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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2日訊】有人把中國媒體稱為“一典兩制”：面對一個“非典” ，中國媒體在前后几個月中完全是兩個面孔，兩种做法，簡直像兩种體制。
在衛生部長張文康等被撤職，即中共高層決定重視非典之前，中國媒體對非典問題的報道方針基本是回避、隱瞞，既無公開報道，更無深入挖掘。但在中共高層做出決定之后，中國大大小小的報紙、電視、電台等，一下子好象變成另外一個人，几乎都把非典問題作為報道重點，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深入報道，不僅對疫情的發生發展，死亡人數等及時報道，還邀請專家學者專題討論，向大眾提供防治知識等。中國媒體目前這种對非典的公開化報道，明顯對控制疫情蔓延，結束這場危机具有重要意義。
從目前中國媒體對非典疾病的具有相當程度的專業化報道來看，中國的新聞記者是有新聞敏感，有深入報道、挖掘重大事件的專業能力的。但為什么在非典疫情去年11月發生、蔓延的長達四個多月里，中國新聞界對此不聞不問呢？中國新聞記者的新聞敏感和專業能力，怎么在几月前就沒有了呢？為什么中國媒體會“一典兩制”？
這就涉及到中國新聞的根本性問題，它體現在媒體和政府的兩個沖突上：一是媒體按照新聞价值取舍新聞，和政府把新聞當作宣傳之間的沖突。如果說記者按新聞价值來取舍新聞體現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具有“人民性”這個特點的話；那么就和党的要求、中宣部的指示所代表的“党性”發生了沖突。而在這种沖突中，明顯地，在非典疫情早期發生時，中國的媒體采取的是犧牲人民性，犧牲新聞价值，來迎合、服從政府所代表的党性。
為什么新聞界一定要這么做？這就涉及到第二個沖突，即所有權的沖突。按照新聞媒體的性質，它應該是獨立的，從財權、體制上都應該獨立于政府。因為一切新聞的本質都是第四權，是政府和權力的監督者。但中國的媒體恰恰在所有制上是國營的，是政府的一部份；記者是領取政府工資的國家干部。這种制度本身，就自然地扼殺了媒體的獨立，使它無法從根本上抗拒政府的要求和控制。
在非典疫情過去蔓延的五個月里，如果中國的媒體不被政府控制，或者記者敢于把新聞价值、人民性放在第一位，是完全可能拿到第一手新聞，打破衛生部的信息控制的。中國政府對非典的政策改變，很大一個分水岭是北京301醫院蔣彥永醫生給美國媒體寫信，反駁衛生部長張文康的謊言，引起國際輿論的重視，對中國政府构成某种壓力。蔣彥永醫生的信至少說明兩點：第一，中國的基層醫院是有醫護人員了解真實情況的；第二，他們是有勇气說出真相的。他們能給外國媒體寫信，當然可能會接受中國媒體的采訪。但現實卻是，沒有中國記者去基層醫院挖掘新聞。同時更明顯而嚴重的是，蔣醫生的信，在中國2000多家報紙上都無法發表出來，而且好象至今也沒有發表。
從中國媒體對非典疾病前后截然不同的態度，可以再次看出中國新聞的根本性問題，那就是共產党的新聞雖然歷來強調党性和人民性的統一，但每當党性和人民性發生沖突的時候，總是犧牲人民性來服從党性。因此，只有結束政府對新聞所有權的控制，結束這种“新聞党天下” ，才可能改變以党性扼殺人民性的新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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