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6日訊】最近一周中國大陸官民衝突持續升級，其中尤以重慶萬州事件為代表，數萬示威民眾與政府員警發生暴力衝突。與此同時，河南發生“今年以來最大礦難”，死難人數可能達到148人。無論如何分析萬州事件的原因，河南慘案事實上為中國民變提供了最為具體的解釋——被暴政、貧困和死亡逼迫得走投無路的“中國弱勢群體”，當和平上訪毫無效用，政府無動於衷並變本加厲予以鎮壓的情況下，“門前政治”可能走向“暴力革命”。在政治上，顯然政府應該對這一悲劇承擔責任。這一政治危機的表面化，也說明1989年以來的戒嚴體制已經徹底破產，中國社會正在為江澤民主義15年的犬儒統治付出代價。未來充滿了更大的不確定性。
從陝西榆林事件到重慶萬州事件
2004年10月初，“三岔灣全體3600多村民及周邊村莊15000多村民”發表了“致胡錦濤主席的緊急呼籲書”。該呼籲公開了剛剛發生在陝西省榆林市榆陽區三岔灣村一件令人震驚的案件。呼籲書稱：10月4日淩晨3點，陝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動1600多名防暴員警包圍該市榆陽區三岔灣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征地的該村村民，其中23名為婦女。在抓捕與反抓捕的過程中，員警開槍，到目前為止，受傷的農民50多人，其中重傷27人。此次行動的指揮者為榆林市市長王登記、市公安局長楊勇。陝西榆林事件僅僅是近年“門前政治”異變的代表性案例之一，它已經表明，中國當局面對越來越嚴重的民眾請願事件，已經開始動用暴力手段加以鎮壓，“穩定壓倒一切”在“執政能力建設”的旗幟下捲土重來。
陝西事件塵埃未定，重慶萬州再度爆發流血事件。事件大致經過如下：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慶萬州民工余繼奎因不慎弄髒路人曾慶容的衣服，被曾的丈夫胡權宗用扁擔打斷腿部。胡自稱自己是公務員，出了什麼事花錢可以擺平。事件由此引發眾怒，數萬人到萬州市政府門前抗議，萬州當局派出上千防暴員警進行鎮壓，民眾則用磚頭石塊還擊，並焚燒多輛警車、政府大樓及消防車。官方報導稱胡權宗的真實身份只是一批發市場的臨時工，而有線民則指打人者是當地國稅局局長。有目擊者給《議報論壇》投書稱：當時“政府後門已被扯開，石頭跟流星雨一樣往裏頭砸 ，……在一陣起哄聲中，群眾沖進後門大約5米，前方的人就被武警打出來了……一團火把政府後門的車子點燃……中國所有媒體對萬州事件避而不談，在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人民日報網於10月20日宣稱萬州事件“事態已經平息”。但法新社報導說，星期四，警方說局勢已經得到了控制，但是目擊者說在市中心仍有小型的抗議；與此同時，重慶騷亂後警方逮捕了40人。
幾乎與此同時，10月22日上午，安徽蚌埠萬名退休工人集會示威。現場目擊者張林說，至7時40分，數千工人開始佔據道路，阻斷交通。最高峰時達到萬人。直到中午時分，交通仍然斷絕。張林說，蚌埠紡織廠是蚌埠市大型骨幹企業，僅退休工人即達萬人。紡織行業被稱燻地上煤礦，女工的辛苦程度可以和礦工相比。尤其是布機車間的擋車工，長年累月在強噪音環境中長時間工作，普遍患有各種行業性疾病，但是當局卻長期拒絕承認這是一種職業病，拒絕給以特別醫療保障。據示威者表示，此前幾天，合肥紡織廠的數萬名退休工人已經進行了一次成功的示威，迫使合肥當局增加了退休工人的工資。示威者普遍認燻，面對由貪官污吏組成的政府，只有抗爭才能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
上周另外值得一提的騷亂事件還包括：2004年10月22日晚6時許，長春市二道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近百名工作人員在經緯南路拆除一有安全隱患的違章建築時，遭到附近400余名居民的圍攻，導致行政執法局近50名工作人員不同程度受傷，其中2名執法人員傷勢比較嚴重，隨後被送到中日聯誼醫院進行緊急救治。該報導說：“就在執法人員對玉龍食雜店屋內的物品進行清點及向外搬運時，百余居民從各自家裏湧出來，手持鎬把、木棍、鐵鍬等圍向執法人員。”不過有民眾稱，他們也被“執法人員”所打傷（東亞經貿新聞）。同日，《金陵晚報》報導：“南京發生大規模醫患衝突 數十人封堵沖砸醫院”。最後，來自“議報論壇”的消息稱：2004年10月19日下午2：20左右，在安徽省廬江縣政府前廣場，幾百名防暴員警對手無寸鐵的上訪老百姓大打出手，造成60多人受傷，其中28人受重傷，住在巢湖市第二人民醫院接受治療。
