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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8日訊】 六月四日，在香港舉行的世界報業公會年會上，世界報業公會主席帕金森(Roger Parkinson)公開批評中國缺少新聞和言論自由。帕金森指出，在中國，至今仍有至少二十八名記者被拘禁。
帕金森仗義執言，令人敬重。可惜，帕金森的批評還未打中要害。帕金森舉出被拘禁的記者數目，試圖以此作爲中國缺少新聞自由的證據，然而，正因爲中國缺少新聞自由，外界不可能掌握到被拘禁的記者的完整數目，外界所能掌握到的數目多半是大大縮小的，所以它常常不能加強、而只能削弱批評的力量。
更爲關鍵的是，記者被拘禁的數目並不象乍一看去的那麽重要。那些抓記者抓得少的國家不一定比那些抓得多的國家更缺少新聞自由，有時倒恰恰相反。
我們知道，壓制新聞自由歷來有兩種辦法，一是事前預防，一是事後追懲。事後追懲意味著媒體在發佈新聞前不交政府檢查，這就大大增加了那些不爲政府喜歡的新聞得以公諸于世的機會，另外，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對那些它不喜歡的新聞實行懲罰的難度，因爲這些新聞已經公諸於世，政府要懲罰不能不找出一點說得過去的理由，顯然，政府不能爲它不喜歡的每一條新聞都找得出懲罰的理由，於是到頭來，政府不得不容忍很多它不喜歡的新聞，不得不容忍很多它痛恨的記者。而在記者和媒體方面，他們完全和當局鬥智鬥勇，一方面公開發佈那些讓政府頭疼的新聞，另一方面又讓政府啞巴吃黃連，找不出理由下手。再說，總有一些品德高尚的新聞從業人員，爲讓真理昭示于天下而甘冒風險，明知要受罰也在所不惜，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前赴後繼。這就逼得那些討厭新聞自由的政府抓不勝抓，關不勝關，有時甚至只好搞綁架搞暗殺，民國期間著名記者邵飄萍被暗殺即爲一例。政府暗殺新聞從業人員固然卑鄙，但政府墮落到不得不搞暗殺的地步，說明它沒有合法的手段直接控制記者和媒體，說明政府的權力受到限制，說明某種程度的新聞自由確實存在。共產黨治下似乎沒有記者編輯被暗殺的事例，因爲它還用不著。
相比之下，那些實行事前預防的國家就省事多了，尤其是在共產黨專制的國家。老式的專制政府對新聞實行事前預防的辦法是設立專門的新聞檢查機構，各媒體在發佈新聞前需將新聞交給它審查。共產黨政府不但設有它的新聞檢查機構(如各級宣傳部)，而且它乾脆把一切媒體都直接抓在自己手裏，派出黨放心的人去領導去把關。這等於加了雙保險。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讓党不高興的新聞壓根就沒有上媒體的機會，偶有漏網之魚也不必都去抓起來關起來，只消動用黨紀制裁和行政制裁差不多就足以解決問題了。網路的發明無疑增加了管制的困難，特別是網友自己上帖，事前檢查幾乎不可能，因此當局派出大量網路警察，一見到有“不妥”言論或消息立即刪除，必要時還可對上帖的網友事後追懲。在這種情況下，當記者的即便下決心“寧鳴而死”也很難如願，其結果往往是，死是死定了，鳴卻還沒鳴出聲。一個人可以不怕死，但他不能不怕死得無意義。如果你發現即便你冒著被抓被關的風險，到頭來還是鳴不出聲，你大概只好放棄鳴的衝動。你既然不鳴了，你也就沒有風險，也就不會被抓被關了。所以，在這樣一種對新聞實行嚴格的事前預防的國家裏，並不會有多少記者被抓被關。事實上，帕金森提到的那二十幾個被拘禁的記者有不少是在網路上或者在境外媒體上發佈消息而被拘禁的，這還是托現代高科技之福，托對外開放之福，否則，他們連這點“犯罪”的機會都沒有，那政府要抓的人很可能也就更少了。考慮到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爲那些在如此嚴密的控制下還爲新聞自由奮鬥不息的中國記者編輯們表示更高的敬意。
壓制新聞自由，事後追懲好比屠嬰，好比殺人。事前預防好比避孕。至於在網路上發佈“有害消息”而被政府迅速消除則好比一受孕就打胎，打得越快，看上去越不像是在扼殺生命。
由此可見，以記者被抓被關的數目去衡量一國中新聞自由受打壓的程度，不是很容易誤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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