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0日訊】
“直到現在我才了解到一個哲學的論題﹐即一個重要的職位﹐顯赫的權威﹐
實為一種沉重的負擔。”
“我寧可居住在我的森林邊去放牧羊群﹐也不願意掌管像這樣的政府。”
1657年﹐克倫威爾58歲﹐作為政治家﹐這並不是一個衰老的年齡﹐他理應不該發出如此傷感的聲音。因此﹐不由得有人懷疑地說﹕“他一生的發展軌跡﹐可已說是一帆風順﹐1653年﹐當上了護國公﹐集政治﹑軍事大權于一身﹐應該志得意滿﹐為什麼會有如此悲愴的心﹖別的獨裁者的晚年是否也會產生類似的矛盾不安﹖”
信然。
秦始皇時代的李斯﹐在被腰斬于咸陽市前時﹐對他的兒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法國大革命時的丹東﹐當1794年春上斷頭臺時﹐徒然嚮往于貧窮漁夫得與清風明月為伴的悠閑﹔
而彼得大帝時代的權臣孟什科夫﹐失勢後被流放到遙遠的西伯利亞﹐在寒夜孤燈下﹐回首往事﹐不勝感慨唏噓。
不管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歷代的帝王將相在自己人生的後期總會吐露出這樣的嘆息。與其說是死前的覺悟﹐倒不如說是對自己一生所指定方向的徹底否定來得更為恰當。
對於這種感覺﹐吳和黃仁宇都有過比較具體的描述。
吳在《朱元璋傳》中寫到朱元璋在晚年“孤零零一個人高高在上﹐遍找週圍沒有一個人可以寄託心腹的”﹐“時刻警惕着﹐提心吊膽﹐不讓別人暗算”。
黃仁宇在寫萬歷的時候則更為詳盡地說﹕“這時﹐他感到空虛和煩躁。宮廷固然偉大﹐但是單調。即使有宮室的畫棟彫梁和其他豪華裝飾﹐紫禁城也無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複。每至一定的節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宮女﹐把身上的皮裘換成綢緞﹐又換成輕紗﹔又按照時間表把花卉從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葉打掃﹐御溝疏通﹐這一切都不能改變精神世界中的空虛和寂寞。在按着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艷羨的奇遇。這種冷酷的氣氛籠罩一切﹐即使貴為天子﹐也很難有所改變。”
據統計﹐中國古代611個皇帝中﹐病死的有339人之多。雖然沒有確切的證據﹐相信此中也應有相當一部份時因為權力頂端的孤寂與沉悶而死的﹐ 而像正德那樣飛揚的皇帝在禁宮裡早逝也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
想想看﹐皇帝在與自己的妻兒相見還不得不耐着性子接受他們的三拜九叩﹐即使難得有一個聚餐的機會﹐也不能夠像尋常的百姓一樣軟偎輕抱﹑笑罵無拘﹐而跟臣下之間的距離﹐那就更遠了﹐黃仁宇用平淡的語氣說出“至於皇帝親臨龍淵閣﹐那在本朝已是160年前的事了”﹐那就不僅是個事實的玩笑了。一笑一顰﹐莫不離規矩﹐整個的生活也不得不依照那些死板的制度而進行﹐沒有親情友情愛情﹐不允許按自己的喜怒哀樂去行事﹐權力和地位帶給他們的除了無上的支配之外﹐就只有這種死氣沉沉的感覺。
權力一方面給了他們把自己的一部份思想轉化成現實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拋給了他們捨棄個人慾望的要求﹐這個要求卻是如此沉重以致于沒有一個人可以完全做到﹐即使是以沒有私生活著稱的張居正也不例外。抱負和責任感的實現﹐需要以犧牲活生生的自由精神世界為代價﹐倘若意識到這一點的嚴重性﹐想必沒有幾個人會真心願意去承擔。事實上﹐之所以有那麼多的人會立下崇高的誓言來指定自己的道路﹐是因為他們只看到權力後下的光芒和驕傲﹐而沒有看到那後面所隱藏着的孤寂﹐他們不知道要坐在那麼高的位置上﹐就得忍受那麼冷的風﹐以及週圍單薄的空氣﹐
或許是真空。
不少人在中途退卻了﹐退卻的人是有幸的,他們自己也許會在以後看着那些高高坐着的人而追悔不已﹐可他們不知道﹐其中大半成功者的心裡只有比他們更沉﹑更深的追悔。
偶爾﹐也會有一些人﹐明知會有那樣的結果﹐卻仍執拗地追求着﹐因此即使他們在那萬米的高空冷得喘不過氣來﹐也會拼命地咬着牙苦撐﹐而不會一任地埋怨﹑追悔。
古龍在《多情劍客無情劍》的結尾說﹕“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目的﹐就要不顧一切去奮鬥﹐至於奮鬥的結果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快樂﹖他們並沒有放在心上。”
其實他是錯的﹐他們並不是不在乎﹐而是他們心裡的責任感不讓他們在乎﹐太高的責任感麻木了他們的身心﹐把他們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傻子”。所以﹐那高處的風是依舊冷﹐可他們卻是感覺不到那股刺人的寒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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