中國的專制冰山已經四面楚歌，能源危機和經濟危機造成了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門前政治已經成為中國政治全面危機的象徵。有報導說，2004年3月到5月以來，全國25個省市的農民約有2000余萬人參與規模性示威、遊行、集會。可以想見，軍隊和員警力量將成為維護穩定的經常性力量——這恰恰是“緊急狀態法”制定的真正背景。
從重慶事件到河南慘案
2004年10月20日22時47分，位於河南新密市的鄭煤集團大平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井下446名作業人員中有298人逃出，148人被困井下。截止本文發稿，官方已確定77人遇難，還有71人生死不明。不過有關當局承認，這71人生還可能性極少。在我看來，河南慘案為重慶民變提供了一種深刻而具體的解釋。只有在走投無路的社會裏，人們才可能在死亡線上討生活——而在死亡線上掙扎的人們，完全可能“揭竿而起”。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
3年多來，“不寐之夜”網站每天對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關注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反應。國際輿論開始重視中國每天發生的這些生命悲劇，上週一次國際會議上曾有專家指出，中國每年至少有80萬人死於生活和工作的不安全。2004年10月22日，中國《瞭望東方週刊》幾乎完全以“不寐論壇”的方式報導了河南大平礦難，該報導的題目是：“天災難掩人禍”。《瞭望東方週刊》的文章說，瓦斯突出是造成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而鄭煤集團大平礦存在著安全管理方面的漏洞難逃干係。大平煤礦幾年來不斷發生各種事故，隱患頻現。安全監察部門曾多次督促其整改，消除隱患，但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該文指出：煤礦事故是“經濟快速發展下的新問題”。該文最後以我們熟悉的方式公佈了“一年來中國部分重大安全生產事故”，這些事故不寐論壇已經做過充分的報導（現在“議報論壇”正繼續這方面的工作）。這些事故包括：
●2004年10月20日21時20分，重慶松藻三聯煤業公司逢春煤礦發生瓦斯與煤層突出，死亡6人，失蹤7人。
●10月20日上午6時許,河北武安市德盛煤礦發生特大透水事故，失蹤29人。
●10月4日下午3時40分許,廣西壯族自治區欽州市浦北縣石水鎮長嶺爆竹廠發生特大爆炸，死亡32人,失蹤1人,受傷53人。
●9月4日16時0分, 貴州畢節地區金沙縣城關鎮安得勝煤礦井下發生瓦斯爆炸，死亡10人，失蹤1人。
●7月26日17時10分，湖南省婁底市漣源市安平鎮銀廣石煤礦，發生煤與瓦斯突出，死亡16人。
●6月15日16時50分許，陝西省黃陵礦業公司一號煤礦發生瓦斯爆炸，死亡21人，失蹤1人。
●5月13日23時23分，黑龍江省七台河(精煤)集團公司新興煤礦發生瓦斯爆炸，死亡12人。
●5月11日8時30許，山東省臨沂市莒南縣阜豐發酵公司生物工程園因酒精罐起火爆炸，死亡10人，6人受傷。
●5月5日11時30分，鄭州市陳砦冷庫貨架倒塌，死亡15人。
●4月22日16時10分許，山東省菏澤市曹縣常樂集鄉焦村廟行政村發生非法生產煙花爆竹爆炸，死亡14人。
●4月15日19時許，重慶天原化工總廠發生氯氣洩漏，次日17時57分發生爆炸，9人死亡和失蹤。
●4月13日19時20分, 湖南張家界市桑植縣上洞街二戶坪村鞭炮廠發生爆炸，死亡10人。
●4月8日20時，廣東省揭陽市榕城區仙橋街道中潤鋼鐵有限公司因基建施工移動工棚，不慎接觸一萬伏電線，導致現場施工人員觸電死亡12人，受傷3人。
