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日訊】隨著7月1日臨近，美國報紙上關於香港的消息也多了起來。一位美國朋友問我，香港到底是怎麼回事，香港意味著什麼？我對這位並不太瞭解中國的事情，只能平時談談籃球的青年脫口而說，“香港意味著自由”。這句話對他可能太抽象，但對我來說，卻是那麼具體——
整整9年前的六月底，我第一次進香港，也是唯一一次到香港，那一天，我永遠難忘。
1987年初，我參與編輯的《深圳青年報》由於刊登了“勸鄧小平退休”的文章而被當局查封。我被迫檢查反省了6個月，並被禁止再從事新聞工作。解除反省後我申請到美國留學，當局又百般刁難。整整等待了16個月，才得到那本可以離開中國的護照。
踏上深圳和香港之間的羅湖橋海關那一刻，父親眼裏噙著淚水向我一遍遍地揮手，而母親無法承受目送我離別的傷痛，呆在家中。幾十個朋友，閃爍著深情和擔憂的目光，注視著我一步步地通過海關。因爲無法確定，當局會否在海關把我扣押。
20多米的海關通道，我好象走了幾年，伴隨著緊張、激動和離國別家的愁悵。我知道，就這幾十米的通道，不知有多少中國人夢想著跨越。因爲它是奴役和自由、屈辱與尊嚴的分界線。
我終於走到香港那邊的海關，雖然辦理過關手續竟用了五個小時，但仍然沒有取代我的興奮。當晚，我住在一位離港出差的朋友的宿舍。我無法入睡。也許是自由來得太艱難，太不容易，當它來臨時，反而難以相信它是真的。我一遍遍地問自己，“真的自由了？”
宿舍旁邊是一條鬧市街，我在這條街上來回走，我多想看到一個朋友，一個熟悉的面孔，和他一起分享我獲得自由的興奮和激動。望著大街上那些賣水果、蔬菜的小販和陌生人，我強烈的衝動是，想向他們喊一聲：“我自由了！自由了！”
晚風，是涼爽的；街上的燈光，是燦爛的；空氣，也濕潤並甜滋滋的。我漫無目的地在香港街頭來回走著，興奮地走著，一直走到下半夜。從此，香港在我記憶中定格成一個永恒的印象，香港意味著自由！
來到美國九年，經常有美國朋友問我感受。我告訴他們，最大的感受是，當街上警車呼嘯時，我毫無恐懼。因爲它是抓別人的。生活在自由世界，最大的感受是有保障感、安全感和自由感。
在深圳當記者時，曾看過一個“內參”，記載有一批內地的青年，用鉗子剪斷了被稱爲“二線”的廣州和深圳之間的鐵絲網（深圳和香港之間的鐵絲網被稱爲“一線”），鑽過去就高興地大喊大叫“自由了！”他們以爲到了香港。結果當然是全部被逮捕。七月一日以後，這樣的青年真的剪斷了“一線”鐵絲網到了香港，他們會面臨和以前一樣的命運了。
也許將來有很多中國人像我那樣有機會從大陸進到香港，但他們再也不會有我那樣獲得解放的感受了，因爲香港不再意味著自由，雖然它的經濟可能還會持續繁榮。
也許有人認爲這樣的看法太悲觀，理由是北京承諾了“一國兩制”，並保證“五十年不變”。但這些人如果有記性，瞭解一點北京政權的歷史，就會知道，中共的歷史其實可以簡縮爲四個字：言而無信。
讀讀毛澤東的“選集”一至五卷，幾乎每句話都說得頭頭是道，但共產黨做的正相反。在延安時，爲了打倒國民黨，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報告是“論聯合政府”，承諾勝利後要施行民主憲政，和民主黨派一起建立聯合政府。但打了天下，實行的卻是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毛澤東一個人專所有人的政。在“論聯合政府”中，共產黨承諾，要允許西藏、新疆和內蒙等其他民族“自治”。但共產黨掌了權，就強行對這些民族社會改造，繼而血腥鎮壓。從毛澤東的“反右”引蛇出洞，到鄧小平的”六四“屠殺，都血淋淋地證明共產黨是最不講信用的政權。
在紐約各界紀念“六四”八周年晚會上，達賴喇嘛的代表發言提到香港時說，我們藏人對北京的承諾有血的記憶：當年北京與西藏簽署了“17條協定”，保證西藏一切不變。但共產黨一條也沒有遵守。當藏人要求北京守諾時，中共就說藏人“暴亂”，派大軍鎮壓。據中共文件記載，槍殺了“八萬七千名藏人”，迫使近10萬藏民隨達賴喇嘛逃到印度。
居住在夏威夷，著有以香港爲題材的小說《九龍》的美國作家保羅．泰魯（Paul Theroux）最近在《紐約時報》撰文評述香港回歸問題時特別強調，在這樣的時刻，香港人一定要對共產黨的歷史有記憶。他說，“記憶在此刻有特殊的價值。”香港人想“避免羞辱的最好的途徑，就是要有長久的記憶。”
因爲泰魯和所有自由世界的人一樣，正眼怔怔地看到，在全世界的共産政權一個接一個垮臺，民主大潮席捲全球的歷史時刻，六百萬香港人卻要失去自由，對於崇尚自由的人來說，這是多麼令人心碎的事件。無怪達賴喇嘛說，“六百萬不是一個吉利的數位。”因爲被納粹殺害的猶太人是六百萬；被中共殖民奴役的藏人是六百萬；而今六百萬香港人又要被共產黨統治。
但有些中國人不這樣想。在他們眼裏，中國又多了一塊地盤，北京政府又多了一個統治的社區，那就是中國人的驕傲。在香港，那些懷著對共產黨的天真幻想，民族情懷淹沒記憶的人，正在歡欣鼓舞慶祝“回歸”。在美國，據說有1,200名被稱譽爲“藝術家”的中國人要組織巨大的歡慶香港回歸的慶祝晚會。連六百萬人失去自由都要慶祝，這是一個多麼弱智的群體！
這種“弱智”來自中國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向來強調的是群體、社會和國家，而不看重個人、生命和自由。如果說，西方的現代文明是建立在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價值之上，那麼，中國的文化價值正相反。這種臺灣作家柏楊所痛斥的國家利益至上的“醬缸文化”，加上共產黨鼓吹的所謂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發酵，就演變成這樣的現實：爲了釣魚島，一個沒有人居住、只有礁石的島嶼，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全球遊行抗議，那種規模、聲勢和人數，遠遠超過對有上千中國人被解放軍殺害的“六四”血案的紀念和對北京屠夫的抗議。這就是中國人的文化觀：視土地大於生命；視國家的利益高於個體的價值。
7月1日，在北京屠殺了學生和市民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將派遣一萬軍隊進駐香港，還有早已派進香港的多如牛毛的秘密警察和特務。在這樣的架勢下，那慶祝香港回歸的隆隆鞭炮鑼鼓聲，如同把六百萬香港人驅進監獄大門，那獄牆鐵門隆隆關閉的聲音。對於一直生活在自由之中的六百萬香港人來說，沒有什麼比這更痛楚的了，因爲他們正告別自由……
（原載《開放》1997年7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