国学者索尔孟所着的《经济不说谎──后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巡礼》很好读。读者不需要懂得高深的数理模型,就能在作者生动丰富的比较与分析之中,认识各国经济发展成败的原因。
冯正虎先生: 一两个月来,我们一直关注你在日本国门外露宿,为维护自己的回国权所做的抗争。十七年未曾回国,我们这样的异乡流亡者,对你的所作所为倍加理解和钦佩。
聆听周云蓬,不必要有一双音乐的耳朵,只要让我们易感的心,跟着寂寞的他一起去流浪。这位自九岁就失明的盲人歌手,1995年于北京圆明园开始卖唱生涯,像古代的荷马、高渐离等盲艺术家一样游走他乡。他的歌声如此悲怆:“这时我们离家去流浪,长发宛若战旗在飘扬,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山鬼》)
在诺贝尔家族里,有一串各国政治流亡者的名单。今年,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在流亡作家的获奖名单上增加了一位女性。
以暴力反抗异族统治,酿成血光之灾,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并不鲜见。自1745年清军横扫新疆,开始互相仇杀,两百多年间,国家暴力和民间暴力事件不断。今年7月5日在乌鲁木齐发生的“打游击”式的城市暴乱,是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流血悲剧。
小说家不是上帝,但他们却能在笔下还原过去的生活,重现甚至创造一个时代。常常会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活着的和死去的,老的或少的,美的或丑的,在小说家身边游荡。他们哭着或笑着,叫嚷着或沉默着,要求小说家再现他们的身影,并解释他们的时代与命运之谜。
感谢互联网,使我这个久居欧洲一隅的人,也有机会看到国内的文艺节目。前不久上海“满城争说周立波”的时候,我也好奇地欣赏了被称为“上海活宝”的周立波的表演。余秋雨曾高度评价这位滑稽演员,说上海“一百年也不一定能出一个周立波”。
莎士比亚笔下的暴君理查三世公开宣称,他要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歹徒;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屠杀民众的职业刽子手却赋予自己以“人民领袖”的称号。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熟读莎士比亚著作,又经历了两次极权主义——纳粹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统治,仔细观察了共产党独裁制度的运转,得出了这个结论:自命为 “人民领袖”的共产党,比理查三世那种暴君更虚伪,更具欺骗性。
深为人们爱戴的中国著名翻译家和学者董乐山先生,临死前留下一个令人震惊的遗言:骨灰不留在中国。董乐山的儿子董亦波在一篇题为《与命运抗争》的序文中告知世人:“1999年3月的一天,董乐山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带离祖国。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
220年过去了,法国大革命在它的故乡,已成为左派右派都推崇的光荣历史。当年前总统密特朗在其任期内遇上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这位左派总统在巴黎大兴土木隆重庆祝。后来的右派总统希拉克更有趣,他于2006年10月在中国访问时,把法国大革命的普遍价值,当作一件珍贵的礼物,送给要搞“河蟹”(和谐)社会的中国领导人。
那天散步时突然发现,我最喜欢的一幢临海别墅,已经让新主人给漆成果绿色了。记得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我们一家从香港来到波罗的海之滨。当时,那一幢富有瑞典特色的木屋尚是玫瑰红的,在大地覆盖白色冰雪的沉寂季节,特别亮丽夺目。而后几年,它曾一度是乳白色的。
将此书从法文译成中文的教授说︰“翻译索尔孟的书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书里的学问实在是太广博了。”作为受益于翻译的中文读者,笔者也感到隐隐的痛苦︰尽管世世代代比邻而居,我们很多中国人对这个博大丰富的邻国却所知不多。即使本人出国后曾到印度一游,也没有认真思考过印度文化对世界的意义。长期以来,一味重视欧美的我们轻视了印度,轻视了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邻国。
从未谋面的曾金燕给我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象,是瑞典记者从北京拍摄到的一个镜头。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曾说过:“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在经历过德国法西斯的残暴、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以及中国可怕的文革之后,世人都不能不承认,卡夫卡的作品貌似荒诞不经,却具有惊人准确的预言性,因此他被视为极权主义的预言家。