●3月12日8時17分, 貴州畢節地區畢節縣楊家灣鎮華祥煤礦發生瓦斯爆炸，死亡14人。
●2月23日，黑龍江省雞西市梨樹區雞西煤業公司百興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死亡37人。
●2月15日11時25分, 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廈發生特大火災事故，死亡53人，受傷68人。吉林市委副書記、市長剛占標引咎辭職，吉林市副市長蔡玉和，給予黨內警告和行政記大過處分。
●2月11日11時35分, 貴州六盤水市鐘山區汪家寨鎮尹家地煤礦井下發生瓦斯爆炸，死亡25人。
●2月5日，北京市密雲縣在舉辦迎春燈展過程中發生人群踩踏事故，死亡37人，受傷37人。
●2003年12月30日，遼寧省鐵嶺市昌圖縣發生煙花爆竹爆炸事故，死亡38人。昌圖縣安全環保彩光聲響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陳繼誠、經理尤濤被逮捕。
●2003年12月23日22時15分，重慶開縣西南油氣田分公司川東北氣礦羅家16H井發生天然氣井噴事故，死亡237人。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總經理馬富才引咎辭職。(《瞭望東方週刊》記者賈葭整理)
需要補充的是，上述統計不包括這一案例：10月22日9時10分，貴州省黔西南州貞豐縣挽瀾聯營煤礦（鄉鎮有證）發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這起事故共造成１５名礦工遇難，井下和地面人員５人受傷，１人傷勢較重。此外，新華網１０月２３日說，河北德盛煤礦全力29名井下工人生還可能極小。
《聯合早報》同日發表了一篇報導，披露了中國底層人民悲慘的“生存權”狀況。該文說，中國礦工死亡率全球最高。煤仍舊是中國當前主要的能源，煤占總能源百分之六十左右。有關方面為了能源生產不考慮工人安全。該文轉引中國官方統計說，去年地方煤礦事故死亡人數達到五千八百一十三人，平均每天死十四人，煤礦災變率和礦工死亡率高居世界第一名。“實情比專家警告還驚人。這一悲慘數字的背後，反映出大陸煤礦安全形勢嚴峻以及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礦工血淚。”
河南慘案代表了大陸底層民眾的生存真相，它不是個別案例而具有普遍性。貧困和死亡的威脅導致了普遍的政治憤怒，這是理解重慶民變的一把鑰匙。在中國，由於普遍的社會怨恨，社會危機一方面表現為“馬家爵事件”和“胡文海事件”，另一方面就表現為重慶事件。這些政治衝突的背後則是千百萬家庭在暴政、貧困和死亡威脅下的掙扎與煎熬。毫無疑問，由於江澤民主義十五年的戒嚴統治，今天中國社會和平轉型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中國已經並正在喪失政治機會，而能源危機正在“幫助”“政治危機”抗拒中國社會的理性轉軌。不過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知識份子似乎沒有真正對此提出建設性的應對：新左派為這種前景煽風點火，而自由派仍在哈耶克加孔子（另外一種版本的“林彪孔老二”圖示）的框架內進行紙上談兵——問題不在於是否參與社會活動，而在於純粹理性是否是真正的理性。
從“四二六社論”到“各界人士語重心長”
事實上自由派知識份子侈談中國需要“保守主義”的時候，中國當局正在充分實踐著的“保守主義”。如果說“保守”是民間學術語言，“穩定”則是官方的政治語言。面對重慶事件，自由派看到的是“緊急狀態法”如何具有“憲政性”，而北京當局則已經開始在“緊急狀態”下復辟戒嚴狀態——當重慶的戒嚴部隊成功平息了萬州反革命暴亂之後，四二六社會“緊急”降落在“三峽都市”上空。
人民網在10月20日首先用四二六社論的腔調談論重慶事件。“人民網重慶10月20日電記者范偉國報導”中，再次使用了“被個別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引發了一起嚴重的群體性事件”、“不明真相的群眾”、“一些人聽信謠傳，使事態趨於複雜化”、“在少數人的煽動下”這樣的語言。不過《三峽都市報》和“三峽傳媒網”的社論特別體現了“四二六精神”。
