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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7日訊】 鄧小平去世後，一個新的歷史機會開始呈現出來。
有一則流傳很廣的政治笑話，繼任人江澤民曾以駕車爲喻，請教鄧小平有關治國的政治戰略問題，鄧的回答很簡短：「打左燈，向右轉。」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質。
江澤民真正掌握大權後，表現出他並沒有超越鄧式戰略的魄力與智慧，不過，他仍想在歷史上留下一點自己的東西，於是，開始從外交入手探索自己的政治方向。他本人以及以經濟改革聞名的朱熔基總理組成的新領導集體，利用大陸市場作誘餌，擴展中共的國際地位。爲了回應國際社會的壓力，在此期間，北京先後以保外就醫名義釋放了魏京生和王丹這兩位最著名的異議分子到美國，並達成了江澤民與美國克林頓總統于1997和1998年互訪的願望。
在經濟與法制改革方面，在1997年下半年召開的中共第十五屆代表大會，確定了「以法治國」的方針，並開始了股份制改革。
北京的這種鬆動，源於幾個基本的因素：一是國際社會的外緣影響與壓力，二是國內的努力把中國引入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力量：其中部分是自由派知識份子；另一部分則是致富者需要引入國際通行的法律來保障自己的財産權；還有甚至是中共內部急於用經濟成就來使中共重獲統治合法性的人，而經濟成長與加入國際秩序是息息相關的。
在這種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下，自1998年春起，在北京的大學和學術團體開始掀起一場有關民主的爭鳴,知識份子要求限制共產黨的許可權。在中國思想政治領域,活躍的氣氛正在悄然興起。知識界重新引進和介紹自由主義思潮，建議政府接受源自西方的普遍人權標準。還有人公開提出中國需要像美國那樣,建立獨立的司法制度。在克林頓訪問時，北京電視轉播了他批評六四鎮壓的克江辯論。北京還先後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兩個聯合國最重要的人權公約。在1998年6月美國總統訪華時，中國杭州的異議人士甚至公開申請組織「民主黨」，從而使這一波活動達到高潮。
中國大陸出現這種所謂「北京小陽春」，顯然與鄧下平的去世、北京産生了新的領導集體、以及中美首腦互訪三個因素有關。
然而，這種寬鬆實際上是很有限並且是嘗試性的。主要限於體制內的學者和專家，絕對不允許獨立工會和民辦刊物等。一旦當局發現稍有失控迹象，馬上重返鎮壓的老路。事實上，克林頓總統剛離開中國不久，北京當局立即翻臉，對「民主黨」組党人士進行了嚴厲的鎮壓。這表明，江澤民時代的北京當局國內政策的變遷，實際上受到自身利益的局限和黨內保守力量的極大制約，除非改制，是不可能走得太遠的。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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