一年复一年,肩负藏民族使命的达赖喇嘛特使洛地嘉日前去中国谈判,原本年富力强的他已经两鬓灰白,皱纹满面。至今为止中藏八次谈判,每一次的结果都是零。在最近一轮会谈中,特使向北京方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北京给予藏人社区真正的自治。而北京方面照样是老调重弹,说西藏早已自治了,并谴责达赖喇嘛要求自治是“搞分裂”,搞“变相独立”。双方仍然是各说各话。
去阿里山和日月潭,是我筹划已久的一次旅行。十月底,趁着瑞典学校放秋假,我独自踏上了赴台湾的云游之路。
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我在异乡的山野海滨,寻找一些美丽的石头。我一向不屑自诩为“爱国者”,因为那可能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别名词,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句中国古训,我却没有忘记。
几年前我到台湾时,曾在风景优美的中央广播电台大楼前感慨万千。那一栋普通的乳白色大楼,就是当年以短波向中国大陆播送“自由中国之声”的地方。年少的我在文革时期,耳闻目睹了不少大陆人因收听“自由中国之声”和“美国之音”,而遭受批斗、监禁甚至被逼自杀的命运。人类追求真相的天性,是残酷的铁网也挡不住的。
一百多年前,诺贝尔的遗嘱继承人拜访瑞典文学院,希望瑞典文学院按照诺贝尔的遗愿,承担颁发文学奖项的任务。那时,文学院内部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院士反对接受这个额外任务,其理由之一就是,他们担心文学院成为一个世界文学法庭,因为不能胜任从而遭受很多批评,引出许多麻烦。
最初,胡佳的名字是和可哥西里的旷野,奔跑的藏羚羊联系在一起的。而后,我们看到这位年轻的牛仔走下青藏高原,走入千疮百孔的人间,和那些患病的、挨冻受饿的、含冤受屈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们在一起,分担他们的疾苦并为之抗争。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他抛下他所挚爱的妻女,带着日趋严重的肝硬化,走进不可测的黑暗囹圄之中。
由张丹红言论引起的有关德国之声的大争论,在德国引起广泛的讨论,进入更深层的思辨阶段。
那一天是法国人的嘉华年。八月十五日,巴黎隆重纪念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六十周年。一系列激情四射的活动,如重现当年人民夹道欢迎的入城仪式,大型演出、阅兵授勋、诗歌图片展览以及为死者鸣钟仪式,把人们带回到六十年前重获自由的狂欢时刻。
2005 年5月,我受“德国之声”和波恩中国学会的邀请,在莱茵博物馆参加了一个题为“文革——强制的遗忘”的研讨会。当时做我的德语翻译的,是一位风度良好、待人友善的年轻女性,她,就是最近因发表关于中国的言论被停止播音,从而引起轩然大波的“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
那天一个朋友来电说,这次奥运开幕式令他忆起可怕的文革。当年他作为北京的小学生,被迫参加大型团体操或舞蹈表演,用花环组成各种图案,向毛泽东敬献忠心。这种将政治艺术化的表演形式,体现的是失去个性的绝对服从,以貌似崇高的气氛展示党国的权威。
在大地震令人类陷入悲痛之时,诗人朵渔说:“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尽管如此,四川地震发生后,诗歌就如白色的雏菊,一夜间在各网站遍野绽放。这是因为,诗歌这种形式短小方便,适合人们即兴写作,及时表达他们与灾民同在的良知和哀伤。
化妆师的巧手可夺天工,他们运用各种化妆手段,将容貌有缺陷的人进行重塑,调制得美丽非凡。现代公关业也有类似化妆师的功能,公关人员利用传播等公关手段,行使宣传引导、形象管理等各种职能。在中国历代共产党人中,周恩来无疑是天生具有公关才能的人,他终其一生,以形象的魅力和应付自如的外交手段辅佐专制暴君,给中国带来过巨大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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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4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揽子援助计划,包括禁止或剥离TikTok法案。时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中国访问,国务院发言人回应了关于TikTok法案生效是否改变布林肯和北京会谈立场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