三峽傳媒網訊：萬洲安定團結來之不易——各界人士語重心長：大家都來珍惜和維護它。三峽傳媒網訊：10月20日，記者就“10.18”突發性群體事件，隨機採訪了萬州區部分民主黨派、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他們表明了對事件的態度、看法和立場，認為萬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來之不易，需要大家來珍惜和維護。該文採訪重慶“各界人士”包括：重慶市工商聯副會長、萬州區工商聯會長杜邦夔、中國民主建國委員會萬州區委員會主委謝純孝、九三學社萬州區委主委周伯安、重慶市人大代表、米妮公司總經理王士惇、萬州區政協委員易繼雍等。這些花瓶是這樣“表態”的：
——萬州群體事件影響了萬州區黨政機關正常工作秩序，影響了市民正常生活秩序，給萬州的對外開放形象帶來了不好的影響，令人痛心疾首。萬州要發展，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穩定、和諧的環境。要求大家正確對待，不信謠、不傳謠、不參與、不圍觀，共同維護穩定的社會局面，共同維護萬州的穩定（杜邦夔）。
——“10.18”突發性群體事件發生後，區委、區政府及時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平息事態，努力維護了萬州的穩定。事件發生後，萬州民建及時召開了會議，傳達了相關精神，同時通知到黨派支部和每一名成員，要求大家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不圍觀、不參與。我們萬州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形勢和萬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來之不易，我們的廣大群眾就應該努力來維護它。我們民主黨派堅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為萬州的發展獻計出力，努力為萬州社會穩定作出貢獻，所以要求所有成員堅持工作崗位，在所在單位做好圍同志的工作，在家庭做好家人的工作，在社會做好親戚朋友的工作，把我們的思想統一在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中去，把我們的行為規範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上來，為完成萬州改革、發展、移民、穩定貢獻力量（謝純孝）。
——從整個事件的發展來看，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多，在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煽動下，造成了突發性群體事件，它破壞了萬州的社會穩定，破壞了社會秩序，也破壞了法制，所以萬州區委、區政府採取了正確、穩妥的果斷措施平息，維護了全區人民生活、生產秩序，而且只有這樣做才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九三學社對區委、區政府的正確決策表示支持和擁護，而且始終和區委、區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九三學社全體人員在這次事件中，無一人參與，體現了民主黨派人員的良好素質，以及渴望安定團結的良好願望。（周伯安）
——中國的傳統是和氣能生財，我們大家是孔子的後生，多學學孔子的思想，學深、學牢固、學善意一點，把更多的時間用去多學習、多鍛練，提高自已，可能就不會出現“10.18”突發性群體事件。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渺小，要依靠集體、依靠社會，依靠當地政府，離開了集體、社會、當地政府，一個人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作不了任何事情（王士惇）。
與此同時。《三峽都市報》報導了萬州官民載歌載舞的繁榮景象。三峽都市報記者馮浪濤報導：10月21日上午，中共重慶市委常委、萬州區委書記馬正其，區委副書記、區長吳政隆先後來到高筍塘商業廣場，與在此晨練、休閒的市民們親切交談，傾聽群眾心聲，共話萬州發展。廣場上大家載歌載舞，馬正其書記、吳政隆區長邊走邊看，時而駐足停留，時而與群眾打招呼，親切交流，其樂融融。看到此情此景，馬正其書記、吳政隆區長非常高興，不斷的向市民問這問那，市民也向他們頻頻致意問候，歡迎他們的到來。歡快的夜色像惹人的秋菊，悄無聲息地四處綻放……這篇報導沒有任何血跡，它是由這些詞構成的：“深藍的夜空是那樣的高遠”、“商業廣場上人聲鼎沸”，“跳著節奏奔放的健身舞；打著慢悠悠的太極拳；相戀的人兒靜靜地依偎在一起，享受著人間的愛；追逐嬉戲的夥伴們，臉上寫滿幸福快活；老年人牽著孫兒，天倫之樂溢於言表……環繞廣場四周的一叢叢花草蔥綠濃密，在燈光照耀下抖動著閃光的葉片。望江路小學三年級8歲的小朋友蒲軍，正在跟他母親捉迷藏，小朋友沿著花台跑了一圈又一圈，最後還是被母親捉住了，母子倆手拉著手留下一地歡聲笑語。……”文章結尾說：在偌大的高筍塘商業廣場上，格外惹人注目的是鄰近新城路的一角，至少那裏有500人聚集，正在一名人士的指揮下，自發地齊聲高唱《邊區的太陽紅又紅》、《我的祖國》等革命歌曲。歌聲高亢激昂，感人肺腑，很多人熱淚盈眶，愛國、報國氣息澎湃蕩漾。大家稱這裏是“萬州的激情廣場、歡樂的海洋。”……
不過“萬州的激情廣場、歡樂的海洋”是靠刺刀來維持的。三峽傳媒網10月20日報導：萬州警方公佈“10.18”事件重大案例，司法機關將嚴厲打擊典型違法犯罪行為。該報導公佈了“10.18”事件中的“犯罪”名單，重慶方面正在進行秋後算帳。
從緊急狀態到正常狀態
萬州事件無疑加強了中國當局頒佈“緊急狀態法”的決心。中新網10月22日電：據《新京報》報導，昨天，國務院法制辦舉辦了《突發事件與緊急狀態處置法》國際研討會，向國內外專家徵求意見，並重點聽取歐洲國家法律專家對各國緊急狀態立法的經驗的介紹。據不願具名的參會專家向記者透露，《突發事件與緊急狀態處置法》近期已正式形成討論稿。該文還說，昨天的國際研討會沒有邀請媒體參加，主辦方希望辦成一個純粹的內部研討會，記者偶然得知該資訊後請求旁聽被主辦方謝絕。應邀參加昨天會議的專家都是國內行政法學的權威專家，包括中國人民大學莫于川教授、北京大學姜明安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莫紀宏研究員、中國政法大學馬懷德教授及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專家。該文轉引中國行政法學會副會長楊海坤教授的話說，對付突發事件，必須動員國家和全社會的資源和力量，必須有一整套對付緊急情況的應急處理機制。這是世界很多國家的做法。專家建議，應當在總結國外緊急狀態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在憲法中明確規定緊急狀態制度，同時儘快制定統一的緊急狀態法，規定統一的緊急狀態下的政府應急機構和應急機制。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戒嚴體制正在“法制化”。不過令人費解的是，此前，中國一些有自由派色彩的媒體、專家卻從“緊急狀態法”中看到了“憲政”的徵兆。一些評論普遍認為，SARS危機加快了《緊急狀態法》的制定步伐。2004年年初，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修憲建議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緊急狀態”憲法條款。其後，緊急狀態法已經作為憲法相關法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正式委託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起草《緊急狀態法》的專家建議稿。一些“專家”稱，中國制定緊急狀態法至少有兩個方面是基本動因：第一是危機事件頻繁出現，成為影響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最重要的不確定因素。第二是過去的危機處理辦法有缺陷。而國際社會通常所說的“緊急狀態”，一般是指因自然災害或社會動亂引起的，足以影響全體公民，並對整個社會的正常秩序、公共安全構成威脅的特別危機或危險局勢。
儘管專家們也提到，“如果政府把危機時的措施變成常態措施，這是違憲的”，“憲政之道”在於“嚴防緊急狀態權濫用”，“要警惕魏瑪憲法的失敗；這一憲法沒有有效的條款來防止出現希特勒現象。納粹上臺的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魏瑪憲法裏關於‘緊急狀態’的條款。”但是，總提說上，人們似乎普遍贊同《南方週末》的說法：《緊急狀態法》是非常時期的法治盾牌（2004年1月15日）。我也看到我所熟悉的一些“法學專家”或自由派精英贊同這種“憲政進步”。
我們不需要指出中國的緊急狀態法主要是用來對付“重慶事件”的，而這種應對是為了限制政府鎮壓權力，還是為了賦予鎮壓權的合法性以及合憲性，這都不需要討論。需要討論的是，中國制定“緊急狀態法”的背景完全是顛倒性的。人們必須明白，緊急狀態法主要是用來限制公民權利的，而不是用來限制政府權力的——而中國，剝奪公民權力以及政府權力不受限制，一直是一個既定事實。換言之，一個社會如果處於“正常狀態”，它需要“緊急狀態法”，這正是“專家們”廣為引證的“英美等過也有《緊急狀態法》”的原因之一。但是對於中國來說，中國社會一直處於“緊急狀態”之中，它從來不缺乏緊急狀態下的專政措施，它唯一缺少的是如何去掉憲法的偽飾性條款，把專政措施“法治化”。把戒嚴狀態和緊急狀態區別開來，至少對中國沒有太多的現實意義，二者唯一的區別是，1989年的戒嚴是李鵬在大會上（違憲）宣佈的，今後對重慶事件則不需要開會宣佈，“法律”支持員警可以直接在政府門前開槍。
對於一個一直處於“緊急狀態”中的國家，他不是需要緊急狀態法，而是需要“正常狀態法”——重慶事件恰恰不是緊急事件，而是要求正常狀態的人民運動。那麼為什麼說中國一直處於“緊急狀態”中呢？首先，軍事革命的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建立一個軍事統治的社會，這個社會從來沒有進入理性社會或正常化社會。其次，鄧小平和江澤民“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把革命社會變成了“戒嚴社會”，這個社會同樣抗拒正常化。最後，因此，中國社會一直呈現著“緊急狀態”下的主要政治特徵。
一位法學者說，緊急狀態最重要的特徵是：政府可以行使行政緊急權力，而緊急權力的行使則往往對應著對公民權利的限制。概括來講，緊急狀態下對公民權利限制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對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2）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的限制、（3）對財產權的限制、（4）對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限制、（5）對選舉權、被選舉權、政黨權利等政治權利的限制，等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公民”的上述權利一直在被限制之中。在這樣一個真實的背景下，“憲政主義”諂媚和移情“緊急狀態法”，這是莫名其妙的。而在一個已經喪失了公民權利、並生活在“希特勒現象”中的國家裏，一本正經地討論如何在制定“緊急狀態法”的時候“考慮警惕希特勒現象”，這是愚蠢的，更是偽善的。
緊急狀態法不可能維護公民權利，它只是給“鎮壓能力”提供了法律上的便利。它也不可能徹底拆毀從重慶到梁山的悲劇性道路。它只是在這條道路上設置了一個員警關卡，那裏的槍聲和大棒，連同遠處河南慘案裏的死亡，將持續不斷地推動“門前政治”的生長個變異。理性再度陷入無可奈何、被現實拋在後面的尷尬境地。但理性即使無法將“門前政治”物件化，至少在這一點上是清楚的：中國當局的倒行逆施和一意孤行，是所有政治悲劇的根本原因。一個堅持毫不妥協、堅決不放棄暴力鎮壓模式的政治，幾乎沒有人能阻止它被暴力滅亡。至於中國社會的和平前景，祈禱就成為“社會關懷”之後的精神出路。
2004年10月23日星期六
－－轉載自《議報》第169期
(http://www.dajiyuan.com)
